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的党内救济及其困境

中华革命党时期,救济生活困难的海内外党员是孙中山难以轻视的经费支出。这既缘于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府严厉打击革命党的客观环境,也体现了作为革命党魁的孙中山挽救几近涣散的党组织的个人魄力。但因流亡时期党内经济左支右绌,救济党员的费用时常与起义经费混为一谈,继而产生起义经费被极大压缩的“反噬”现象。1915年5月,孙中山宣告停止救济、遣散在日党员,设法“倾注才力财力”于一途,这一决定引发了党内对遣散问题的激烈争论,甚至转向入党誓约与党章的合理性、干部人才臧否以及应否联络海外各处革命同志等诸多问题的讨论。救济党员问题的背后,折射出中华革命党内部在经费运用及组织认同等层面存在严重分歧。

同济堂药目文化探析

研究民国期间老字号同济堂药目的文化特色,阐述堂号开设、传承谱系、经典方药、国药革新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脉络;分析同济堂成药的功效分类及剂型特点;描述同济堂道地饮片的特色炮炙,经典成方的工艺流程,经方加减的传承创新,时方革新的历史见证;介绍鲜药、毒药、药食两用品种的使用等。通过对同济堂药目的研究,为当今中成药临床及科研提供参考价值。

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明清以来,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

民初新式知识分子重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

民初一些知识分子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并努力诠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赋予此一流行话语以时代新义,其中“天下”与“国家”由异趋同聚合为近代共和国,而“匹夫”则由传统臣民一跃而为近代国民。“天下”与“匹夫”的关系遂转变为国家与国民的新关系。而近代语境下的“匹夫有责”的“责”则凸显为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道义精神,视其为天赋人权精神中应有之义,具体外现为职责、责任、良心与诚信等道德素养,蕴含着浓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诉求。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渐成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民国初期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与“孙熊之争”

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与滇系军阀唐继尧联手,对同为国民党人的四川督军熊克武开展“倒熊”战争,致使护法阵营同室操戈。“孙熊之争”的根源在于民国初期的川滇黔省际张力格局,代表四川本地势力的熊克武与滇黔客军之间的矛盾难以调适。孙中山致力于在四川开拓护法基地,并因护法阵营内部纷争而选择联滇制桂。这便决定了孙中山在川滇黔张力格局中的站位,从而导致“孙熊之争”无可避免。

须恺的国际组织任职之路及启示

国际组织人才的成长是有规律可循的,如要接受较好的高等教育,掌握英语等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国际交流经验及较高的国际声望,国家的支持等。须恺毕业于具有国际视野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并取得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水利界工作,主持淮河等河流的治理,1948年担任联合国亚远经委会防洪局代理局长,是较早在国际组织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人。抗战胜利后,徐恺回国任职。须恺自身素质、教育和工作经历为他的任职之路奠定了基础。

基于诗词文本分析的民国时期南岳衡山风景意象研究

南岳衡山是我国著名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不仅拥有独秀的自然风景,也是文明奥区、宗教圣地、抗战名山。研究衡山景观意象特征,有利于再现衡山民国时期景观风貌,更好地保护和弘扬历史文化古迹。以1912—1949年南岳衡山古诗词为研究对象,探究民国时期衡山的风景意象,共搜集到诗词文本379首,利用Python语言jieba分词、ROST CM6等相关软件进行文本词频统计、共线分析、情感分析等,感知大众心中衡山的景观形象,并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通过分析可将衡山划分为梵音古刹、烟霞胜境、暮色山林、曲径通幽、云影飞瀑五大景观类型,祝融峰、天柱峰、上封寺、磨镜台是民国时期衡山核心景点;天景、生景等自然景观感知度高于人文景观;文本情感虽以积极为主,但消极情感仍占有一定比例;“高耸”“青翠”“幽深”“巍峨”是衡山主要特征。研究表明,秀美的自然山水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是诗意形成的基础,受时代背景影响,文人多通过借景抒情的方式表达豪情壮志。基于古诗词的文本挖掘能够强化对民国时期衡山景观价值的提炼,为地域性景观的保护与延续提供参考。

