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新中国初期的保本保值储蓄

1950年3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之后,物价趋稳,人民币币值进一步稳定。为消除民众对物价能否长期稳定的顾虑,国家银行在折实储蓄的基础上开办了保本保值储蓄。保本保值储蓄的适宜举办,对民众来说,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储蓄兴趣,初步建立了储蓄习惯;对于国家来说,聚集了社会闲散资金,支援了新中国国家建设。同时,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为货币储蓄奠定了基础,也扩大了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体现了新制度的优越性。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探究——以泸州茜草坝为例

三线建设时期,泸州茜草坝在全国支援下崛起了关系紧密的长江起重机、长江挖掘机和长江液压件三座大中型工程机械厂,快速形成了泸州的现代化“机械王国”。自1965年以来,三厂历经迁建、合并、分厂、改制。迁厂后,现仅留下长江起重机厂旧址作为城市文化活动区域。就茜草坝三线工业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而言,可通过对茜草坝新型工业博物馆建设、“互联网+”远程云教育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打造以茜草坝三线工业遗址为中心,泸州市各区县红色、自然景观等为主节点,构建集三线文化、红色文化与自然景观于一体的辐射式跨市域文旅圈,从而促进茜草坝三线工业遗产活化,并以此推动以三线工业遗产为主题的区域旅游事业发展。

调查研究要在“实”字上下功夫——向陈云同志学习调查研究

陈云同志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陈云开展调查研究的精髓是一个“实”字,他始终秉持“只唯实”的调查研究思想;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态度,从党和群众的利益出发,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始终保持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作风,反对官僚主义,不搞形式主义。向陈云学习调查研究,对于开展新形势下的调查研究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择悖论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在与国民党政府建立特殊关系的过程中,曾试图在中国推行民主改革。随着冷战的发生以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美国在“为什么我们丢失了中国”的反思中调整了政策。在美国干涉下,占据了中国台湾岛的国民党站在西方阵营最前线,蒋介石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的一面大旗。美国不再试图在中国台湾推行民主,并从“弃蒋”转为“容蒋”“驭蒋”,支持蒋介石抛弃美式民主的路线。蒋经国曾与苏联关系密切,且掌握着情治系统和政工系统,美方人士对其心存疑虑,但最终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认定蒋经国是接任领导人的最佳人选。美国在冷战思维下选择将中国台湾打造成符合美国需要的安全堡垒;在维护自身利益目标下支持中国台湾以独裁政治维持现状。蒋氏“家天下”成为所谓“自由世界”的独特风景。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援疆政策的历史演变——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教育援疆政策是实现中央治疆方略和推进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检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援疆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教育援疆政策的演变脉络大体分为探索期、发展期、蓬勃期三大阶段;政策嬗变路径呈现从“依赖——突破”的特征;在动力机制上,政策自我学习机制、外界经验的示范效应、多元行动者的博弈的动力机制推动教育援疆政策的延续与改革。展望未来,教育援疆政策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教育援疆政策体系;体现价值多元,优化教育援疆的政策导向;协同共治,形成教育援疆的政策新合力。

转制冲动与属性回归:1950年代我国联合医疗机构的制度史考察

合作性质的联合医疗机构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医疗体系中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组织联合医疗机构实现了将社会开业医生“组织起来”的目的,并被视为“从私医制过渡到公医制的桥梁”。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出现,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冲动同样影响到医疗卫生领域,1956年出现了联合诊所全部由国家接办的动议。遵照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经过卫生部门和各级政府的调研,转制问题逐渐回归原初的制度设计,回归医疗卫生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机构并存最终成为共识。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医疗机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的波折,有助于加深对当代中国医疗事业历史的理解。

三线建设铸牢西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途径和成效——以凉山州冕宁县沙坝地区发展为例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经济和国防建设,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三线建设不仅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且从多途径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以多民族聚居的凉山州冕宁县沙坝地区为例,阐述三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途径和成效,包括: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命运联结;工业文明的发展为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经济基础;文化交融推动了民族共同体情感的加深;教育的发展为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人才保障;社会发展不断增强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固性。三线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是彼此成就、相互促进的关系,三线建设在新的文明体系中达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途径和方式,在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海昏侯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海昏侯墓的挖掘,学界对海昏侯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围绕海昏侯相关史实,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海昏侯墓园形制以及海昏侯相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展开热烈探讨。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学界可以从整体史观出发,系统把握海昏侯相关研究,推动多学科交融、跨学科合作,以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为基础,推进秦汉生活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化道路的确定,以及随即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保障国家安全,新中国领导人学习苏联经验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鉴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又只能依靠国内提供工业化所需资金积累和物资保障,新中国一方面在紧缩消费的同时积极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另一方面作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决策,通过构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上山下乡运动时期青海省安置知青人数及其特点分析

上山下乡运动时期青海省共安置下乡知青4.2万多名,这些知青大多是来自省内西宁等地的城镇知识青年,主要安置分布于省内河湟谷地等农业区。这一时期青海知青下乡人数的升降起伏与全国总体一致,但受自然条件、经济及人文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发展与困境:淮南铁路和淮南近代化

