从应对东北鼠疫看晚清卫生防疫机制

1910年至1911年发生在东北地区的鼠疫,是清王朝在最后十年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都造成了重大的人员财产损失。在这次疫情中,清政府先后通过封锁水陆交通等方式将疫情阻隔在山海关外,其后派遣以伍连德为代表的专业医师前往东北指导抗疫工作,并采取封城隔离、建立专业救治医院、颁布防疫法规、宣传卫生知识、消毒清洁、除鼠等防疫措施,在四个月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通过研究清政府为应对东北鼠疫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可以对晚清的卫生防疫机制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广澳铁路准办前提与原则的确立述论

在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大背景下,国小力弱的葡萄牙也企图建立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为此葡方在1902年中葡增改商约谈判开始时向清政府提出建筑广澳铁路的要求。中方以葡方同意在澳门地区设立海关分关为准办广澳铁路的前提,以“不入约”“订合同”为准办广澳铁路的原则,中葡双方经过交涉,1902年10月,互换了关于中葡铁路公司建筑广澳铁路的照会。广澳铁路准办前提和原则的确立是对葡萄牙拓展澳界和建立势力范围图谋的抵制。铁路问题不入商约并非只针对葡萄牙,而是清政府在辛丑和约以后与各国进行商约谈判中确立的基本原则,意在防止在对中国的铁路利权争夺中“各国援以为请”。事实表明,当时的清政府并不是毫无条件和原则地同意葡方建筑广澳铁路的要求,葡萄牙政府不满意这种交涉的结果,因此才会有1904年中葡商约的继续谈判。

论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朱德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萌芽

朱德是新中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及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其数十年的从军生涯中,他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朱德的一生,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他接触军事、进入正规军校的第一站。自1909年起,朱德投笔从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严谨自律”教风的熏陶与师友的启迪下,他勤学苦练、成长进步。人民军队建立后,朱德更加重视在军中开展政治工作,不断形成了独特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其核心包含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官兵一致平等、严格军队纪律和制度、强化军队思想建设等多方面内容。这既是朱德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情相结合而作出的正确判断,也与其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所积淀的深厚军事理论和丰富实践经验密切相关。

张之洞入枢与丁未朝局

光绪三十三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爆发激烈政争,慈禧太后借机调整朝局,调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处,此举基本奠定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年的政治格局。张之洞入枢的动因,时人及后世学者多认为是出于慈禧制衡袁世凯起见,但事实上内情复杂,与当时满汉矛盾的激化、国步艰危的朝政有着密切关联。有关此事的台前幕后不乏风闻,折射出光宣之际的政治网络与权力运作的复杂样貌。在各方寄望瞩目之下,张之洞反而对入京觐见游移观望,满汉矛盾、派系纷争、新政分歧、地方事务、京内起居均为其考量因素。结果如其所料,初入枢垣,虽竭力周旋,却难以平衡朝局,终陷入窘境。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

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倾向,即国家(state)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展,而民间则一再退缩。勾勒这一倾向在清季的兴起和推进。简述国家由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侧重"国进"冲击下社会的巨变,特别是以"道"为依据、以士绅为主导、以公产为基础,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公领域,在国家步步进逼下被迫淡出。造成一个根本的转变,即很多过去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落到国家头上了。在国家和社会各自及相互的转变中,国民也面临着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不能不重新定位其与国家、社会的相应关系。这一仍在进行中的变化进程,也明显受到"国进民退"的影响。

“代耕农”现象的经济分析——以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为例

"代耕农"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产物。推算结果显示,至2004年我国有"代耕农"约75万人,占农村流动人口的9.46%。本文以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的"代耕农"为例,比较了"代耕农"、在家务农和农民工三种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的成本与收益,发现"代耕农"至少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次优选择,对于年龄偏大、缺乏务农之外其他技能的人来说,甚至是最优选择。这种在利益驱动下与短期土地租赁合同连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一方面能使人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土地被过度使用。政府应在明晰土地产权的基础上,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并为"代耕农"融入当地社会创造条件。

晚清新政时期的反地方自治风潮

晚清新政时期 ,清廷决定在全国城镇乡推行地方自治 ,作为民权政治的基础。但是 ,新政时期从上而下推行的地方自治在中国乡村遇到强烈的抵抗。本文分析了新政时期农村反地方自治风潮的复杂历史内涵 。

