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五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近代群众运动的发展

近代以来,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五四运动主要是群众自生自发的政治参与,缺乏共同的目标和有效的组织。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期间,群众运动日益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瞩目的焦点,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群众运动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有效的组织支持,使群众运动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五卅运动展现了近代群众运动的另一个高峰,也是群众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在运动期间的领导与组织支持,使五卅运动与此前的群众运动判然有别。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今年正值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100周年。这次合作开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之先河。孙中山当时作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与发展,都作出了极大贡献。

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错误言论——以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为例

从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来看,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及其所占有的土地、财产,肆意对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贪婪成性、凶狠残暴、作恶多端。大量事实表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没有什么合理性,地主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广大农民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困苦、饥寒交迫,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近代广东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利益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构建了贯通全省的公路交通网络。官方通过订立相应法规和出让公路营运专利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组织筑路公司或筑路委员会负责公路建设,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928—1934年番从路的建设过程中,因公路修筑与通车营运专利密切相关,沙和筑路公司和禺北筑路委员会围绕公路路线展开争议,从而改变了原先的路线设计。与此同时,由于筑路权包括公路沿线的征工、征地之权,公路沿线部分地方民众也与禺北筑路委员会争夺筑路权。番从路通车后,由于全路三个路段各自为政,各路段管理结构也在营运上展开利益的博弈。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其过程中各方利益的角力,反映了近代中国公路建设的复杂面相。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概念的形成、演变和传播

在学术史上,中国近代的学术术语或概念的形成,并非理所应当和顺理成章,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长期演化的过程。作为当今通行的专业概念和学科名称,“中国近代史”的形成也经历了微妙的选择和复杂的过程,其背后既有古今词汇的跳脱和对接,又有中西概念的碰撞和传移,还有“文化二传手”日本因素的介入和纽结。其概念的定义产生分歧后,不同的解释和书写模式随之形成,加上所代表的不同政治力量的介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学术体系的传播分途而进。然而,为了了解和批驳对方的理论和观点,彼此又不得不阅读、参考对方的著作,甚至吸收对方的优点,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概念、体系交叉传播的情况。

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在武力万能的喧嚣声中,“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病灶”。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民革中央宣传部编,汇集了二十余位权威专家、学者多年学术研究成果,客观、系统地阐释了孙中山第一次国共合作思想的演进探索和实践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现实意义,充分展现了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伟大革命精神以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开辟伟大复兴之路的初心使命、光辉历程、卓越贡献和历史经验。

1931年淮河水灾背景下民间报刊评论文章研究——以《申报》《大公报》为例

1931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这一年被称为“我国民族生活史上最惨痛之一页”,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即为其中之一。灾民流徙、疾疠扩散、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匪患猖獗,淮河水灾成为亟需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民间报刊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可以为窥探1931年淮河水灾的社会景观提供研究方向。研究发现,《申报》《大公报》作为民间报刊的两大代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两大新闻媒体积极关注民生问题,发表淮河水灾与治理的相关评论文章,呼吁社会关注淮河水灾,在推动淮河治理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民政府主计处的运作及其困境(1931—1949)

国民政府主计处设于1931年,设立初衷是加强国民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计处致力于提高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财政紊乱的局面,对澄清吏治亦有重要贡献。主计处依据超然主计的理念而设。超然主计制度是一种先进科学的制度,但受限于客观环境,主计处的运行存在诸多问题。派系政治也让财政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

龙云主政时期云南县区卫生发展情况评析

云南地区自古生态环境复杂,疫病丛生,近代以来卫生行政系统亦极度缺失。蛮烟瘴雨之下,百弊丛生,县区卫生发展刻不容缓。龙云主政云南期间,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倡导下建立起较为完善之县区卫生体系,拟定《云南各县卫生专员暂行简章》,卫生行政机关及卫生院先后成立,明确卫生专员职责,在疟疾防治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费拮据、专业人员匮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自治机构的沿袭和变革(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自训政开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央层级主持地方自治工作的机构经历两次变革,最终成为核心权力的组成部分。其沿革可分为三个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地方自治专门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下属地方自治指导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时期。这一历史过程,既展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的不断尝试,又揭示了国民党的党政矛盾和党内矛盾是推动中央政治组织变迁的主要动力。政治机构组织化程度增强、政治权力下沉等结果,并非事先计划的目标,只是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和处理各种矛盾时的副产物。

道德势力的幻像: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民国四老的权势兴衰

在国民党内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有“四老”之称。四老在党内有较深的资历,且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地位与身份具有“党统”的象征性,同时四老大多系党内文人精英,其超然态度也代表了某种道德势力,从而使其在党内党外均有一定的发言地位。四老因在宁汉对峙中拥蒋而崛起,亦在国民党左右之争中不断提升权势,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四老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在此过程中,拥蒋的同时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也借势推行各自的主张,并扩张权势。四老既是一个整体,同时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最终四老中只有紧随蒋介石的吴稚晖得以保有尊荣,其他三老则先后见弃。四老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权势兴衰既可以在国民党派系格局演变的脉络中展现,同时也可以在四老权势资本的升降起落中加以认识。

中国共产党湘西第一支部革命实践及其当代启示

1924年12月,在国民大革命的影响和麻阳县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湘西第一支部宣布成立(简称“特支”)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如创办进步刊物、举办平民夜校、壮大组织力量、成立农民协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迎接北伐军过境等,为湘西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新时代下,要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抓好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强大局观念,充分发挥好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

蒋介石从“三二0”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了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蒋介石并没有像以往一些著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0”之后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的态度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在这一过程中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全面了解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形成或能有所帮助。

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电化教育

民国时期的电化教育作为教育民众的“利器”,在内蒙古地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增强边疆民众国家认同感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针对内蒙古地区教育落后、民众居住分散、人员流动大、集中接受教育可能性小的情况,通过电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设立电教机构、颁布相关法令等方式,开展了大量社会教育活动,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提供了有效的本土经验。

民国时期贵州雷山设治局的设置与治理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通过设置设治局来加强对边疆地方的控制,并向县制过渡。南京国民政府设置雷山设治局,是综合考虑区域治理需要和民众意愿的结果。雷山设治局建立后一方面调整和完善组织机构,一方面积极发展交通、教育和经济建设,实现了设治的初衷。雷山设治局的成立及其对地方的建设,既反映出政区调整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亦体现出设治局制度的变迁轨迹与总体趋势。

反主为客:1928年京津易帜、国民党政权与北平社会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兵临北京城下,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北京地方士绅等各方努力下,新旧政权基本实现平稳过渡,国民党在北京的统治正式确立。不过,这一过程仍牵扯出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几条矛盾暗线,预示之后的局面不会太平。北京延续数百年的国都身份被剥离,对政治、经济、文化、大众心理等诸多层面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面对此次变局,旧都各类人群有观望,有淡然处之,更有投机奔走。国民党新政权原本致力于实现北京的“革命化”,然而不久之后却上演革命的“北京化”,彰显出这场“统一”的限度以及北京城强大的历史惯性与同化能力。

民国时期《大公报》对“儿童本位”思想的倡导

“儿童本位”思想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受到国人瞩目。《大公报》作为优秀的民营大报,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关注国内儿童教育的发展,五四运动之后针对中国当时热衷于学习的西方“儿童本位”教育思想,刊载文章,积极宣传普及儿童卫生学常识、改善与加强儿童体育、增加儿童娱乐场所和丰富儿童娱乐内容、注重家庭教育等教育观念,旗帜鲜明地倡导“儿童本位”教育,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科学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也存在较多关注大城市、很少关注乡村的问题。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