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舆图要素系统解析及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以清康熙《济南府志》舆图为例

舆图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古代营城智慧,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方志舆图的研究,特别是清朝方志舆图,虽已经形成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多集中在对方志舆图的基础性架构、相关历史地理信息解读等方面,且针对济南地区的研究较少。同时,舆图研究的思路还存在就图论图的局限,如忽视图形绘制人的影响,及图形中所蕴含城乡规划思维的挖掘等等。本文以清康熙《济南府志》中的89幅舆图为例,在系统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舆图的构成要素、表现形式和蕴含理念进行深入解析。将清代舆图要素构成总结为“四大系统”——自然系统、世俗系统、宗教系统和联系系统;从四大系统的要素识别出发,分析其表现特征,总结出表现形式上的“六大交互”——写实与写意、全局与节点、符号与形象、文字与图形、平面与立面、二维与三维,并对舆图中隐含的规划思维进行提炼总结,得出“四大理念”——多元共生、政学营城、祠祀配套、水陆并兴。由此,结合山东省省会经济圈实际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方向,从生态安全、城乡治理、历史保护和制图表现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从“产权单位”到“纳税单位”:《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考释

《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根据其登记的表达方式可分为人户、祀户、族户、佃户、会户、庙户、商户、官户、客户九大类别。这些户名在鱼鳞图册上皆分为“业名”与“业户”两列登载。其中业户表达的是“产权单位”,依据“谁的土地谁承粮”的逻辑,其内涵是指“名义上的承粮户”;业名是对业户的补充与说明,其内涵是指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或税粮的实际承担者,即“业主真实姓名”。在兰溪,不管是从习惯上还是从制度上,田底主(大皮)是承粮户,但实际情况是只要某户拥有地权某个层面的权利,就可能成为实际的承粮者,故在业名之下或在其旁边以批注的形式可以登载各类经营者、佃耕者等信息,以表达这些人或单位是税粮的实际承担者。

医社、药市、信仰: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

明清时期,经历代沿传累积,以杭州吴山及周边街区为中心,形成一个以医者、药商、民众为主体,包括医学、诊疗、药市、信仰等多维空间在内的医疗社会。在杭州的城市空间中,吴山处西湖东南之畔,又临杭州商业中心清河坊街,为人口密集、商业繁盛、文社汇聚之地。尤其特别之处,吴山为城中之山。山上庙宇林立,山顶平升处有药王庙矗立,既是药商同业祭祀聚会之处,又是民众祈拜安康之所。山间有侣山堂,是张志聪、高世栻等行医讲学处,亦为后人所言钱塘医派的主要活动地。吴山之侧还有名医汇集。在山下及坊街上,诸多知名药堂、药铺开设于此。时间序列上的累积,街区空间上的汇集,体现了医、病、药之间紧密的市场和社会关联,构建起以吴山为中心的医疗社会。这一医疗社会既呈现了以医者、药商为主体的医疗行业之链,也是杭州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根植并嵌合于杭州的历史进程及民众的生活空间中。它既为在地民众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也维系着医疗共同体的存续发展。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的构成及其功能表明,“医疗社会”不只具有学科及认知意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也是具化可见的历史实态。

论明清《衢州府志》的秩序意识

秩序意识是中国人深沉的文化心理。地方志以纲张目举的形式网罗故实,囊括大典。其穷搜博采、勾陈稽考之处实有着复杂的动因与考量。浙江衢州是“东南阙里”“南孔圣地”。衢州历代府志在深植儒家意识上颇具代表性。四部明清《衢州府志》皆有鲜明的秩序意识导向。它们既标举理想的社会秩序,也如实记载了影响秩序稳定的变量因素,从而凸显了形塑与维护秩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体现了地方志这一文体在凝聚地方社会、植入共同秩序意识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讨论地方志编纂的秩序意识,无论在方法论层面还是价值追求上都对当代修志具有启示性意义,亦可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鲜活的历史记忆与切实的行动指南。

