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农民运动述略

大革命时期,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陕西多地建立了村、区、县、省等各级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了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民运动使本地区民众受到空前的革命洗礼,为党在农村地区的革命斗争和组织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中一些成功经验对今天依然不乏启示意义。

动与不动:20世纪30年代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女性自觉

20世纪30年代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曾经轰轰烈烈,但领导者梁漱溟却认为,其“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自觉”的意识未启发。基于七年来田野调查的一手资料,特别是乡村建设运动亲历者的口述史资料,立足于民众视角,探讨乡村建设运动中女性的社会参与及行为逻辑的研究发现:一方面,乡村建设运动中,女性在教育中是旁听者的角色,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是被代理者的角色,在民俗空间中是观望者的角色,并未达到“农民自觉”的理想状态;但是另一方面,从亲历者的记忆来看,女性又有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观意愿和受益者心态。这种主观意愿和心态大多是不被表述的,而被隐藏在维持家庭生计的日常生活中。

毛泽东对土地斗争中团结中农的杰出贡献

中农问题是我党在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了团结中农的重要性,在土地斗争实践中对中农阶级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明确了中农的阶级属性,区分了富农与富裕中农,提出了团结中农的两个基本条件和完整的团结中农政策,为团结中农作出了杰出贡献。

20年来湘江战役研究综述

近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湘江战役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湘江战役与红军长征精神形成及当代教育意义、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兵力损失、国共双方检讨战役得失等成为关注的焦点。湘江战役研究仍存在一些争议问题,加强薄弱环节探索,有利于深化党史、军史及红军长征史的研究。

毛泽东率先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原因再认识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率先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是由于他对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估计较客观 ,特别注重正规革命军队的保存、建设和发展 。

中共创建时期的重要文章《告中国的农民》作者考

《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较早、较系统地阐述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但是,由于该文的开头部分“被上海法捕房没收走了”,遂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使人们难以知道该文的作者是谁。85年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该文和周佛海的有关情况来分析,特别是依据该文和周佛海的文章中对“设若”、“甚么”、“那末”等词语的习惯性运用,可以断定该文的作者就是当时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周佛海。

中共早期开展的农民运动

中共成立初期,有部分熟悉农村生活的共产党人和地方党组织开展了农民运动的尝试工作,并领导了一系列农民运动。尽管这些农民运动规模不大,这些共产党人所开展的农民思想工作方法也未够成熟,但却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扩大了中共在农民中的威信,为中共以后开展成熟的农民运动工作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论1927-1929年间中共对工农政权建设的理论探索

从大革命时期的"在野党"到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共在政权中的角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共对有关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中国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属性、双重职能、政纲任务、运作方式、党政关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确立了革命政权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并在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加以运用和贯彻。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共对政权问题的认识保留了浓重的苏俄痕迹,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对苏区政权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于构建中共自己的政权理论框架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由于革命政权建设刚刚起步,这些探索和认识也还是初步的,对中国革命以及革命政权建设规律的全面认识和掌握,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右江农民运动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积极作用

右江农民运动开展过程中,由于坚持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原则,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方针和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右江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充分调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壮、瑶各族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形成了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意识,构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了右江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在少数民族农民运动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大革命时期中共湖南党组织斗争的探讨

大革命时期,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结合地方斗争实际,在湖南成功的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领导了反帝爱国运动和工农运动,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湖南大革命的斗争实践,无疑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乡村大众化教育模式分析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走上了工农武装道路。面对当时精神文化贫瘠的苏区农村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七年苏区时期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大众化教育模式将抽象深奥的理论信仰输入传统乡村社会,成功的改造了中国农民的传统思维。使农民群众从最开始对于红色政权的质疑、观望到最后衷心拥护,为中国共产党后续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对中共农村社会思想教育方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另辟新境”的社会改造:新村运动与民国早期读书人的乡村想象

