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变迁与城市近代化——明清以来扬州城市兴衰的思考

古代扬州因运河而兴 ,而近代扬州却因运河而衰。其原因在于 ,近代扬州已经缺乏原有的良好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 ,城市近代化难以实现。本文还通过对近代无锡等城市崛起因素的比较分析 ,认为近代城市受客观环境优劣、变迁的影响还很大 ,因此仅仅依靠对外贸易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或者说城市经济建立在单纯的商业基础上 ,而没有近代工业的强力支撑 ,其近代城市的发展必然是不稳定的、暂时的。相反 ,有工业化支持的商业城市发展才会稳定。

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由于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模式的偏重;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地税改革的功利性与不断加重的捐税;由于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的低下;由于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加之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民变。其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民变表现的社会动员的缺乏、国家—社会关系失序的教训十分深刻。

从上海与北方关系的演变看环渤海经济崛起

上海开埠以后,在成为全国最大对外贸易口岸的过程中,把北方变成了它的间接经济腹地,带动了北方经济的外向化。进入20世纪以后,环渤海港口城市的直接辐射作用得到加强,促使该地区的直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经济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并迫使上海的有效辐射范围从北方逐步向长江流域退缩。直接龙头取代间接龙头,是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结果。它加速了环渤海经济的崛起,不利于上海经济的更好发展。

试论刘铭传的台湾建省方案

1885年,清政府下令台湾建省。可是,被清政府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的刘铭 传却认为“台湾暂难改省”,提出了他自己的台湾建省主张。意见被清廷驳回之后,他随后提 出的台湾建省方案,仍然秉持了一贯的务实思想,强调像抚“番”、清赋、设防这些基础性的 建设必须优先,而像城垣、衙署的建设可以稍缓。在这一方案的主导下,台湾建省工作稳步进 行,使一个新建的省份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全国比较先进的省。

日据时期台湾的“市区改正”及其对城镇发展形态的影响

日本占领台湾后,为了满足殖民统治、配合殖民地资源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开始大力 进行台湾城镇的基础建设事业,继之,在台湾主要市街实施“市区改正”计划和工事。经过改造, 台湾城镇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交通、卫生、休憩等公共没施有了较大的改善, 适应近代经济和产业发展要求的各种设施得以建立,也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较快发展。“市区改正” 中断了台湾城镇原有的发展模式,改变了传统中国式的城镇形态,使城镇具有了日本以及欧美近代 城市的某些特点,对台湾城镇的现代化发挥了较大的影响作用,但其目的在于将台湾的城镇(市街) 改造成为适应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需要的大小中心据点。

赣南地方文献与大庾岭梅关的文化象征意义

大庾岭梅关古道不仅是联系岭南与中原地区的重要商道，而且在政治空间上具有重 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明清时期，在地方官员及士大夫的政治观念中，大庚岭梅关古道作为一种象征 符号．将地理空间上的岭内与岭外化约为政治空间上的“化内”与“化外”、“华”与“夷”。

秩序与立法:台湾当局大陆经贸立法分析

秩序是社会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人类法治 化历程存在着两种发展模式,其一为建构理性主义路径,另一为经验理性主义路径,两者都殊途 同归地实现了法治化道路。为此,台湾当局在对大陆经贸立法活动中选择建构理性模式并无可厚 非,问题在于,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立法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秩序的“自发性”,从而使 得经由立法活动输出的相关法令无法达成法律应有的功能。因此,台湾的大陆经贸立法范式有待 进一步转换,即在立法政策上,实现从以“政治为导向”向以“经济为导向”的转换;在立法内 容上,实现“差别待遇”向“公平待遇”的转换。

中央皇朝与江南社会:“苏州织造”述论

苏州织造的明清演变过程,折射出皇朝政府与江南社会的特殊关系,需要从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视角加以认识。从经济关系观察,为江南商品经济所催生的明代"领织制"和清代"买丝招匠"制,表明苏州织造中逐渐滋生出新质的雇佣劳动因素。在政治关系方面,苏州织造担负着极其特殊的政治使命,成为皇朝掌控江南官场动向和世风民情的枢纽。就文化关系而言,苏州织造通过昆曲在皇家与江南之间牵系起一条无形纽带,以此一方面应承专制政府的差事,另一方面以雅正之音整肃地方文化。对苏州织造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近世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性质。

徽州遗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考述——以黄山学院图书馆藏资料为中心

遗存的徽州文书、徽州宗谱、徽州地方志、古籍图书中,蕴藏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这些资料较真实地反映了徽州民俗活动、文化空间场所、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等。解读和研究这些资料,旨在为原真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参考依据;并在了解资料内容、型式和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技术存储管理资料,更好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服务。