卑湿、早夭与宁疾:东周至西汉楚地脏腑病防治综探

在楚地,出土战国至西汉涉医简帛中频繁出现大范围脏腑疾病,主要以“心”“胸”“腹”“肠”等部位病症居多。《左传》等传世文献记载的楚人疾病也多以“心疾”“腹心疾”出现。巫祝宁疾、药物镇痛止泄驱虫、导引术、(贵族)避免劳作入水等,是当时主要的防治措施。胸腹脏器名不全及疾病表征模糊难辨,反映了人们对脏腑及其疾病认知水平极为有限。“雨淫腹疾”“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暑气早夭”等传统医学地理学观点,与楚简墓主疾病寿夭实情以及《引书》平民下水劳作而“多病而易死”等观点较为吻合。恶劣的生活卫生环境是楚地胸腹疾病频发、民众早夭的重要原因。

洛阳民间神庙临时戏台考述——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

作为戏曲的演出场所,戏台有固定戏台和临时戏台之分,两者长期并存。由于缺少实物证明和文献记载,目前学界对于临时戏台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清至民国时期碑刻文献为考察中心,洛阳民间神庙搭建临时戏台之风持续存在,其因循民间神庙不同的地形地势需求而搭建以降低成本,其作为固定戏台的有益补充,临时戏台发挥着娱乐、社会教化以及文化传承的功能和作用。

新时代提升对口支援藏南地区质量与成效研究

中央第三次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要求做好新时代新阶段援藏工作。基于藏南地区的实际与实例,新时代提升对口援藏的质效,需要填补藏南重要地名与边境乡镇界线的空白区,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重点建设错那市与米林市等边境县域,加强对门巴与珞巴民族乡的支援,坚持新时代宗教中国化方向,传承创新发展藏医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兴旺乡村特色优势产业,聚焦农林牧副渔产业,同步建设农业强国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吐鲁番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

多年来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一门必修课,叫“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我自编的教材后来出版为《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①,副题是出版社加的,我没有这么大“野心”,只想给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特别是中古史一段的硕博士生讲讲学术规范问题。相信有不少在座的研究生看过我这本小书,我下面讲的内容有不少与这本书所讲的规范相关联。

品读山水志 重识秦岭山——读《西安秦岭山水志》

由西安文理学院秦岭研究院院长石靖主编的《秦岭山水志》,经过编撰工作者近十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出版问世了。作为该书参撰者之一,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并写下读书感言,向读者郑重推荐这部雅俗共赏的《秦岭山水志》。雄哉,秦岭!亘古以来,秦岭横卧于中国版图中部,自西而东,绵延1 600余公里;南北厚度,在100至300公里之间,是一座划分中国南北地理、自然生态、气候物种的分水岭,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北美洲的落基山齐名,并称世界三大生物地理分界山脉。

“路线分合”: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村的困境与出路

20世纪30年代,在全球大萧条冲击下中国农村陷入破产,向称富庶的江南农村亦未能幸免。农民经济困顿,由此而来的是抢米风潮等一系列社会动乱事件。造成江南农村困境的原因,既有一般性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因素,也有因商业化程度较高而受国际市场冲击较大,以及毗邻政治中心而承担了更多国民政府赋税压力等特殊因素。针对江南农村的困境,社会团体最先做出反应。此后,政府、银行界、学校等纷纷参与,并提出了救济经济、改良技术、提升教育、改造社会等不同进路,当地农村状况亦因此有所改观。国民政府在此过程中努力争夺主导权,并充分整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村的有效控制。在此运动中,各方既有大量合作,也有诸多分歧,由此出现了对政府的亲疏向背的多样选择。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各派暂时搁置成见走向联合。但农村问题依然作为一个繁难的社会问题长期绵亘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结构中。

亦神亦祖:明清时期双忠信仰在徽州地区的本土化

“双忠”是唐代名臣张巡、许远的并称。宋元以降,作为官方祭祀对象之一的双忠,在徽州地区也获得了建庙享祀的待遇,而且相关庙宇遍及徽州各地,香火旺盛。双忠作为神明,其法力在徽州当地不断演化,包括驱瘟除疫、斩鬼除怪、禳灾祈福等,满足了徽州民众的心理需要。双忠由是成为地方的保护神,且相关祭祀活动融入民俗活动之中。在为祭祀双忠所举行的船会活动的推动下,双忠信仰的徽州本土化趋势愈加显著。而由于徽州许氏宗族全力建构与许远的血缘关系,双忠信仰在徽州实现了从神灵到祖先的人格化转变。双忠信仰融入徽州社会既体现了当地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也反映出国家意识获得基层民众认同的一面,从而对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存与整合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

主持人导语:南海历史研究的境遇与情怀(五)

