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五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近代群众运动的发展

近代以来,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五四运动主要是群众自生自发的政治参与,缺乏共同的目标和有效的组织。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期间,群众运动日益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瞩目的焦点,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群众运动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有效的组织支持,使群众运动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五卅运动展现了近代群众运动的另一个高峰,也是群众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在运动期间的领导与组织支持,使五卅运动与此前的群众运动判然有别。

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纪念《史学要论》出版100周年

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在该书中,他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探讨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论述了历史学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建构新的历史学体系的很多有益构想。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在讨论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当下,重温李大钊的那些鲜活思想,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错误言论——以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为例

从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来看,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及其所占有的土地、财产,肆意对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贪婪成性、凶狠残暴、作恶多端。大量事实表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没有什么合理性,地主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广大农民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困苦、饥寒交迫,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旅冀支部”名实考

“旅冀支部”并非“河北省去苏联留学中共党员”在莫斯科所组成的支部,而是中国留学生在乌克兰基辅的旅外支部,成立于1925年11月11日,1927年秋解散。“冀”的含义指基辅,“旅冀支部”即“旅基(Киев)支部”,与河北省并无任何关联。“旅冀支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共产党支部,而是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政策下的国民党支部。但是,“旅冀支部”又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支部,它名为国民党支部实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辅军校中共组织之“替身”。

中共早期纪念列宁活动及其功能表达

纪念活动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和象征,有着独特功能表达。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和艺术纪念等形式,使早期纪念列宁活动的功能得以充分释放和表达,具体表现为:传播列宁主义及其理论体系,早期纪念列宁活动成为中共进行理论诠释的重要载体;引起社会情感共鸣,早期纪念列宁活动成为中共政治宣传和动员的重要途径;推动各方关系协调,早期纪念列宁活动成为中共整合各派力量的重要平台。

精英动员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革命下乡”路径探析(1921—1927)

“革命下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动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途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革命下乡”动员方式。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大别山区本土革命知识分子党员通过地缘、亲缘和学缘关系,在城市中“串党、串团”,为后期“革命下乡”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和人员力量。在北伐前,知识分子“革命下乡”多利用假期回乡时间,以开学办社的方式宣传革命,动员对象主要是知识精英。北伐时期,知识分子“革命下乡”则通过开展枪会运动和夺取地方政权的方式动员革命,动员对象主要是地方精英。大别山区革命知识分子党员的动员路径转变,契合了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体制的结构特征,亦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动员视角下皖西请水寨暴动缘起研究

大革命前后,潜山返乡革命知识分子利用知识社群网络和宗族社会关系对地方学生、农民进行革命动员和组织化管理,开辟了潜山县革命的内生型发展道路。梅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转移到前北乡天堂地区,潜山县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潜山党组织根据安徽省临委及安庆中心县委的指示,重建、发展党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与此同时,农会斗争逐步由经济斗争走向武装械斗,潜山革命在波浪式发展之中愈演愈烈。县委的领导性与农民的自发性相互交织,潜山县暴动局势呈现出“半自发、半领导”的发展状态,革命政策的制定与农民自发性之间的张力最终导致了请水寨暴动。

景观叙事、社会心态和政治权力:雷峰塔的意象形塑和坍塌重建

1924年9月25日下午,屹立于西湖南畔夕照山上千年之久的雷峰塔轰然倒塌,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竞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围绕着雷峰塔的坍塌与屡次重建,民众、文化界和政府分别表现了不同的心态、舆论和参与方式。雷峰塔的景观叙事和意象的构建,累积了佛教圣塔、西湖胜景、白蛇传说实地等多种元素,而塔的坍圮使这一意象有了被重塑的机会。民众由迷信心理转向理性心态,却做出集体非理性的破坏掠夺行为;左翼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对塔的意象价值加以改造借用,作为反对封建思想统治的工具;政府通过屡次重建尝试,试图以政治权力重塑其景观叙事,体现出加强渗透、控制基层的倾向。由雷峰塔的坍塌和重建过程,可以窥见民国社会文化与政治权力冲突、角力和交融的一角。

掀起革命的巨潮——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研究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

