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纪念仪式与情感动员

中国共产党既是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型政党,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感型政党。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高度重视纪念仪式的情感动员功能,通过党政群体、劳动群众、士兵群体、知识群体等参与主体的情感互动生成团结抗战的集体力量,通过仪式筹备、操演过程和效果巩固等精心设计的仪式流程激发团结抗战的共同体意识,通过时间、空间、声音、器物等象征符号唤醒团结抗战的持久情感。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仪式中的情感动员有效推动了边区广大军民投身抗日报国的伟大事业,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

强制留学:抗战时期日本的中国占领区留日警察政策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强令中国占领区各伪政权选派警察赴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各伪政权大多以刚刚成立或财政困难为由,提出不派、缓派、少派请求,但在当地日军、日本使领馆和内务省派遣人员的压力下,不得不按照日本的原定计划选派。这些留日警察的接受、教育和管理,主要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和内务省警察讲习所协商负责。日本政府的目的是培养直接服务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政策的“协力者”,但它忽略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增长,最终事与愿违。

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初探

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战时期经中国西北地区运输外国援华物资、援华人员和中国易货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学界对西北国际通道研究十分关注,现有研究对其基本概念如名称、路线、里程认识并不一致。文章依据通道地理位置及运输状况将其定名为西北国际通道;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分析得出通道有三条线路,公路线起自今哈萨克斯坦萨雷奥泽克车站,终于兰州,航空线为阿拉木图至兰州,驿运线为印度列城至中国新疆叶城;以修建维护通道的新疆公路局、西北公路局等机构资料为依据,考订西北国际通道公路线里程为2934公里。

《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伏击了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经过激烈战斗,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和威望。

战时英军服务团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合作探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服务团主动与活跃于中国香港的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开展情报合作。由于英国政府对国共冲突奉行中立政策,英军服务团便对东江纵队地位问题“避而不谈”,以维持同国共双方的合作。但在企图剿灭东江纵队的国民政府阻挠下,英方被迫中断与东江纵队的合作。后来的“军舰鸟事件”使得英方清楚认识到,其在华南的行动和情报工作必须依赖与东江纵队的合作。同时期美方与东江纵队的靠近也引起英方的重视,英军服务团敦促上级直接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恢复英军服务团与东江纵队的合作。英方高层一面与国民政府仅就程序性问题进行交涉,一面寄希望于与美方就东江纵队合作的所谓“红色问题”一起向国民政府摊牌。然而,美方绕过国民政府暗中与东江纵队合作使得英方的希望落空。战后英国政府承认东江纵队对英方的贡献,却由于政治因素并未公开给予应有评价。但从英国档案记载中可以获知,英方对东江纵队给予了高度肯定,从而彰显了东江纵队的国际贡献和国际影响。

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因应

从七七事变爆发到淞沪会战结束的全面抗战初期,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有组织的发展阶段。国共两党对民众的抗日斗争有不同的因应。国民党充其量是顺势而为,本质上是对民众运动的管控。共产党积极推动上海民众的抗日斗争,主张对民众进行彻底的、革命式的动员。国共双方对民众运动的因应差异是这一时期片面抗战路线与全面抗战路线之对立的具体体现。

天下清官第二:明代刘继文仕宦生涯研究

刘继文系明代凤阳府灵璧县人,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旋任江西万安知县而步入官场。后历经由地方到朝廷的宦海生涯,累迁至两广总督,最后以兵部右侍郎罢官归家。他在地方为官清正廉明、造福百姓,赢得“天下清官第二”美誉;在朝廷任职敢于谏言、正直无私,被誉为“謇谔有直臣节”。尤其在两广担任督抚期间,以强硬手段平定山寇海盗,维护海疆稳定,却因此在万历十九年被言官以“妄杀邀功”弹劾而罢官,其历史功绩也因此被遮蔽。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左翼话语中的台湾地区革命探析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人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同胞命运的日益关切,内地报刊发表的涉台文章数量不断增多。这些文章不仅深度有明显提升,形式也更加多样,还出现了不少小说、话剧等体裁的作品。涉台的文学类作品,大多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背后还可见中共及左联的影响。中共延续了大革命时期对台湾地区革命的关心,除了指导台共的成立,还体现在左联为首的左翼作家对台湾地区革命的书写上。内地左翼文坛以“阶级斗争”为基调,关注台湾地区工农阶级的命运前途,丰富了中国内地的涉台书写与关注视角。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内地左翼响应中共组建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淡化话语中的“阶级斗争”色彩,以“弱小民族”为话语桥梁,在阶级与民族之间架起了书写台湾地区革命的新空间。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抗战时期宜红茶复兴计划与国营体系的建立

晚清以来,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带动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宜红茶贸易兴起,区域茶业逐渐兴盛,并形成了“宜红茶”品牌。抗战时期,在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影响下,“宜红复兴计划”被提出。中国茶叶公司、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茶叶部先后在宜红茶区投资设厂,推动了宜红茶区国营茶厂的建立与国营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传统商品经济在近代全球化趋势中的生存境遇与抉择,奠定了区域茶业社会经济的历史格局。

