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名流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清修陕西地方志是陕西乃至全国旧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这些名志大多出自学者名流之手。乾隆年间毕沅抚陕,主持并倡导修志,掀起了学者名流参与陕西方志修纂的高潮,此风气一直沿及嘉道时期。学者名流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及修志主张在方志中均有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陕西方志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对当时及以后的陕西方志修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雍正《陕西通志·经籍》著录文集订误

清雍正年间刘於义等修、沈青崖等纂《陕西通志》100卷。第75卷《经籍志》收载总集别集400余种,但多有讹误。既有作者之误,又有籍贯差错,既有时代之误,又有书名及义例之错。方志的修纂水平比之御制之类的官修书有明显差距,其中舛讹更加普遍。故方志材料的引用应慎而又慎。

清代陕西地方志的修纂历程及特点

陕西省是清代修纂地方志开始时间早、数量多、质量高的省份之一,两部通志分别修于康熙、雍正年间,为数众多的府、州、县志,其修纂则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每个阶段又各具特点;此外,清代官修陕西传统方志体系完备,种类齐全,私纂特殊方志异彩纷呈,内容广泛,加之学者名儒的积极参与,进一步提高了陕西方志的质量,促进了陕西方志事业的发展。

秦汉时期汉中民众的经济观念及其形成原因

民众的经济观念因素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子。考察秦汉时期汉中地区民众的经济意识与观念,其外化的经济观念具有较典型的不图奋力进取而小富即安的农业经济观念色彩。究其原因,此时期汉中农业自然条件优越,但工矿业资源相对贫乏,以及地理的相对隔绝,是其客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受到外部人为负面因素的严重制约,如秦汉时期重耕战、抑商政策与混乱的货币政策、其它区域商人的竞争排挤等,都加大了经营工商业的风险,阻碍了汉中民众内在财富进取意识的外化。

汉唐时期少数民族对陕西地方饮食文化的影响

汉唐时期是中华饮食文化从丰富到顶峰的重要阶段,少数民族传统习俗对陕西地方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扩宽了饮食的样式外延又丰富了饮食文化的社会内涵。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情感文化及礼仪习俗与汉唐时期关中地区宫廷饮食文化与市民饮食文化互补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因此,在整合少数民族社会资源透过少数民族特色饮食文化,从饮食情感和饮食哲学中体会陕西地方饮食文化的民族特色,才能够更好地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精髓倾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中。

武功县1941—1944年开垦渭滩学田

抗战爆发后,流亡民众纷纷来陕,陕西省为安置难民,增加后方生产,决定利用境内荒地,施行垦殖。其中,武功县对于渭滩学田的开垦,不仅具有自身的特点,其采取的措施也对垦殖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