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

蒋介石从“三二0”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了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蒋介石并没有像以往一些著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0”之后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的态度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在这一过程中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全面了解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形成或能有所帮助。

从分化到分裂——再论西山会议之缘起

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孙中山将宣言的执行任务交给了对联俄容共表示反对或不满的林森、谢持、邹鲁等中央执监委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担心他们会将国民革命路线化为乌有,遂制定了分化国民党左右派的策略。在实施"分化"中,鲍与这些被界定为右派的中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廖案发生后,鲍、汪执掌了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为加速国民党的分裂,他们顺势将林、邹等人挤出广州政府。"被排"的右派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自行分裂中央,发起召开西山会议。西山会议的缘起是鲍罗廷对国民党中央执监会的核心组成———右派委员分化的结果,是鲍罗廷加速分裂国民党目标的实现,是右派委员与鲍罗廷之间权力斗争的继续。

论“戴季陶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孙中山去世后不久,"戴季陶主义"就问世了。"戴季陶主义"的产生,是国民党反共的客观需要,也是国民党试图完善三民主义的尝试。"戴季陶主义"既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日后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完善其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只从苏俄自身的利益出发，它制订的“党内合作”的政策是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它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关系。

论国民党右派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破裂,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内的右派刻意造成的,国民党右派利用孙中山理论体系中的缺陷蓄意歪曲放大制造反共理论依据,借用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体制排斥中共和国民党中右派势力逐步集聚形成反共强势等等原因才是导致合作破裂的关键。

鲍罗廷与整理党务案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是鲍罗廷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蒋介石、张静江会前达成协议,会上强迫中共代表接受,会后又把既成事实强加给中共中央,不是陈独秀强迫中共代表接受的。

《独立评论》派对共产主义革命认知差异的原因——以蒋廷黻、胡适为中心

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在对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的身份认知上,《独立评论》阵营中产生的主"剿"观与政敌观的争论。认为此差异性既是现实政治具体作用的结果,又是人物思想性格、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等因素所致,其歧见尚未对当时的政局走向造成深刻影响。

蒋介石和戴季陶之政治关系探察

蒋介石和戴季陶早年都曾投身于民主革命大潮,对资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所贡献。他们后来却先后背叛革命,在政治上相互提携,在理论上同流合污。这与二人亲密无间的私人关系密不可分。不同的是,戴季陶尚有一些民主主义的政治追求,蒋介石却强调极端专制独裁。这与其个人基本属性不无关系。

邓演达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邓演达是杰出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孙中山逝世后,他高举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伟大旗帜,继续从事民主主义革命,并对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对外开放问题作出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包括对外开放的原因、原则以及具体举措在内的可贵的对外开放思想。邓演达对外开放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坚持和推进对外开放具有借鉴意义。

记忆缺失与文本呈现:“三一八”惨案女烈士研究——以魏士毅个案为中心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杨德群和魏士毅三位女大学生不幸殉难。长期以来,刘和珍、杨德群广为人知,魏士毅却被历史所遮蔽,其间蕴含着历史记忆架构下的话语权问题。借助报刊媒体、挽联、碑刻、回忆录及纪念文章等历史文本,魏士毅的形象得以重现。而探讨魏士毅及其殉难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反响,有助于揭示不同文本作者所表达并确立的社会身份,洞悉近代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在国族话语主导下的社会境况,挖掘历史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性别意涵。

蒋介石和戴季陶之政治关系探察

蒋介石和戴季陶早年都曾投身于革命大潮,对资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所贡献。他们后来却先后背叛革命,在政治上相互提携,在理论上同流合污。这与二人亲密无间的私人关系密不可分。不同的是,戴季陶尚有一些民主主义的政治追求,蒋介石却强调极端专制独裁。这与其个人基本属性不无关系。

邓演达与黄埔军校

作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初,和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一起积极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在黄埔军校担任教练部副主任及教育长期间,他高度重视学员的军事训练及思想教育,坚持孙中山以主义建军的宗旨,并积极支持共产党的工作,坚持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军校内的革命统一战线。由于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无法认清楚蒋介石的本质,导致他在中山舰事件的问题上不够成熟。

吴稚晖“首议清党”辨析

吴稚晖并没有掌握"清党"的实际权力,他没有资格也没有实力促成全面清党,蒋介石的态度才是"清党"问题的核心。其实这时的吴稚晖只是蒋介石的代言人。但由于吴稚晖为"清党"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清党"气走汪精卫以及他在"清党"后至死支持蒋介石的立场,所以吴稚晖在蒋介石和部分人的心目中就成为了"首议清党"之人。

大革命失败原因再分析

192 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 ,其原因是复杂的 ,人们在研究失败原因时 ,往往更多的是强调由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导致 ,本人认为既有“右”的也有“左”的错误。而在研究失败的客观原因时 ,人们更多的是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 ,而忽略了国共在合作中的斗争 ,特别是国民党方面随着实力的增强 ,从本阶级利益出发 ,害怕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危及本党利益 ,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清洗共产党 ,屠杀革命群众 。

蔡和森对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宣传与批判

对于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思想基础的三民主义 ,蔡和森经历了一个由反对到迎受、宣传到过激批判的态度转变。造成他这一态度转变的原因 ,一是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方针政策 ;

论“中山舰事件”的和平解决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各种矛盾激化,各方剑拔弩张,大有流血冲突乃至战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事件却和平地解决了。传统史学观点忽略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并否认该事件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这种观点是不客观、不全面的。我们既要承认事件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获得了不少的利益,又要承认对当时的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和中共力量的保存和壮大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后期蔡和森“以暴动对付暴动”策略内涵的演变

从1927年5月下旬到党的“八七”会议前后,蔡和森提出并坚持了“以暴动对付暴动”策略,这一策略是我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这一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以暴动对付暴动”策略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指出了这个不同并进行评析,这对于深入认识蔡和森在大革命后期的政治主张,是必要的。

1927年“南京事件”对中美外交的影响

19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兴起,通过北伐战争,北洋军政府被推翻。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期间的中外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摩擦不断。1927年3月24日,发生了"南京事件",亦称"南京慘案"。事件发生之后,中美两国在长达一年的交涉中,不断逐渐调整双方关系。"南京事件"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蒋介石亲美外交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