近代中国城市的底层民生与市政冲突——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探析

从古至今,摊贩一直作为社会上最底层的商业群体而存在。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摊贩群体因与市容、交通之悖而时常遭受市政当局的整顿、打压和取缔,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选择了隐忍避让。然而,当遭遇生存绝境时,摊贩也会发起激烈的群体抗争行为,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即是底层民生与市政冲突的结果。曲意误解和匪徒煽惑是此次摊户风潮发生的重要原因,但究其根本还是市政当局内部管理不善所致。风潮致使整个城市混乱不堪,人心惶惶。最终,市政当局和商会联手,采取安抚与镇压的双重手段平息了此次风潮,地方社会重获安宁与秩序。然而,摊贩一贫如洗的境遇未得到根本改变,随着斗争智慧的日臻完善,他们还将与市政当局进行更深层次的博弈。

清末巡警部与高等巡警学堂

庚子国难,联军的“铁蹄”踏遍京城,京畿各处一片混乱,而此时兼管京师地方治安事务的步军统领衙门等机构陷于瘫痪。日本借机干预中国警政,并操纵警察教育权。巡警部成立以来,各部堂官费几经周折,始将警察教育权收回。

1920年前后废督裁兵运动中的商会与孙中山

自辛亥武昌起义之后,督军制度逐渐形成,袁世凯死后益形恶化,成为中国内乱和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到1920年前后形成以废除督军制度、裁减军队为目的的"废督裁兵"运动,并以此为救国之方。在这一运动中,主要的介入者有军阀、商会,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派,他们虽然各有动机,但亦互相促动。其中商会的活动是民众废督裁兵运动的中坚力量,不仅乘军阀的表演顺势而进,而且与孙中山的号召彼此呼应,既敦促军阀政府有所举措,也声援孙中山持之以恒,从而为国民革命的兴起做了前期的社会动员。

“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

“辫子问题”和清朝的建立与灭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军入关 ,以惨无人道的留辫运动建立了在全国的绝对权威 ,进一步使中国专制社会传统的泛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广泛传播。反清的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辫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 ,“辫子问题”成了革命党人推进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民初涉及全国的剪辫风暴 ,则成了辛亥革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和追求个性解放、推进民主共和不自觉地联系在了一起。和清廷的留辫运动相比 ,民初剪辫风暴的最大特点是相对自由。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

有关光绪皇帝的死因,近代以来不少笔记、野史认为系遭谋害而死。对此,还是需要依据可信的材料,特别是像清宫档案以及当事人的日记、信札等原始文献来综合考察。时任军机大臣鹿传霖、军机章京许宝蘅以及内阁侍读学士恽毓鼎都有日记传世,对光绪、慈禧之死的记载可互为补充。种种迹象表明,光绪帝应系病死无疑。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 ,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 ,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 ,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 ,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 ,以中学比附西学 ,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 ,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 ,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 。

“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确立与渊源论析

“五族共和”思想是1911年武昌起义时湖北各界人士提出并议决的。同年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以五色旗为国旗。1912年孙中山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向海内外宣布了“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张。“五族共和”思想源自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立宪派的“大民族主义”和“五族国民统一”思想。

缠足的野蛮化:博览会刺激下的观念转变

原本被视为文化象征的缠足习俗,在近代逐渐变成了野蛮的国耻。这一重大观念转变与20世纪初大坂、圣路易博览会列妇女缠足为野蛮之俗的刺激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已有部分与西人接触较多者以缠足为耻,但更多是个人观感。在博览会事件的刺激下,这一观感逐渐上升到国体和文明的高度,并使耻辱情绪发展成为集体舆论,确立了缠足野蛮的观念。进入民国以后,"博览会耻辱"仍是个挥之不去的记忆。

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江苏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主观上反对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控制革命并促进革命在全国的成功;在"二次革命"时背离革命,加速了"二次革命"的彻底失败。江苏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的政治活动,加速了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但在辛亥革命后支持袁世凯则埋下了帝制复辟的隐患。

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

至清季, 明末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地位起伏已历 200余年, 尤其是在光绪末年, 围绕着三大儒从祀孔庙的问题, 朝野上下引发一场激烈争论。他们的地位变化与从祀的过程蕴涵了晚清学术变迁轨迹和思想领域异常活跃的变动, 透露出区域文化权力凸显自身的努力、官方维护正统权威的时代需求以及不同权力间的互动机制。围绕从祀这一事件,展现了不同阶层、权力集团之间以及同一阵营内部对传统的不同诠释与对象征资源的争夺。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边疆危机

辛亥革命前后 2 0年间是中国边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由直接侵占演变为物色、培养民族分裂势力 ,策划“独立”分裂中国。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都采取了一些应变政策以图自救 ,但实效甚微。第三次边疆危机为后来留下许多边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