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本身不变,但所指代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里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宋代“川江”曾有指代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指代范围让人相当意外。明清主要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但到近现代,“川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到宜昌、宜宾到宜昌、重庆到宜昌河段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宋元以前巴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巴蜀航运的地位很高,成为“川江”话语强大指代中下游的支撑。而受长江上游特殊的复杂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船运输曾一度在整个长江航运中占有通过性上的优势,一度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下,热点聚集在机动船运输的话语内有关。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的“地名涵化”可以分成“地名缩放涵化”“地名异地涵化”两种情形,前者较为典型,后者较为复杂。“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又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一般来说,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涵化”的过程较为漫长,影响的因素也较为多元,但受国家相关行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会加快。

历代王朝经略广西的历史嬗变与治理实践——基于瓯骆族裔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考察(下)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基于百越各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全面系统地考察自秦至清历代王朝经略广西的历史演变与治理实践,印证了“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于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故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历代王朝经略广西的历史嬗变与治理实践——基于瓯骆族裔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考察(上)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基于百越各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全面系统地考察自秦至清历代王朝经略广西的历史演变与治理实践,印证了“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对于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故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戏剧活动家李文钊抗战文化活动述评

抗战时期,桂籍戏剧活动家李文钊开展了组建戏剧团队、支持抗日进步剧目演出、主编抗日进步艺术期刊、写作大量剧论与剧评等多项抗战戏剧活动,为广西抗战戏剧的兴起和爱国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做出许多贡献,为广西地方文化史和抗战戏剧史留下一片绚丽的风景。

地位与时代特色:新编县志的政法篇章——以广西第一轮和第二轮新编县志为例

广西新编县志的政法篇章如实记录了从事物发端起至21世纪初广西各县(市、区)政法事业的概貌,有的点线结合,既有时间轴的沿革演变,又有特定时期的典型事例,写得较有特色。但部分志书也存在篇目框架设计重视不够、归属不当、重要资料缺失、资料完整性和系统性欠缺、客观性和时代特点不突出等缺憾。文章还分析了政法篇章涉及的章节标题和排序等逻辑性问题。最后指出,客观性和真实性依然是今后县志政法篇章编纂需要高度重视的,要排除某些人为干扰因素。

从票号到银行:1916年蔚丰厚票号向蔚丰商业银行的转型重生

蔚丰厚票号于1916年改组蔚丰商业银行,是山西票号为应对危机、顺应时局而组织现代银行的成功案例。作为私人金融资本的蔚丰厚之所以能够实现从传统票号向现代银行的重组转型,首先得益于其对西北汇业的长期经略,这使它获利颇丰并因此渡过辛亥难关保存了实力,同时获得了当地官僚的倚重,成为其维系与改组的基石。其次,京号经理郝登五在改组活动中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并凭其卓著声誉赢得了股东投资和政界援助。此外,北洋军政精英的投资与扶持,不仅使蔚丰厚顺利完成了招股任务,并得到了后续的业务支持,是其得以转型重生的关键因素。

全面抗战时期黔桂铁路的修筑与历史作用

黔桂铁路修筑于全面抗战时期,是桂越国际铁路的组成部分。由于地势险峻,缺乏资金,以及受战争局势的影响等,修筑过程异常艰难。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民众为这条战争生命线的开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打破了日军的封锁,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

近代北庭地区社火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探析

清末民初,社火文化通过“百艺进疆”传入新疆北庭地区。北庭地区地处新疆农牧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是中原地区向西域传播灿烂文化的重要腹地。文章系统论述了社火文化在近代北庭的传播发展、北庭地区社火活动的类型及其特点,提出新时代以北庭地区社火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为推动新疆各民族坚定“五个认同”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陈琏《桂林郡志》版本考疑

陈琏纂《桂林郡志》景泰元年吴惠重刊本是广西明初唯一一部完整保存的旧志,同时是广西存世最早的旧志刻本。本文就此书著录、卷帙、版本、刊刻及传藏等之前有关论述多未涉及的问题深入考察。就版本而言,揭示《桂林郡志》建文三年(1401)初刻初印本行世之后,随即多处剜版,实因成祖登基这一特殊形势所致。剜版之后有重印本,始见于著录。吴惠重刊本除增补页面之外,版面完全反映陈琏本原貌,因此可作为陈琏原刻本版本识鉴的依据。

唐宋时期五台山文殊道场中的龙神信仰——兼论唐宋中印文化交流

唐宋时期,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龙神信仰十分兴盛。山中有大量有关龙的灵迹,龙的形象较为丰满,职能也较为强大。五台山文殊菩萨与龙神的关系既表现为镇压与被镇压之对抗性,又表现为代表与被代表之可调和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了唐宋时期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异质文化间的双向交流,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五台山区域文化。