为缓解南京国民政府能源供应危机,有效外运淮南煤炭资源,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持修建了淮南铁路。淮南铁路重构了淮南甚至皖北的交通体系,推动了淮南的近代化转型。然而,受近代观念的影响,不少学者尤其是外国学者在叙事时对铁路的作用有所夸大。实际上,囿于土匪肆虐、战乱频仍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等原因,淮南铁路对淮南近代化作用的发挥无疑受到一定的影响。

弃陇入川:三线建设初期062基地调迁研究

三线建设初期,由于对工程项目的进程要求过快、过急,普遍存在项目选址未经严格科学论证便匆匆确定的现象,曾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062基地是我国三线建设中唯一从事远程运载火箭科研生产工程.它从建址甘肃天水再到调迁四川达县,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明显违背国家制定的基本建设程序.三线建设中,这种“边定点、边勘测、边施工”的原则,不仅风险很大,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酿成严重后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干部教育的实践--以朱中立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干部和群众土改后出现了思想退坡、工作不积极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对农村干部的教育活动。为提高教育效果,《新湖南报》以朱中立为原型建构了“李四喜”这个典型的思想退坡的人物形象,并借朱中立怎样走出“李四喜”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引导和教育。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物原型朱中立也不断提高自身认识,积极工作,努力进取,成为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榜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广大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运动,也是因应了时代需要的一次成功的教育实践。

主动适应与制度创新:新中国初期的实物本位货币核算体系

新中国初期,党政部门囿于当时通货膨胀尚未完全消解,为保证国家财政和民众生活的正常运转,采取了以实物为核心的本位制度,并主要体现在国家财政预结算和折实公债、折实储蓄、折实工资等方面。对实物本位货币核算体系的运用是新中国在破旧立新之际的一项适应性制度创新,是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独创。其既是对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解放区实物核算实践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其时通货膨胀严重、一元化货币市场尚未建立的主动适应,更是对公粮的实物属性和人民币的实物本位属性优势的发挥。随着统一财经工作的推进、人民币币值稳定、一元化货币市场的建立,实物本位让位于人民币本位,实物本位货币核算体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上海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各类物资的接收与管理

上海解放初期,如何接收和管理数量众多、品类纷杂的各类生活、生产物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上海的接管过程能否平稳有序地开展以及城市生产能否迅速恢复。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快接细收”的办法,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协助接收清点,既提高了接收效率,又防止了反动分子对各类资财的隐匿和破坏,还避免了接管工作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对于接收到的大量物资,采取了统一管理和拨付,归口清晰、权责分明,保证了接管工作的有序进行;在此基础上,及时对物资进行了清点、整理、分类和调配,有效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建设和生产发展。

劳动与平等: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性别叙事(1963—1966)

1963—1966年,先后有近10万名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其中极大部分安置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然此举主要出于解决上海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在沪的安置困难问题,但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事件仍被冠以平衡性别比例所致,即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男性的婚姻问题。作为当时大规模人口迁移工作之一部分,支援新疆的上海青年中的确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女性青年平衡男女性别比例。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本身却显示出性别的不平等,即就劳动力而言,女性在当时并不占优势,故上海强调要多动员女性而新疆则反之。随着上海女青年进入新疆这一特殊场域,她们又通过与男性一样的劳动平衡了此前所谓的劳动力不平等问题,将个人奋斗融入了国家主流叙事,也就是性别平等这一进步的叙事。

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干部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村建党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形态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所有制形式的重大变更,更是农民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调适过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首先是针对乡村中的关键群体——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结束后开展的农村建党,借助在建党训练班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思想层面对入党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率先转变为此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家属互助办福利:“一五”期间工房托儿站在上海

在高积累低消费的“一五”期间,国家无法全力承担起全部女职工的托儿责任,因而鼓励职工家属用团结互助的办法解决自己的困难。观察“一五”期间以女工为主要生产者的上海纺织工厂用家属互助办工房托儿站来处理再生产的方式,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劳动的性别化分工,以家庭妇女居多的职工家属成为工厂企业集体托儿福利事业的主要承担者。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女工的生产效率,减轻了国家和女工们的经济负担,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一定贡献,而且有着妇女解放的重要意涵。在当下,仍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解决幼有所育的可能方法。

湖北省农村宣传员队伍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省农村秩序不稳,形势错综复杂。为揭破各种谣言,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克服部分农村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湖北各县在县委、区委、下派工作队和农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运动迅速建立起一支支农村宣传员队伍;随后又结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他们进行了普遍整顿,提升了农村宣传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党领导下,农村宣传员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推动了农村社会变革的顺利完成,唤起了农民群众的民主法治和政治参与意识,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农村宣传员存在于特定历史背景下,随着农村改革事业的完成和农村党组织的成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解放区农村青年团参与乡村治理研究(1950-1952)

1950—1952年是新解放区农村开展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农村经济恢复的特殊时期。其时,农村干部奇缺,党和政府急需助手来协助治理乡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新区农村青年团在农村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建立和壮大。另一方面,她在协助党和政府推进乡村社会变革和恢复农业生产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党联系农村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的农村宣传大军的有力支柱,是党的政策的积极宣传者与忠实执行者,是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的先锋模范。同时,一大批优秀的农村团员进入基层政权体制内或加入党组织,成为党和政府治理乡村的得力助手和坚强的后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