大革命时期第一、二届广州农讲所与广东各地方党组织建立探析

大革命时期是广东地方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国共合作初期,广东党组织发展缓慢,直到1925年初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与广州农讲所的创办密切相关。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特别是第一、二届学员在广东地方党组织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两届学员深受国共两党高层的重视,毕业后多数被委派为农民部特派员这一要职,加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党组织和党员发展做出一系列政策调整,促使他们为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广东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利益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构建了贯通全省的公路交通网络。官方通过订立相应法规和出让公路营运专利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组织筑路公司或筑路委员会负责公路建设,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928—1934年番从路的建设过程中,因公路修筑与通车营运专利密切相关,沙和筑路公司和禺北筑路委员会围绕公路路线展开争议,从而改变了原先的路线设计。与此同时,由于筑路权包括公路沿线的征工、征地之权,公路沿线部分地方民众也与禺北筑路委员会争夺筑路权。番从路通车后,由于全路三个路段各自为政,各路段管理结构也在营运上展开利益的博弈。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其过程中各方利益的角力,反映了近代中国公路建设的复杂面相。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在武力万能的喧嚣声中,“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病灶”。

国民政府主计处的运作及其困境(1931—1949)

国民政府主计处设于1931年,设立初衷是加强国民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计处致力于提高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财政紊乱的局面,对澄清吏治亦有重要贡献。主计处依据超然主计的理念而设。超然主计制度是一种先进科学的制度,但受限于客观环境,主计处的运行存在诸多问题。派系政治也让财政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

龙云主政时期云南县区卫生发展情况评析

云南地区自古生态环境复杂,疫病丛生,近代以来卫生行政系统亦极度缺失。蛮烟瘴雨之下,百弊丛生,县区卫生发展刻不容缓。龙云主政云南期间,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倡导下建立起较为完善之县区卫生体系,拟定《云南各县卫生专员暂行简章》,卫生行政机关及卫生院先后成立,明确卫生专员职责,在疟疾防治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费拮据、专业人员匮乏。

邵式平在弋阳与景德镇党的建设工作

五卅运动后,邵式平受到李大钊抽派北京的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到内蒙古去从事农事运动的启发,在暑假期间回到家乡后,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邵式平回到家乡弋阳县开展党组织建设活动,不久调任景德镇工作,面对景德镇党组织的诸多困难,邵式平依据革命形势整顿与改造党支部。在弋阳与景德镇期间,邵式平将当地党组织与革命发展的具体形势相结合,采取以工农为主、知识分子为辅发展党员;整顿党员思想、树立革命信心;整顿组织、清除投机分子,统一党组织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完成了党的建设工作,推动了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自治机构的沿袭和变革(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自训政开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央层级主持地方自治工作的机构经历两次变革,最终成为核心权力的组成部分。其沿革可分为三个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地方自治专门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下属地方自治指导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时期。这一历史过程,既展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的不断尝试,又揭示了国民党的党政矛盾和党内矛盾是推动中央政治组织变迁的主要动力。政治机构组织化程度增强、政治权力下沉等结果,并非事先计划的目标,只是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和处理各种矛盾时的副产物。

道德势力的幻像: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民国四老的权势兴衰

在国民党内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有“四老”之称。四老在党内有较深的资历,且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地位与身份具有“党统”的象征性,同时四老大多系党内文人精英,其超然态度也代表了某种道德势力,从而使其在党内党外均有一定的发言地位。四老因在宁汉对峙中拥蒋而崛起,亦在国民党左右之争中不断提升权势,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四老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在此过程中,拥蒋的同时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也借势推行各自的主张,并扩张权势。四老既是一个整体,同时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最终四老中只有紧随蒋介石的吴稚晖得以保有尊荣,其他三老则先后见弃。四老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权势兴衰既可以在国民党派系格局演变的脉络中展现,同时也可以在四老权势资本的升降起落中加以认识。

国际竞争的中国回响: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再探

1922—1927年爆发于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本质上是华盛顿会议后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列强在青年运动领域的政治对抗,青年共产国际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竞争是蕴藏其间的主要线索,在实际运动中表现为中国青年团和中国青年会的冲突斗争。从表面上看,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批判基督教和基督教团体的思想文化运动,但是参与方青年共产国际和基督教青年会,都无法摆脱其身后的美苏国家影子。非基督教运动既是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竞争,也是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列宁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当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纠葛在一起,基督教青年会被迫作出妥协,实现从“美国化”到“中国化”的艰难蜕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邮务公会探析(1925—1927)

192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导下,上海邮务公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开创了我国邮务公会的先河。上海邮务公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职工福利、维护职工利益、营救被捕职工。上海邮务公会在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做好革命运动的各项准备,组建邮工纠察队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湘西第一支部革命实践及其当代启示

1924年12月,在国民大革命的影响和麻阳县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湘西第一支部宣布成立(简称“特支”)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如创办进步刊物、举办平民夜校、壮大组织力量、成立农民协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迎接北伐军过境等,为湘西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新时代下,要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抓好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强大局观念,充分发挥好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