民国时代崂山划归青岛市管辖考略

民国时代,崂山风景区核心区域由山东省划归青岛市,对于崂山和青岛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青岛近代以来一直受制于面积与人口的不足,沈鸿烈主政期间,加大城市建设力度,追求城乡一体化的理想境界,对崂山刻意投资建设、苦心经营,争取到崂山的划归,对青岛城市赓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法战争与闽台分省的关系

中法战争前台湾寓闽的行政建置逐渐显出弊端,不利于开发台湾本岛的资源,进行独立防务的建设和闽台防务体系的构建。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在闽台战场的惨败,闽台防务体系所暴露出来三个缺陷,成为清朝统治者思考台湾行政制度变革的出发点。建省之后,省一级的行政建置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了这些缺陷,总体上加强台湾的独立防御力量,抵御外侮,维护祖国统一。

维药润肺散背部贴敷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

目的:观察维药润肺散背部贴敷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7年12月—2019年12月我院呼吸科收治的80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采用随机分组方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维药润肺散背部贴敷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症状积分情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7.5%(39/40),高于对照组的77.5%(31/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主要症状单项积分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主要症状单项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维药润肺散背部贴敷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章学诚与安徽《和州志》——兼对章、戴论辩的学术梳理

《和州志》是章学诚早期方志之一种,其编修过程艰辛曲折却最终并未完稿和流布。不过作为章学诚平生第一次独立用自己的方志理论开展修志实践的志书,完全体现了章氏"志属信史"的方志思想;在方志编修体例方面颇有开创;其所引发的学术史上的"章、戴论辩"则被后世传为美谈。

论明末清初福建上供物料制度的变迁

上供物料作为明清两代正项田赋之外的额外补充,涉及到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诸因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通过梳理福建地方志与时人笔记发现,明后期福建地方推行的一条鞭法在制度层面将上供物料一时瓦解,使上供物料由民众负担的“贡”转变为普通的“赋”。但贡赋合一在时间上存在渐进性,尤其在明清鼎革之际时局动荡,一些在前一段改革进程中已然被消灭的因素如实物上纳、额外加派等重复出现。这一时期上供物料的变迁不仅反映出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巨大惯性,亦是明清两代强烈奉行分散供给、原额主义与地方从属中央的财政理念的缩影。

集会与地域:明清湖州怡老会的地域文化阐释

明清湖州结社众多,其中由耆旧组成的怡老之会尤为甚,这一现象彰显了湖州丰厚的人文底蕴,有利于我们深化其时湖州的地域文化认识。怡老会与地域文化关系紧密,湖州大量的怡老会体现了明清时期湖州地域文学精英和士绅阶层的昌盛,以及他们的雅集文会对湖州地域文化形塑的助推力。

论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修纂特点

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始修于抗战后期,呈现出由传统方志向近代方志过渡的修纂特点:体例上模仿章学诚的"三书体",但又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内容上新设了许多符合民国时代特征的新门类,对旧志内容作了扬弃;编纂手法上采用章节体、白话文、新式标点,引领了方志新文体,人物善恶并书。是近代方志转型时期的杰作,在中国省志编纂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近代赴台西人的职业与群体特点研究

晚清是近代台湾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赴台西人众多,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职业和赴台目的,在台从事不同的活动,对当时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梳理近代涉台西文文献中的有关内容,对近代赴台西人群体进行分类概述,并对其群体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尝试解读赴台西人群体在近代台湾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以期深化对台湾近代史的研究。

近代上海地区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及谋生手段的变迁(1840～1949)

鸦片战争后 ,上海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随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及谋生手段也发生了随波逐流的变迁。

湖州广化寺遗址:元明儒释消长的一个例证——湖州广化寺与胡瑗墓(安定书院)争端考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湖州南郊发现了广化寺遗址。通过查阅地方文献发现,广化寺与胡瑗墓发生过地界纠纷,时间横亘元、明两朝。从两朝不同的结果可以折射出元明两朝佛、儒两家不同的社会地位。

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台湾地区族群印象——基于多维互动的视角

特殊的海洋地理条件与历史演进过程,为多元文化在台湾地区“生根发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西人这一“他者”视野能够跳脱原有中文语言体系的束缚,更为完满地呈现19世纪中西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互动,这是借助族群间的互动观察与评价实现的:其一,西人以其西方视角指出汉人文化的滞后性,却对汉人的勇敢勤劳给予了肯定。其二,西人在展现少数族群原始朴素的同时,别有用心地挖掘其宗教属性。其三,西人对中国传统语境中的西人形象进行了反驳,并尝试重构其自身形象。其四,对于汉人与少数族群两者的相互评价,西人大多不予置评,却隐晦地对后者表示支持。虽然西人在多元变换视角下对台湾社会、文化进行的考察,得以呈现出更为真实、动态的近代台湾社会图景。然而,多元视角下的族群形象互动,却依旧难以摆脱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歧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