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时期广西出海水路通道变迁大势看平陆运河开凿的重要意义

历史时期广西出海水路通道主要经历了“南向—东向”的变迁,其中秦至宋代广西主要经由南流江出海,灵渠的开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广西主要经由西江—珠江出海,这与南流江航道的阻塞与广东对广西政治、经济上的辐射密切相关。如今广西正迎来“南向”开放发展的新机遇,而沟通钦江与郁江的平陆运河的开凿将为广西“南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在实现南宁和贵港等城市临海型发展、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李耿与林志仪:桂籍抗战文化人活动拾遗

抗战时期,广西进步文化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爱国救亡活动,过去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新发现的李耿、林志仪两位桂籍作家,抗战时期在编辑抗日报刊、创作抗战文艺作品、参加各类抗日斗争活动、从事爱国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的活动,有着比较相近的特点和贡献:编辑进步报刊建立反帝反封建进步文化阵地,发表抗日文艺作品动员民众抗战,撰写学术著作为进步文学事业添砖加瓦,从事爱国救亡教育工作培养出一批进步青年等。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值得我们总结和研究。

简析新编县志对人物的记述——以广西第一轮、第二轮县志为例

记述当地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地方志的基本职责。历代编修地方志都有重视人物记述的传统,人物志/篇章可以认为是地方志中最鲜活、最有人文吸引力的部分。只有记述好地方人物,地方志的记述才系统完整、彰明因果,也才能更有效地达成编修地方志以经世致用的目的。新编两轮县志对人物的记述在记述层级、记述体裁、记述范围和记述内容等方面基本体现了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继承了历代方志的好传统,同时又有所创新,但部分县志对人物的记述也存在体裁不全、内容不够准确、范围过窄和人物评价不适当等不足。

民间的力量——民间社团与第三次康藏之争考论

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促生各种不同的民间社团,第三次康藏之争未发生之前就有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西康总商会”“教育会”“西康国民协进会”。但因第三次康藏之争的发生而成立的民间组织则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包括以八百名民众代表为基础的“西康特区汉夷全体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临时性质的请愿团和难民团;同乡组织“西康旅京同乡国防救亡会”;民意机关“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各类民间组织或直接参与“纠纷”的调解,或以电文和呈文的方式为各级政府提供康藏之争的信息和解决纠纷的方案,或以请愿的方式催促政府尽早解决康藏纠纷。而“民意机关”则长期驻京,互通京康消息,提交各种提案。这些民间组织维护边疆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其与各级国家机关、其他民间组织紧密互动,形成强大的反分裂力量,使分裂势力图谋分裂国家的阴谋落空,促进了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关于活化方志资源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人心融合的思考——以广东地方志资源为中心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包括人心融合在内的国家级融合发展战略。“一国两制”体制下,促进港澳人心回归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有效的历史文化教育长效机制。由于历史、制度等因素,港澳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部分民众尤其香港地区青少年群体主动接受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教育的意识不足,对内地因缺乏了解而存在一定隔阂。方志资源是历史文化的“活教材”,能够较好化解港澳民众接受国家历史文化教育的阻隔因素,起到正本清源的教化作用。可通过活化方志资源,将粤港澳三地的方志共业从专业层面的事业合作,拓展为大众层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层面的文化交流合作,由浅入深,以方志乡土教材为破冰点,以融入文旅融合发展为主路径,创新促进港澳人心回归的载体抓手。

清代广西巡抚王起元事迹考略

王起元在康熙年间长期担任内阁学士、广西巡抚等职务,是清代在任时间最长的广西巡抚。由于史料的匮乏,其相关事迹一直鲜为人知。细挖《康熙起居注》等相关记载,可以得知王起元担任内阁学士和广西巡抚的基本情况。借助王起元的事迹,还可以观察康熙帝的治国理念与用人之道。

