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1939——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对共摩擦问题再探讨

1939年,在战时国共关系上,准确地说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从这一年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和打压意识大大增强,一下子把防共提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高度,蒋介石督率国民党高层、中层,甚至低层,想了很多办法,提了种种方案来应对此事;原西北系政客张允荣密报所谓“共党中央政治局训令”,加重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怀疑,牵动了国共高层;国民党以“特种会报”等手段专门对付中共,使国共关系实质上呈现出一种暗潮汹涌、剑拔弩张的态势。

双重身份视域下的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7年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身份给陈独秀带来了新的资源。首先,陈独秀能够以北京大学同人为基础组建《新青年》杂志的核心编辑与作者。其次,陈独秀的个人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时人眼中的新文化“钜子”。但在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新旧冲突加剧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与思想领袖双重身份之间发生了冲突。面对北洋政府的压力,蔡元培通过解除陈独秀的官方身份作为回应。官方身份的解除加速了陈独秀由思想领袖向革命领袖的转变,其个人身份的转换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崭新的历史篇章。

“五日微电”与皖南事变

1941年1月5日晨,转移途中的皖南新四军,在泾县茂林附近的潘村,发出了一通致蒋介石等人的“五日微电”。这通电报发出一天之后,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94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四军文献》(2),首次公布了这通长达1200余字,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名义发出的电文,编者为它所起的标题为《叶挺、项英关于新四军北移延迟原因及请友军让道致蒋介石等电》。《新四军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国共双方相关资料的对照、印证和释读,以致这通十分重要的“五日微电”,一直没有受到大多数文史学者的重视。笔者拟用在台湾地区搜集的国民党档案,链接内地的有关史料,对“五日微电”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一个深入的评析,以探寻其与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在联系。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再考察

1941年初至1943年秋,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最为风险浪急的一个时期,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严重的军事冲突,国民党上层间围绕皖南事变善后、对中共宣传方略、对中共应以武力解决还是政治解决等问题,经过了若干反反复复的争议,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及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的斡旋,最终采取了较为折衷偏缓的处理办法,国共关系继续维持在合作抗日的大格局之下。

反击驱赶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战略重心的北移——论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

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新探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评价皖南事变中的项英等问题,是皖南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南下茂林的路线不是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分抗战前和抗战时两个阶段,战前的开发是战时开发的基础,战时的开发是战前开发的继续。国民政府战前的西北开发固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资金、人才不足的客观因素,也有建设经验不足、急功近利的主观原因。而国民政府战时再掀的西北开发热潮,则是在总结了前期开发教训基础上,将抗战与建国并举,以抗战促进开发,以开发支持抗战,贯彻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原则,取得的实绩充分证明了西北建设必须坚持科学指导、理性开发的重要性。

关于项英“南进”、“南调”、“向北发展”问题的重新评价

在新四军发展的方向上，项英没有“南进计划”，却有南进的构想。项英建议叶飞、张道庸（即陶勇）两团南调，是在八路军南下，与留在江北的新四军解决苏北问题的条件下，挽救苏南的应急措施，党中央最终批准一部南调。因此，不能把项英向党中央的建议和意见，说成是背离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若说项英“始终借故不执行”“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这是不对的。从实际行动看，项英基本上执行了“向北发展”的方针。但是。

谁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负责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也与毛泽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对大局的判断失误有关。

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本文从国民政府各基层民意机关所收议案、组成分子、选举状态及会务情况四个方面考查了国民政府基层民意机关的建设情况。其目的在于揭示国民政府基层民意机关的本质和特性。

高敬亭案件深度剖析

1939年6月被处死的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高案的发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新四军军长叶挺不应对高案负主要责任。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重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

达斡尔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达斡尔族各阶层人民，通过亲自参加和积极支持马占山、苏炳文部及东北抗联的形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为大小兴安岭地区抗日斗争作出巨大贡献。

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对南口会战的部署及战略意图

南口会战在华北抗日正面战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会战展开前,蒋介石以第13军、第17军、第68军构成三位一体和实行察绥一体的防御体系,迫使日军进行南口会战。会战展开后,蒋介石指示和鼓励汤恩伯固守南口,指示傅作义和刘汝明配合攻取张北;前项部署较为成功,后项计划未能实施。日军正面攻击南口未得逞后,乃从察北插入攻击张家口,截断平绥线。蒋介石乃实施三步计划,先是鼓励固守南口,接着指示反攻,继之部署撤退。蒋介石部署南口会战的战略意图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平绥线的作战牵制日军速沿平汉线、津浦线南下。尽管蒋介石未能调集充足的兵力,也未能解决指挥系统混乱、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之间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但是通过南口会战,华北抗日正面战场形成。

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近来,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论。笔者细绎相关史料之后,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期,蒋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确实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项英故意拖延了新四军北移时间吗?

“皓”电前后新四军北移计划形成的背景和经过说明，项英没有较早地将新四军北移，并没有违背中央的指示，也不是因为个人决策失误造成的。

皖南事变研究的新进展──简评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

简评通过与以往有关皖南事变研究论著比较，认为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有三点新的进展：（一）对皖南事变中一些有争议的重大史实及许多具体史实，作了考证、辨证，使事变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二）在此基础上，对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事变前及事变中的功过，作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评论；（三）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叙述也比以往完整等等。微感不足的是，该书在对事变的宏观把握及交待上，似嫌不够。

略论中共对“皖南事变”采取的斗争策略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国民党蒋介石积极推行“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 ,不顾一切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即皖南事变。我党为了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持 ,而又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 ,在斗争策略方面 ,我党主要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斗争策略 ;实行了以政治进攻为主 ,军事进攻为辅的有理、有利。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开展的纪念活动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和开展了对郭沫若、老舍、茅盾、洪深、张恨水等著名作家的祝寿和创作生活纪念活动,加强了文艺界人士的团结,争取了更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论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制度设计的三大民主障碍

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的制度设计蕴含一定的民主元素和规范程序,但就其制度设计的阶级本性、繁杂程序及相互牵制的权利限制三方面而言,已经对民主实现构成了难以逾越的三大障碍。

皖南三年项英与叶挺之关系

皖南三年项英与叶挺关系失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