论民国初期会计制度的现代化尝试

民国初立,随着各项新型法制的相继确立,会计的法制化进程加快。会计立法从“草案”到“条例”再到“会计法”的过程,体现了民国初期会计法制化的精神追求。“民三《会计法》”的制颁系属初创,对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意义,实为中国会计现代化的初步尝试。会计的法制化远不等于会计的法治化和现代化,会计现代化的阻碍因素有很多,归根结底受制于人的现代化程度。人的现代化有赖于国家的强力引导和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政治权威作保障。

孙中山上海行迹的可视化研究

本文在借鉴今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Excel建立孙中山在上海行迹分类的数据库,结合民国时期旧地图及相关文献,对数据库中出现的民国地点逐一考订,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将这些行迹地点分别定位到今日地图上。在本文收录的251条孙中山活动中,政治类为222条,占88%,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会晤,占46%,其次为讲演,占12%,其他政治活动以考察和参加革命友人的葬礼为主;生活类29条,占12%,抵、离沪的活动占5%,其他生活事迹包括拍照和题字等。孙中山活动和住宅区域主要位于当时的公共租界区南部和法租界区东北部,即今上海的黄浦区、静安区和虹口区毗邻地带。

郦承铨早期交游圈考论——以郦承铨藏书题跋为中心

[目的/意义]郦承铨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书画家,为浙江省文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考察其早期交游圈对探讨民国时期文人学者交游活动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方法/过程]通过梳理新发现的郦承铨藏书题跋,以此来分析他早期的交游圈,探讨民国时期文人学者交游活动和生活迁移的特征。[结果/结论]抗战前,郦承铨的交游圈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师友圈,这在其一生交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乱举家迁往成都后,他的交游则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其早期交游是民国时期文人学者交游活动及生活迁移的典型缩影。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民国时期各省旅黔同乡组织与学校教育

民国时期贵阳是五方杂处之地,外省的移民群体于此成立了许多同乡组织,如会馆、同乡会等。“崇文重教”与“族群聚合”传统的影响、保全会产的需要以及移民来黔背景下政府的提倡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各省旅黔同乡组织兴学办学的动因。在时局动荡下,同乡组织充分利用与乡籍网络获得各种资源,较为成功地兴学办学,其开办的中小学数量约占贵阳中小学校的13%,大大补充了贵阳公办中小学教育的不足。贵州省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报刊等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总的来说,同乡组织办学对于移民教育、贵阳教育的发展以及抗战大后方的稳定有着积极作用,推动了贵阳乃至贵州的近代化进程。

制度空间与运作要素: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制度是指对未达到任职大学教师所需的文凭门槛,但有足够任职能力者如何得到聘任的制度安排。破格聘任对象主要包括大学以下学历者、游学未获学历者、科举秀才者三类。这个时期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大学所颁布的教师资格法规及其对教师聘任权的规定,均为文凭不足者被破格聘任为大学教师留有适量制度空间。在运作层面,新式人才匮乏是破格聘任制度的外在人才市场环境要素,施聘者公心选才与受聘者的学术能力是破格聘任制度良性运作的内在要素,社会关系资本是破格聘任制度运作过程中的中介要素,大学拥有的学术权力及与其适配的行政权力是破格聘任得以实现的制度要素。破格聘任制度为特殊人才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避免了选聘制度刚性化可能会将一些特殊人才排斥在外的弊端。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制度与实践对当今中国高等院校选拔及破格聘任特殊人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文社长沙演剧考证

