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商团与商业投机——日伪统治时期的南京为个案

沦陷时期南京商人为主导、商团幕后支持的货物囤积、黑市交易、走私贸易、反限价斗争等投机行为,实质为南京商业界与日伪争夺战略物资和自由贸易控制权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对保卫沦陷区人民财产安全和维持民族商业正常运转功不可没,且从不同层面冲击了日伪物资统制体系,加速了其经济基础崩溃的步伐。所以抗日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全民动员,未沦为汉奸和屈服殖民统治淫威的中国人,都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略论日伪对南京的物资统制

物资统制是日本军国主义掠夺沦陷区财富的重要手段。梳理日伪在南京的物资统制,可以为研究抗战时期殖民地经济提供很好的个案观察。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先是与日本联手统制物资,继而建立了自己的统制体系。日伪的物资统制,以保障日军的战争需求为目的,对中国沦陷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公开掠夺,给沦陷区经济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日伪联手乃至汪伪独立统制物资的过程,更加清楚地揭示出伪政权的傀儡性质。

汪伪政府“收回”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述论

抗日战争后期 ,汪伪政府“收回”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 ,是日本政府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而推行“对华新政策”的产物 ,也是汪伪政府试图“改善”对日关系的重要尝试。本文详尽考察该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及结局 ,论证了汪伪政府的政治目标在形式上似乎是得到了实现 ,但实际上所得十分有限 。

试论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伪政权统治区曾分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东亚联盟运动。东亚联盟运动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内容,从思想上、文化上为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目的服务。日本的东亚联盟以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相标榜,比日本国内其他侵略理论和“兴亚”运动更加具有欺骗性。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东亚联盟运动则与新国民运动相配合,旨在加强伪政权的统治,为投敌行径制造理论根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关、盐、统三税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汪伪政权的财政收入影响极大。本文力图通过对汪伪财政收入的大宗——关税、统税与盐税在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变化,来探讨太平洋战争对该政权的影响,并从伪政权采取的应对措施来揭示伪政权的傀儡性质。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研究

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特指投降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抗战期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同国内的叛国、卖国的汉奸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制定了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惩处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的研究,对于弘扬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清乡运动”与李士群之死

李士群是“清乡运动”的主要谋划者与核心人物。其得力的措施使该运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李士群在“清乡”中急剧膨胀的势力与强烈的离心倾向 ,严重威胁了日本“国策” ,这是其致死的根本原因 ,他的死也与日军内部派系斗争以及与周佛海的权力斗争有关。所谓死于军统反间计之说实属夸大之辞 。

上海日伪政权的文化宣传管制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并着手扶持傀儡政权。此后近八年间,日伪当局制定和实施了多项文化宣传方面的政策、法令,试图打压各路反日势力,扶持亲日文化。上海日伪政权的文化宣传管制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管制范围从华界扩展到租界,方式从喊口号进化到编理论,内容则随时局变化而不断修改,不仅体现了日本对华政策和汪伪政府的统治利益,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认识的历史蜕变

汪精卫一生的思想、行为复杂多变。从1905年他在《民报》发表文章,至抗日战争时期,其对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民报》时期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国民党改组时期对三大政策由不甚理解到坚决捍卫、执行;蒋汪对峙时期对三民主义进行实用性和功利性歪曲;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亲日卖国的所谓"三民主义"。至此,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歪曲和肢解,表明他彻底背叛了三民主义,并彻底背叛了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

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分析

沦陷时期江苏苏中、苏南地区的伪县知事、县长在清乡(1942年)前后有较大的变化。清乡前大多由地方上的耆老、商会会长等头面人物担任,清乡后则主要是由日伪政权机关任命的较为年轻者组成,且相当一部分人出身行伍。清乡前日伪中央政权及省政府并不能有效控制县级政权,之后其控制范围也仅囿于苏南各县;而日本占领者对县级政权的人员任免和控制程度正好与伪中央政权相反。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包括运输管制、交易控制和价格限制三个方面。本文全面阐述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具体举措及其效果,并运用南京和周边地区的米价数据及价格相关分析方法,剖析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米粮统制失败的原因。汪伪政府的傀儡性决定了其米粮统制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违背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从经济上看,米粮统制政策背离了市场规律,最终导致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彻底失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参战原因探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参加了所谓"大东亚战争",是因为在北非阿拉曼战役德国失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了重大起色,而日本也在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等海战中惨败,日本政府开始整合周边力量,在中国沦陷区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拉拢汪伪政权从各方面"协助"日军作战,汪伪政府对日本政府战胜英美抱侥幸心理,企图通过参战提高其国际地位,"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汪伪政府还幻想通过参战与日本讨价还价,实现他们企盼已久的"统一"目标,提高所谓"独立自主"地位,谋取更多的国内利益。而日本则给其一系列诱惑条件,迎合汪伪政府的企图,共同导演了一幕汪伪政府对美、英等国"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的闹剧。

高宗武对日交涉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抗战时期日伪政权在广州的“社会救济”

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长达七年,战争阴霾中的广州经济凋敝、社会动荡,贫民缺衣少食、生计维艰,生活的困顿倍于以往。为此日伪当局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社会救济"措施敷衍应付,试图舒缓民怨,维持其傀儡统治,然而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却使得这些工作大多都虎头蛇尾,成效不彰。

公义与私情:国民党党政要员对汪精卫出逃前后的观察与反应——以日记为中心的探讨

和档案、函电相似,在史学研究中,日记大多被视为第一手证据或直接史料。对于西安事变后汪精卫返国及其抗战时期的投敌行为,学界相关研究较多,然因现有资料中汪本人留下的私密性史料不多(如日记),后来者很难窥探其心路历程。所幸的是,时人日记的留存对于用他者的眼光来探寻此一议题提供了可能。在这些"他者"中既有汪的"朋友",更有汪的"敌人"。在他们眼中,对于汪的回国,党政各界既有欢欣鼓舞者,亦有谨慎乐观者,更有因忌惮而忧虑乃至反对者。毋庸讳言,这些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历史中本是正常的政治生态。1938年12月18日,汪秘密离开重庆,与历次因政争而出走不同的是,汪的出走在战时不仅被定义为投敌,更因其"失节"之行,让其反对者不齿,令其同情者错愕,更使其追随者难堪。在公义与私情之间,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

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诸问题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乘蒋介石赴陕西召开军事会议之机，自重庆出逃，经昆明飞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日。在此过程中，汪精卫等人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充分支持和帮助。事后，龙云多方掩饰，企图遮盖相关史实。当时，蒋介石为团结龙云抗日，未予深究；史学界由于种种原因，也未深入探讨。此前，我曾著《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一文，

再谈汪精卫叛逃和龙云

龙云是汪精卫集团叛逃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如果没有龙云为汪精卫提供便利和帮助 ,汪从云南出逃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就龙云在这一过程的前后表现从另一角度作一些探讨。

抗战时期汪伪政权政治社会化研究

汪伪政权通过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以在其的领导下,和平建国,与日本共建大东亚新秩序,反对共产党,保护私人资本和土地所有权,谋取中日的经济提携为内容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由于其政权的反动性,尽管采取学校、媒体、社会等多种途径使之社会化,但绩效甚微。

华东沦陷区日、汪关系的实态——以汪伪组府为中心的考察

汪伪投敌后,出于政治需要,一直着意争取建立一个相对“自主”、“统一”的政权。为此,它与日本方面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但日本本于国内矛盾和自身利益的掣肘,在扶植汪伪组府的同时,又处处与其为难,使汪伪的“努力”效果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