民初新式读书人与社会的疏离,使得不少人生出了"另辟新境"的想法,希望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实现其"新生活"。这一思想本有隐逸传统的意味,又受到五四前后来自俄国、日本的新村思潮影响,将这种"另辟新境"的想法落实到了乡村。"耕读传家"的思想开始被赋予了泛劳动主义的意义,乡村也被视为一个远离都市,甚至现代社会组织的虚拟空间。然而,此时读书人的"新生活"自有一整套文化标准,不少人因此开始注意到乡村生活"黑暗"与"落后"的一面。乡村的文化内涵开始改变,乡村运动也逐渐走向了乡村改造。更有人反思了这种"跳出现实"的社会改造方式,呼吁更激进和全方位的政治解决,成为了稍后农民运动的起点。

衙前农民运动述论

192 1年下半年 ,在共产党员沈定一等人的领导和发动下 ,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农民组织起衙前农民协会 ,发表了宣言和章程 ,短短的几个月 ,萧绍地区有 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 ,有十余万贫苦农民投入了这场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 。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平江工农运动述评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平江工农运动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发展再到高潮,最后转入低谷的过程。平江的工农运动兴起早,而且建立了湘鄂赣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但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发展不平衡。平江工农运动对湖南乃至中国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而且锻炼了工农革命队伍,为第二次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力量。当然,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革命高潮时表现出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

从健全职业到服务抗战:抗战语境下新闻记者自我教育的转向——以上海“记者座谈”为中心

抗战时期,新闻记者的自我教育存在明显的从学术化、职业化向政治化的转向,以“记者座谈”为代表的上海新闻记者群体的转向颇具典型性。作为一个活动于局部抗战阶段的新闻团体,“记者座谈”成立初期以健全职业为宗旨,推动现役新闻记者的学术活动和自我教育,后期则逐步转变为以探讨战时新闻记者的舆论动员功能、战时新闻教育应有的模式为中心议题,显现出鲜明的政治导向。转变中的“记者座谈”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舆论风标,呼吁成立新闻界战时联盟。以“记者座谈”以及与它相关的文本为研究中心,可以窥知中国新闻记者的自我教育在战时由学术化向政治化转变的轨迹及模式。

试析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史学界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论及湖南农民运动时，一直存在偏颇倾向，即只肯定和强调其历史作用而回避其历史局限性，未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其历史发展全貌。事实上，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存在不少“左”的偏差或错误。我们对待湖南农民运动不能因肯定其历史功绩而忽视乃至抹煞其历史过失。

青海马家官僚资本论略

青海马家官僚资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从金融垄断到商业垄断。在经营手段上,军、政、商三位一体,在所有权上公私不分,以公的名义出现,最终化公为私。青海马家官僚资本有着二重性,一方面,通过壮大自己的经济势力来维护自己的专制和庞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又有独立性和民族性,能有效抵制外国势力对青海经济的侵略,积极组织抗日活动,推动青海地区的近代化。

广东成为中国农民运动中心的经济原因分析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大革命前后广东农民外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内受军阀、地方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等势力的压迫与剥削,经济状况十分恶劣,这是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人学视域下乡村动员的历史阐释——以赣闽苏区为例

苏区时期是我党系统地进行政权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首次尝试。在构建这一全新政权与社会的历程中,民众的成功动员与积极参与是党的领导成功与否的一个坐标,更是保障革命、巩固政权的根本所在。以运用马克思人学理论重新考量赣闽苏区民众动员的历史进程,从而察其得失,以期在军事缘由之外,寻找革命在苏区能迅速兴起而最终又匆匆转移的缘由。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广州和武昌农讲所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辉煌成就之一,也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亲密合作的结果。农讲所的成功创办,导源于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策略,有赖于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得益于两党领袖人物的实地支持。其教育教学由两党干部共同参与,学员的选送和安排由两党合作承担。农讲所成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终于两党分道扬镳,反映了两者的阶级关系和不同政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