互助、交换与交流:抗战时期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

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在互设奖学金、互派教授、互赠图书等方面开展了较多合作,互助、交换与交流成为战时中外高等教育合作的典型特征。不过,当时的中外高等教育合作,呈现出外国积极主动而中国被动响应的特征,且政府干预较多、政治色彩浓厚,纯粹的高校之间的合作则显得较为薄弱。尽管如此,各国间的互助合作,不仅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文化、学术的交流,客观上也推动了战争的尽快结束,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深入研究近代日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的重要意义和重大价值

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1895—1945)”以1895—1945年间日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资料整理、运用以及资料的史学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根据日本调查机构团体特质和种类,选取代表日本政府、军方、外交、特殊会社及民间社团的五个调查机构团体——日本驻华领事馆、军方情报机构、兴亚院、满铁、东亚同文会,由此设计五个子课题开展研究。项目不仅重视理论研究,而且注重理论指导实践,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日本侵华史和中日关系史问题,牢记历史教训、珍爱世界和平、树立正确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统一战线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援华医生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同抵制法西斯军队的侵略。援华医生和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合作,有效地促进了敌后根据地医疗卫生条件的整体改善,与根据地医务工作者共同完成了伤员运送、收治、救护等工作,降低了根据地军民的伤亡率,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之间的交流合作,也促成并维系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形象的宣传与塑造奠定了良好基础。

桂南会战期间日军强筑强拆邕钦铁路的原因探析

桂南会战期间,日军强征大量中国民工修筑了一条由钦州通往邕宁的轻便铁路,用于其运输兵员和军需物资,以帮助其据守南宁。该铁路采取“边修筑边通行”的策略。建成通车后不久,日军又强征中国民工将其迅速拆毁。日军强筑强拆邕钦铁路的过程,揭示了桂南会战与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关系,是透视日军军事战略变化的一个新窗口,对正确认识钦州湾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略述马叙伦为抗日救亡作出的重要贡献

指出马叙伦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的本质,以及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的政治身份。抗日战争时期,马叙伦教书不忘革命、一心投入北平抗日运动,助力统战工作、三次赴川劝说刘湘抗日,保持民族气节、困居上海革命之心不已,为中华民族解放伟大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比较视野下的1940年川北霍乱

川北霍乱首发于四川省南部县,随后传至剑阁,再波及到盐亭、梓潼、阆中、昭化、广元、苍溪、三台、射洪、绵阳、江油等川北各县。其中,剑阁疫情最重,盐亭次之,其他各县虽不严重,但亦轻重有别。各县在当年的霍乱爆发或流行时间、与疫区接壤程度、霍乱应对经验、社会卫生资源以及经济实力等方面之不同是各县疫情不一之关键所在。川北霍乱说明,在经济极为落后、交通十分不便且人口密度较低的山地地区,霍乱仍可形成大流行。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五一”纪念探析——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例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党宣传抗日理念的“喉舌”。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媒体传播的作用,通过刊登重要领导人讲话、纪念文章和社论以及报道纪念大会盛况的方式,对“五一”进行纪念。“五一”纪念是中国共产党明确工人地位和责任,争取和保障工人利益,表达抗日主张、诠释抗战话语以及呼唤国际援助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对“五一”的纪念,唤起了工人阶级的抗战意识,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展,加强了中国抗战和世界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

抗战时期澳门地区华人的家国情怀表达研究

中国澳门与内地是守望相助、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澳门地区华人的家国情怀作为一种持续性情感,长久以来经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浸淫,形成了“家国一体”的观念。随着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澳门的逐渐传播与接受,澳门地区华人的“家国”情怀也经历了从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向基于中华民族认同的现代国家意识的转变。抗战时期,“毁家纾国”成为澳门地区华人理所担当之责,澳门地区民众通过“话语-行为”机制来表达自身的家国情怀。由于澳葡当局执行“中立”政策,澳门地区华人的家国情怀表达在内容和载体上,不得不因应澳葡当局的政策变化而进行相应调适。

抗战时期内迁粤北华南高校的学生社团活动:类型、特征及影响

抗战期间,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华南高校内迁粤北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留下了浓墨一笔。在高校艰苦办学延文脉的过程中,内迁粤北华南高校学生社团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通过探寻内迁粤北华南高校学生社团的类型、活动特征及其影响,管窥战时内迁粤北华南高校学生社团的建设与发展状况。作为彼时内迁粤北华南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内迁粤北华南高校学生社团的活动方式、活动内容与活动成效等方面,可为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宝贵的示范与借鉴。

价值与使命:全面抗战时期图书馆学期刊出版探究

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引领下,国立、省立公共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多元主体坚持出版图书馆学期刊,在文化战线上积极宣传图书馆本位救国理念、传承拓展传统目录学研究、译介研讨近代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开展图书馆界动态信息交流,成为文化战线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