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访华与五四时期的地方教育界

杜威访华是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意义的文化事件。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界,在促成杜威访华和安排其在国内的行程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杜威的译介侧重于其实验主义哲学,希望借助杜威在北大的课程与演讲,提升北大的学术水准;而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却主要在地方教育界觅得知音。这一分途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具症候意义。透过杜威的眼光以及杜威访华所关联的诸多人事,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地方教育界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新文化运动的漫延及局限——以《新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调查为视角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迅速漫延,仅仅一年时间,就遭遇主旨不明,做法各异,方面偏倚等问题,引发诸多质疑和批评。为了了解实情,设法改进,《新人》杂志和少年中国学会等机构有组织地对全国大部分地方(缺湖北、贵州、广西)新文化运动的实况进行调查,以打破“新文化派”对“新文化运动”的专擅和垄断,开辟别样进路。调查结果显示,河南、湖南、浙江三省的情况令人鼓舞,山东、安徽、四川有所起色,其余地方,包括京沪,却未可乐观。而主要的积极体现,就在于出版物的增加和传播。消极的弊端,则包括运动集中于城市和知识界,缺少学理性,未能普及全社会和各层面,高压之下学生群体涣散以及新偶像的出现。如何突破浮泛浅薄的瓶颈,成为新文化运动能够深入持久的关键所在。

五四运动中唐山《救国》报述略

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创办了《救国》报。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仅存的《救国》报原刊史料可知,该报主要发表政论文章和爱国运动消息,探讨社会改造问题,尤其倡导平民教育,推行注音字母,救国与启蒙并行,时效性很强,每期都洋溢着满满的爱国心救国心。深入挖掘这些资料,不仅可以补充该报创办中的相关史实,对于深化与丰富唐山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唐山革命史研究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心态、意识与共同体:“云南人”身份的形成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云南的民主革命进程同“云南人”身份的形成密切相关,从“边疆族群”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转向是这一身份的形成脉络。云南民众作为云南民主革命主要实践者,其心态的变化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同步产生的,这一过程对“云南人”这一族群身份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云南民众“心态”的历史性跨越,也是民众国家认同的完成态。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从社会环境、政治形势、社会生活等要素出发,探讨近代云南民众心态的发展历程,是观察近代云南民主革命历史轨迹的全新视角,同时也是对“云南人”身份形成过程的全面考察。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疫灾防控及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由于人口流动、战乱频仍、交通变革、民众防疫意识淡漠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加重了北京地区遭受疫灾的侵袭。在对疫灾防控过程中,北京地方政府采取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措施,使政府承担起疫病防治的主导作用,北京的防疫水平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构建起相对独立的防疫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应对各类疫病的防控机制;民众旧有的卫生观念被逐渐打破,防疫意识得到增强。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对防止疫病扩散和疫灾危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北京地区卫生防疫事业的近代化进程。

家族主义:“五四”批判的历史反思

家族主义﹃五四﹄批判的历史反思刘林平陈艳云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之中，家庭和宗法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制度。与这种制度相适应，家族主义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这是因为，传统的中国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2019年5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本期所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杨国荣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核心观念(仁和礼)之间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深层观念依然与传统相涉;罗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对个人的一度看重虽更多是受外来影响,但我们不宜忽视中国传统中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而“五四”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深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以中国的实际为前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应用 ,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的互动。五四前后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同时社会的变革、东西文化的碰撞以及主体性的内在机制都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创造了现实的可能 ;而实用的选择、学以致用的方针、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又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

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传播者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很大,传播目的也大相径庭;二是传播内容各有侧重,传播信息有对有错;三是传播渠道单一,广度有限;四是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五是总体传播效果显著,奠定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之理论基石。

从“良心”到“主义”:恽代英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团组织困境

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期望通过建立社团,来达到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目的,但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社团真正有效地组织起来。本文即以恽代英在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实践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力图勾画出一条从以"良心"为组织支撑,到以"主义"为组织支撑的线索,从而揭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组织意识的觉醒是其社团实践困境的自然结果,并为解释20世纪2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主义"的现象提供一个组织学的视角。

“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

五四运动呈现以民众为政治之主体、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公共空间与公开行动、有力的组织和宣传、力求根本之解决等观念与行为特征,造就了非群众运动不足以救国的社会舆论,堪称“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从1895年到1925年,国耻事件不断累积,激发国人的救亡意识和民族情感。在强烈而持久的救亡压力下,“主义”话语和群众运动作为有效的思想与行动武器得以形成、强化和传播。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扩散,将这一脉络推向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代表和唤醒“群众”,以“主义”解释世界,以“运动”改造世界,逐渐成为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共享的行为模式,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奠定了基础,也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代性。

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一个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转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前此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其间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互动,应结合起来考察分析。

论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潮的本土化

五四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人主义思潮的产生直接得益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但同时也难以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和特定历史语境的本土化影响,是中西文化互动、激荡的产物。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既具有西方个人主义平等与自由的价值内核,亦具有鲜明的"群己平衡"的本土化特质。

“五四”批孔献疑

毋庸置疑，“五四”批孔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必须看到：其不科学性也极其严重。早在“五四”批孔如火如荼之际，中国至少有一位哲人———郭沫若先生就已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致一日本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中国有人在骂孔子，“更极端的人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

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意义解析

发生在10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虽然过去一百多年了,但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依然相当重要。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也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经过五四运动,中国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革命也因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时代。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

李大钊早期著作充满着复杂性和神秘性。长期以来,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来试图阐明他早期思想的特色及来源。笔者经过考察发现,对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产生最大最直接影响的是日本评论家茅原华山的一系列著作。更具体地说,以《青春》为代表的李大钊著作所表现出的时间观、历史观、文明观,是直接受了茅原华山的《悲壮精神》、《人类生活史》及其主办的《第三帝国》杂志的影响。李大钊早期著作所具有的茫漠及难解,也只是所依据的茅原华山著作的茫漠性及难解性的反映。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与茅原华山的奇异交错,给我们分析中国1910年代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暗示,即191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卷入到同时代的世界思潮中,并与世界思潮紧紧结合在一起。

“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

五四传统的精神实质并不是表层的“民主与科学” ,而是深层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五四”自由主义既脱离当时的现实 ,又脱离中国的传统。就其严重脱离传统而言 ,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总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自由主义乃是与其“二希”(古希腊、希伯莱 )传统对接的。中国文化传统亦自有其自由精神 。

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

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梁景和由于人口渐繁，衣食住三者，常虞不给，所以自古国内外就有控制人口的思想主张。在国外，其代表人物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马尔萨斯等；在国内，其代表人物有韩非子、洪亮吉、汪士锋等。然而令人瞩目的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