再次统制:阎锡山对西北毛织厂的接管与复产(1945~1946)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政府抢先南京国民政府一步,迅速从日本手中接管了西北毛织厂,并留用了9名日籍职员和11名中国籍职员作为该厂的管理顾问和技术人才。接收之初,阎锡山提出了“先人后物”的策略,对厂内的人事、组织结构进行了安排与调整。除此之外,阎锡山还要求各厂快速复产,于是西北毛织厂通过改进技术和修购机器来解决原料和器材的问题,推动了生产能力的复原与提升。不到一年的时间,该厂的接管与复产工作顺利完成。

近代合浦县中医药事业发展略论

近代,中医药学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合浦县中医药学仍然以其临床实践的有效性继续发展,中医药界在发扬中医药治病救人独特优势和作用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医药事业近代化,实现守正创新。岑麟祥在近代中西医之争的历史背景下,编纂《中西合璧内科新编》,较早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其论述至今仍不乏闪光点;受西方卫生行政检疫医事制度和管理模式影响,合浦县出现近代中医药机构太和医局、爱群医院等;中医学术团体广东省合浦县中医师公会成立,一批接受过新式中医学教育的医生走上历史舞台。

村史馆是方志馆部分功能在基层的有效实现路径——以西安市村史馆建设为例

村史馆作为方志馆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个形态,随着乡村振兴不断向纵深推进,正在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地方志工作走近基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和宣传手段,并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出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试以西安市村史馆建设为例,思考村史馆发展方向。

从建制沿革看南宁历史地位的变迁

南宁地处祖国南疆,自东晋起,历代朝廷便结合地缘特点在此设置与中央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地方政权机构。从东晋晋兴——县、郡治所,到唐宋邕州——岭南五个重镇、地方一级政权治所,再到元代南宁路——经略两江、南疆安宁,明清民国南宁府(县、市)——粤西要会、商贸重地、广西省会,随着历朝在南宁建制,南宁辖区不断变化,战略地位亦日益凸显,最终成为省一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宁各族人民在巩固南部边防、开发边疆、密切同中原联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见证中国作为茶叶种植起源地的重要实物标识,是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当代呈现,是理想山地人居环境的活态范本,是多民族汇聚、茶文化浓郁的人文福地。2023年9月17日,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之后,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需要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其可持续发展:一是培育遗产驱动、联动互补的文化旅游业;二是提升遗产地及周边相关区域社会建设,关注弱势人群权益保障;三是提倡环境议题主流化,预警生态风险。

明清时期广西庆远府荔波县政区调整的动因及治理成效

荔波县处于南丹土司与独山土司的缓冲地带,土司对其区域的舰舰,加之非汉族群民风剿悍,亦有起事,以致中央王朝较难有效管辖。自明洪武年间设置荔波县后,其行政区划调整频繁,直至清雍正十年,将广西庆远府所辖之荔波县划归贵州都匀府管辖后,减少了交界区域的冲突。与此同时,明清政府亦通过恩威并施的军事手段以及修筑城池、办学等多方面对荔波县进行治理。故荔波县政区的调整,不仅能够推动国家治理逐步深入,而且促进了非汉族群对国家的认同。

20世纪初哈尔滨的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20世纪初,哈尔滨,这个曾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迅速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然而,受中俄两国对各自辖区的不同规划和治理的影响,哈尔滨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双核格局。同时,俄国侨民和关内移民作为哈尔滨的主要社会群体,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近代哈尔滨的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完善《条例》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以海南省为例

以海南省为例,谈谈《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前海南省依行政力量推动修志所遇难题,之后依法修志顺畅。随着机构改革深化,单位合并职能调整,修志理论探索有突破,修志实践取得好经验,各地立法取得新成果,《条例》与现实显得不太相符,有必要修改完善,使其成为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原动力。

北宋初廉州地望辩正

北宋开宝五年,廉州自旧州徒治长沙,太平兴国八年州废,移就海门建太平军。宋初廉州治长沙十二年,于其地望,宋代史籍着墨不多,以至后世文献难以确指。通过对长沙与旧州及海门等地方位里数关系的梳理,结合“长沙”这一地名在明代的沿用情况及其与石康县的关系,可以推论宋初廉州地望当在今石康古城。

“木鹅”“流至”与北人南迁——惠州鹅城传说历史原型考辨

作为惠州别称——鹅城的历史由来以及惠州市特色“非遗”,鹅城传说的历史原型并非旧说所谓谢灵运“梦游罗浮”等人物史事,而是有关东晋南朝时期北人规模化南迁于惠州境内的移民历史,而自大庾岭顺江下广州、再溯东江抵惠则是其基本迁移路径。传说中“城”的创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北人南迁和土著向化交相作用的历史产物。对于该段历史的认识与正视,既是在理论层面推进鹅城传说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在实践层面优化该传说活化利用工作、凸显惠州城市文化形象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