1913年,上海的新剧同志会赴长沙演剧,至1914年初返沪。此段经历史料匮乏,当事人之一的欧阳予倩又语焉不详,致使文社演剧鲜有学者问津。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上海的新剧市场因社会环境改变而大不如前。为求生存,各团体纷纷赴外埠谋发展,李君磐的开明社远走巴蜀之间,陆镜若的新剧同志会赴长沙以“文社”之名演剧。据残存坊间的演出说明书和报章旧闻,可知文社之组织架构,以及其于湘剧场、寿春茶园、同春园等地的演剧情形。

民国时期新疆屯垦与边疆治理研究

民国时期新疆屯垦在财政困难、国内灾害频发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下得以开展。其屯垦人员主要包括普通民众、部队官兵、官警人员等,通过开垦土地、引进先进技术、兴修南北疆水利,推动新疆农业发展,巩固西北边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发挥着屯垦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丰富了我国西北边疆治理的内容。

民国初期女性报刊出版广告及其媒介价值——以《妇女杂志》《新女性》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期,女性报刊的创刊与发展,为女性觉醒、妇女解放开辟了道路。《妇女杂志》《新女性》等报刊上登载了大量的出版广告,主要有图书预售广告、新书出版广告、出版机构广告等类型,运用促销广告引起读者兴趣、系列营销构建品牌形象、名人推介提升图书可信度、图文结合促进广告可视化表达等广告策略。民国初期女性报刊出版广告深度参与了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具有丰富的媒介价值,主要包括:促进女性解放的利器,构建两性关系的桥梁;战时读物的指南,吹响全民抗战的号角;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融;促进教育体系的完善,陶冶艺术情操。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民国时期出版从业者的收入、地位与择业:以大型出版企业职工为中心的考察

职业收入是推动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民国时期,供职于大型出版企业的从业者普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社会地位。编辑类从业者的收入处于出版行业上游,出版行业技术工人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低级职员,整体体现出社会对脑力劳动、技术劳动价值的认同。从业者收入普遍高于、部分远超城市职工平均收入。对比民国时期其他行业的收入分配,出版行业从业者的财富较为分散,而其职业地位相对集中于社会中上层,这使得从业者更容易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流动。出版从业者的收入、人数和生活水平偏向于“纺锤形”分布,他们大致可以体面生活或糊口。民国出版业利用收入调节求职者的分布与流向,强化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笼络劳动力市场中的通用型人才,形成了空前的职业吸引力和影响力。

革命财政中的地方主义——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再讨论

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的财政命运极其相似,皆受财政地方主义的羁制,陷入“中央孤悬”的境况。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中,以临时性的非税收收入为主,缺少稳定的税收来源。税收本应由各地解送,但革命省份在接收原财政体系之后,并未积极向中央解送应缴款项协助纾困救急,反而还希望获得中央财政的拨款,甚至截留成为常态。这当然与各省的政治态度及财政赤字有关,但仍受清末以来财政地方主义的直接影响。中央允许地方就地筹款,外销和摊派范围不断扩大,原属中央财政的正额赋税钱粮之征收权、分配权和使用权部分被转至地方。在武昌首义爆发后,大部分省份对清政府的催解谕令置之不理;在宣布易帜独立之后,各省对临时政府的催款命令同样消极应付。财政地方主义的延续,对政权更迭及革命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天津市立美术馆的实用美育理念与近现代中国美术馆的形象塑造

天津市立美术馆作为中国第一所公立美术馆,对近现代中国美术馆的形象塑造具有典范意义。关注现实、以美育促进实业发展的实用美育理念贯穿于天津市立美术馆征集、收藏、展示、研究等各个方面,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美术博物馆面貌。这契合了同时期学者的理论研究,成为美术馆具备博物馆属性的现实注脚。同时,实用美育理念使天津市立美术馆极为关注人才培育、实业发展和城市更新,凸显美术馆建设中主题展览、经世致用等特征,使美术馆从从属于博物馆系统的面目模糊的状态中走出来,拥有相对独立的现实形象,并为作为美术馆重要分支的学校美术馆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美术馆的本土化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