论民国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创办与建设

抗战爆发后,广西成为稳固的大后方,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沿海富庶之地尽失,大批近代工矿业迁入,导致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大批知识分子的迁入也为广西的职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抗战需要高效的农业提供大批的军粮,高效的农业需要由农业职校培养大批的农技人员。伍廷飏在柳州沙塘进行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在马保之等人的协助下,逐步把沙塘打造成为战时“农业之都”。“柳州高农”由此而诞生,并进行了建设和发展,取得一定的办学效果。

1960年合浦县总江公社廉州话注音识字扫盲运动研究

1960年,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识字扫盲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掀起全国第四次扫盲运动高潮。合浦县同样加入这场运动,并结合地方实际,以总江公社为中心掀起廉州话注音识字扫盲运动。总江公社廉州话注音识字扫盲运动作为一项农村扫盲工程,通过以注音识字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教育,树立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实现对群众的思想建设同时,总江公社廉州话注音识字扫盲运动在农村培养一批基层干部,为国家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清代中后期边疆新垦村落的宗族建设和村落治理——以南宁西乡塘区大岭、陈川、可利村为例

清康熙之后,随着鼓励垦殖和摊丁入亩的推行,广西乡村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乾嘉道时期,南宁新垦村落的宗族秩序已大体成型,经济生活基本稳定。新垦村落通过村落公共设施和宗族文化建设、追求国家认可的功名、与本地原有族群互动等方式,完成融入了原有的社会网络。以南宁西乡塘区大岭、陈川、可利村为例,通过研究新垦村落的发展以及与本地族群的互动,梳理王朝边略、国家制度在南宁一带的乡村基层如何运行,能为当下乡村振兴事业提供建设经验。

论易熙吾的方志理论及修志实践

易熙吾作为桂林市修志馆总纂暨桂林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面对战后社会经济凋敝及“文籍案牍,毁灭殆尽”的困局,先后主持创办了《桂林市修志馆期刊》及《桂林市文献委员会刊》,提出“方志发展可编学术通志”的观点,突破了“志属信史”的传统认识,主张修志应采取最新方法,阐发了自己对市志、省志的编纂理论与实践思考,并自觉地从理论上探究方志批评,助推了由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的转型发展。

从“番”到高山族:名称流变与观念转移

以“番”称呼台湾少数民族,始自明清,产生于传统“华夷之辨”的语境下。日本占领台湾之后,早期延续了“蕃族”的称呼,体现的是近代殖民话语中的种族分类范畴;后期对“高砂族”一词的推行,则是与“皇民化”相表里的殖民策略。1945年台湾光复后,围绕台湾少数民族的称呼有许多争论,最终两岸分别出现的“山胞”和“高山族”的不同称呼,显示了国共两党对近代中华民族认同中少数民族的不同定位。

清末民初广西法政教育办学特点评析

清末“新政”的实施和民初政体的变革,社会急需大量适应时势发展的新型法政人才,广西各地因此出现了兴办法政教育的热潮,呈现出办学渠道开放性、办学层次多样性、学校管理的革新性和守旧性、学制课程的实用性和速成性的特点,并对近代广西社会的演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盐城文化的历史考察

盐城文化是海洋文明、淮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数千年融合的结果,是大批移民带来的吴楚文化、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盐城文化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繁盛、转型的过程,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海盐文化、水利文化、淮剧文化和新四军文化,始终呈现平民化和兼融南北的特征,蕴涵不畏苦难和爱乡报国的文化性格。濒河临海的地理区位、南北汇聚的移民、尚智崇文的进取精神是盐城文化形成、发展与传承的主要因素。

近代云南与缅甸蚕桑业的互补研究

缅甸气候炎热,需要透气性较好的丝绸,但是缅甸不适宜栽桑养蚕。虽然与缅甸相邻的云南拥有发展蚕桑业的良好地理条件,但由于规模小,只能长期成为家庭副业。为了扩大向缅甸蚕丝出口,实现云南与缅甸因地理环境差异形成的产业互补,近代云南以政府倡办、创办实业公司、开办蚕桑学校及蚕桑改进所多种形式在全省推广蚕桑业的发展。考察云南蚕桑业推广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滇中、滇西、滇东地区的金沙江、红河、澜沧江流域。近代云南蚕桑业的推广,促进缅甸丝织业发展,成为边疆开发的重要产业;引进先进桑树蚕种和养殖技术,使蚕业技术得以提高;促进蚕桑教育的普及,成为近代云南农业教育的发轫之始。