研究南海历史的前提之一是收集南海海域发生的各种事实,为此就要挖掘梳理各种文献资料,并探究某些事实产生的原因,尤其是一些颇为重要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几乎不可能身临其境,直接感触这些事实,也不可能像物理和化学研究那样通过反复实验来观察、验证,而是要在研究中重建。为了重建历史,勾勒出事实的源流、框架,研究者必须掌握进而熟练运用一种复杂的研究范式或方法,特别是必须学会读解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而融会贯通,弄清楚一个又一个事实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南海历史的基本轮廓,以探寻关键事实发展的轨迹与特征。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积累和逐渐深化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掌握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搜集事实、剖析义理很关键,否则,难以把握历史运行的轨迹及其背后的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写照——《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建设志》书评

家乡出版界的老同学倪培翔打电话给我,说到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新近出版了《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建设志》(以下简称《江苏援疆志》),左健伟主任希望我为这部书写点读后感。

第三轮志书编纂初探

二轮修志已全面完成,三轮修志成了关注的热点。本文在系统梳理第三轮志书的规划与启动概况的基础上,重点对三轮修志顶层设计进行了讨论,认为国家规划的区域综合志应增加乡镇志,设省、市、县、乡镇四级;县(区)规划内志书应以“一部志+系列志”为主,“一部志”为辅;省级志书规划,“多系列志”“单系列志”“一部志+系列志”均可,各省应因地制宜;区域综合志以编成“不完全通纪”或“非典型断代”型为好,下限在省内应统一;积极拥抱新技术,提倡互联网修志。本文还就提高志书质量提出了至少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历代王朝经略广西的历史嬗变与治理实践——基于瓯骆族裔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考察(上)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基于百越各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全面系统地考察自秦至清历代王朝经略广西的历史演变与治理实践,印证了“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于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故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戏剧活动家李文钊抗战文化活动述评

抗战时期,桂籍戏剧活动家李文钊开展了组建戏剧团队、支持抗日进步剧目演出、主编抗日进步艺术期刊、写作大量剧论与剧评等多项抗战戏剧活动,为广西抗战戏剧的兴起和爱国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做出许多贡献,为广西地方文化史和抗战戏剧史留下一片绚丽的风景。

从代国到代州

从商周的代国,经赵国和秦朝的代郡以及两汉和北朝的多个代国,到隋朝的代州,间以雁门郡的几次迁徙,代国、代郡和雁门郡在社会动荡中有过多次的变动。代地之变迁,既显示着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的变化,也意味着战略态势和行政区划的不同,况且“代”也有着不同的内涵。而代州的最后定位以及州城的最后完善,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岭南方志音乐史料类别

方志中有关音乐的内容零碎、庞杂,无法像专门的音乐图书那样进行整理。为了更好利用方志史料,本文以岭南音乐为例,从资料来源、记录符号、信息层次、专业等进行归类。来源分“风俗”“学校”“艺文”“诸蛮”“政事”等门目;记录符号分图片、乐谱和文字;信息层次分零次、题录和一次文献;专业分“器乐”“歌乐”“曲艺”“戏剧”“舞乐”等。

抗战与重建:国民政府派遣赴印度研究生的行动及其影响——以中国台湾“国史馆”解密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国民政府为节约外汇支出,实行严格限制出国留学的政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扩大,中国与英美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以及印度深邃文化的吸引,加上中国国民政府积极支持赴印留学等因素,中国政府从抗战重建的思路出发,在抗战后期派遣了一批研究生赴印度深造。这些赴印研究生的选拔具有候选人经历丰富、注重盟国合作、规模较小、学习形式多样等特点,不仅为国家战后重建培养了急需的人才、进一步规范了留学生选拔制度,而且还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教育与文化的交流。

地位与时代特色:新编县志的政法篇章——以广西第一轮和第二轮新编县志为例

广西新编县志的政法篇章如实记录了从事物发端起至21世纪初广西各县(市、区)政法事业的概貌,有的点线结合,既有时间轴的沿革演变,又有特定时期的典型事例,写得较有特色。但部分志书也存在篇目框架设计重视不够、归属不当、重要资料缺失、资料完整性和系统性欠缺、客观性和时代特点不突出等缺憾。文章还分析了政法篇章涉及的章节标题和排序等逻辑性问题。最后指出,客观性和真实性依然是今后县志政法篇章编纂需要高度重视的,要排除某些人为干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