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的博弈:西安事变善后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因领导陕甘方面与国民政府对抗而加深了国民政府对他的恶感,根本解决杨的声音很强。中央军进入西安之初,蒋介石还要借助杨,因而对其较为温和。在东北军东调后,蒋即竭力压迫杨辞职出洋。但杨虎城并不立即遵命行事,而是有意无意地拖延,其根本目的是希望留在国内推动抗日。在受到压力后,则提出名义、经费、生病等问题。但这些办法只能敷衍蒋介石一时,最后仍然不得不辞职、出洋。事变善后时期,去除杨虎城在国民政府内有相当共识,这既满足了蒋介石的报复心理,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以及彻底控制陕甘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更多的只能是遵从,延宕只能更增加蒋的恶感。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形象的变化——以《盛京时报》为视角

《盛京时报》作为日本政府在华宣传的舆论工具,在报道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蒋介石予以高度关注。随着西安事变的发酵,蒋介石的形象在《盛京时报》报道中也出现相应变化。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他被囚禁无疑向外界释放出政府动荡、官员意见不合的信号。日媒通过污蔑蒋介石政府首脑的形象来降低国民政府的威信并扰乱中国时局,企图浑水摸鱼,从中获利。然而随着蒋介石被释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顺应时代潮流下就此成立,此后全国民众上下一心,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日本之阴谋随之破产。不同阶段《盛京时报》对蒋介石的评价态度,可以窥见日本视野下的西安事变,折射出这一时期日本之对华政策。

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思想演变探析

探讨分析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中,张学良思想演变的轨迹。论述了从东北易帜到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爱国统一思想超越了封建割据思想,较好地处理了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关系;深入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期间,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地方主义思想的碰撞和抵触;进一步探析了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思想的重大转变,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其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论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的内在联系

九一八事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旨在侵占中国东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反动事变。西安事变，是在中国民族矛盾激化、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驱动下发动的旨在促蒋反省、联共...

黄埔系将领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爆发后，黄埔系将领的言行对事变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虽然在如何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上分裂为和、战两派，并且各行其事，但他们的活动抑制了主战派的军事行动，有力地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但其中苏联因素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苏联因素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西安事变发生的可能性及和平解决的必然性。苏联因素的间接影响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有关联,而它的直接影响则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王文鸾史学界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已作了多方探讨，并对事变有关人物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宋美龄这个重要人物所起作用的专题论述尚不多见，多将其作为促进因素之一泛泛而谈，仅停留在＂起过积极作用＂或＂催化作用...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 ,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 ,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 ;张学良被囚禁后 ,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 。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再探讨

依据台湾公布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加上诸多其他材料的佐证和推导,可以得知: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然早有释放蒋介石的筹划,但是在国共谈判成功之后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当然,这些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电报的有关内容还有些矛盾,需进一步研究。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一直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在新形势下,应如实研究西安事变,弘扬其内在精神。

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

"九·一八"后的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文化乃是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本或生命,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复兴来促进或实现民族复兴。他们还从"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追述中国文化昔日的辉煌,以说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完全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是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另一种努力,是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证中国文化的本身蕴含了很多可供自身复兴的因素和能力。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知识界所讲的文化复兴,就主流意识来看,并非是文化复古,而是新的文化创造。

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困惑——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困惑是现阶段口述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解决之路径首先是选择一个亲身经历事件且自己感兴趣的采访对象;其次是多方搜集并掌握口述者与所处时代的相关史料,尽可能寻访与口述者及其所讲事件相关的历史见证人,形成多视角、多侧面的记忆材料;再次是精心准备采访提纲与掌握一定的采访技巧;最后是保持口述历史的原貌,对于不明白、不甚详细、有歧异之处,采用加注解的形式解决。尽可能保持历史的原生态,预防"前知现象"的发生。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中共制定和执行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这次事变获得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事变突起,中共曾一度主张“审蒋”、“除蒋”,使党早前制定的“逼蒋抗日”方针出现了反复和动摇。经过对客观形势的深入了解和分析,中共认识到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有利于结束全国内战,实现全民抗战。于是,中共提出了有条件释蒋的主张。共产国际12月16日的电报指示,无疑对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之条件研究

通常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未能主动提出自己的条件,而是处于被动中,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承诺联共抗日。但依据有关文献和档案却可得出结论:蒋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主动介入解决危局具体条件的探寻中,但影响蒋提出条件的关键因素并非是抗日本身,却是中共和红军问题,故而,蒋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以"改编红军,受蒋指挥"为先决条件,在完成所谓"安内"的目标后方承诺联共抗日的;而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作出了让步,才使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张学良捉蒋、放蒋、送蒋与爱国主义

张学良是一位举世公认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赤胆为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直到现在他仍然热爱祖国，矢志不渝。１９９０年，在他９０诞辰的祝寿会上表示：只要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将会以年轻时一样的心怀尽心尽力。“孽子孤臣一稚儒，真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奠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的这一不朽诗篇，充分表达了这位“千古功臣”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本文拟以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捉蒋、放蒋、送蒋的整个过程。

试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内外进步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恶化，演变为大规模内战，损耗国家民族御侮实力，遏制了国民党内主战派的内战叫嚣，迫使国民党放弃了武力解决的企图，改取政治解决善后的方针；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学良、杨虎城尽速释蒋回京。

端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一件重大事件，是“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端纳，一个外国人，以他特殊的身份，三进三出西安。

机智、果敢、艰辛的104天——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卓越贡献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意在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10年内战,开始了国共再次合作的新时期。周恩来身系民族安危,从1936年12月17日到西安,以他机智、果敢的雄才大略,历尽艰辛,苦撑危局,在这里战斗了至少104天,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事宜的妥当处置,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主要有:充当调停角色,坚定张、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念;准确传递信息,保证中共中央形成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多场合作劝解,增大和平解决事变的因子;大展谈判艺术,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临危沉着不惊,果敢制止东北军少壮派制造事端;东奔西返历艰辛,巩固和平解决事变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