民国初年闽盐入浙与温州盐政改革探析

闽盐入浙是自古就有的一种现象,但是闽省盐多以私盐方式运入浙省。民国初年随着全国盐务改革的开始,闽私充斥浙省受到关注。温州盐场不足又毗邻福建,权借闽盐为补,成为闽私侵入的重灾区。因此闽盐入浙成为温州盐政的重点,闽盐入浙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走向合法化,却也在实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温州盐政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中不断走向成熟,其处理问题过程中总结得出的经验也推动了两浙盐政的进步。

近代北庭地区城市警政建设与社会治理探析

北庭地区位于北疆交通要冲的位置,城市众多。近代北庭地区城市警政工作繁忙,警察职能日趋健全,在实行户籍管理、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促进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开展城市消防工作等方面警察均有积极作为,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近代北庭地区城市的警政建设完善了城市管理机构,加强了户籍制度管理,改善了城市的治安环境,推动了城市公共事业(公共卫生)发展,倡导了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维护了近代北庭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保护了城市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为未来新疆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论方志所载“八景”的形制、内涵及价值——以怀化地方府县志为例

在中国地方志所载文献史料中,“八景”史料是一个比较突出现象。相对于湖南乃至全国的那些历史悠久的府县旧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怀化是一个年轻城市,但其下辖各县市却有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本文以怀化地方府县志为例,探讨了地方志中所载“八景”的内容与形制、美学内涵和价值,纠正以往对于“八景”认知的不足,力图重新阐发“八景”史料对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重塑边疆:鸭绿江右岸的林木采伐、森林交涉与边疆秩序

17世纪以来,清朝统治者在封禁政策和中朝宗藩关系的影响下,在柳条边和鸭绿江之间保留了大量的森林地带。保留森林区域的目的之一是通过隔离鸭绿江两岸的居民往来以维持一个中朝间的缓冲区,展现清朝“柔远之仁”。然而,19世纪末,东北成为了全球势力交锋和竞争的场所。在沙俄的压力和国内饥荒的困扰下,清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鼓励移民,并开放鸭绿江森林用于商业伐木。与此同时,日本为了应对国内的马尔萨斯陷阱,将朝鲜半岛和清朝的东北视作扩张目标。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不仅巩固了其在东北亚的地位,也为其对鸭绿江森林的军事控制和资源管理铺平了道路。随着1908年中日鸭绿江采木公司的成立,日本在中朝边境的林业发展中发挥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以日俄战争前后鸭绿江右岸森林为例,着重考察林业发展过程中的森林消长与边疆形态的关联,试从森林的视角重审东北边疆近代化的过程,讨论有关森林的商业、交涉与冲突如何内化为劳资纠纷,并重塑边疆森林秩序的一段历史。

育滇省师资·增教育之效——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与战时云南“中等学校教员暑期各科教育讲习讨论会”

于1938年间增设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作为战时重要的师范教育培训机构之一,在完成为地方培养高质量的中小学教师使命之外,还为增进师范院校对地方师资培育的功能,开展了“中等学校教员暑期各科讲习讨论会”,为西部地区特别是云南省培训了数批优秀的中学师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中学师资质量不高的状况。这一探索注重在短期培训内集中较强师资,并紧密结合当地实际需求的活动内容、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和严格、科学的管理,有效地提升在地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也促进了云南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好地映射出彼时联大师范学院在学术研究与社会教育之间、研究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状况。

清代台湾义学设置和管理探赜

清领台湾时期,清廷特别注重海疆的基础教育。作为一种公益性的启蒙教育机构,义学发挥着重要的普及儒家文化和民族融合的社会职能。从区域教育史的视角诠释清代台湾义学创办的状况、地域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