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共识的形成及其变化

近代贵州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状况，致使各阶层普遍存在不满情绪。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通讯业的兴办、传媒手段及新式学校、社团等公共舆论场所的交流整合，致使不满情绪形成为社会共识，这是贵州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又因为这种共识的局限性，导致革命的失败。

清代贵阳府恤政述略——以道光《贵阳府志》为中心

恤政,自古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所施行的慈善救济措施。清代,贵阳府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实施建立育婴堂、养济院、尚节堂、及幼堂等恤政措施。贵阳府所建立的一系列善会、善堂救助了大量鳏寡孤独残疾贫民,维护了区域社会稳定,亦为贵州其他府州县乃至周边省份的恤政事业提供了借鉴,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时代的局限性。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烟草种植及传播动因探究

烟草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自明末万历年间传入中国继而传入贵州地区,清初主要集中种植于黔东、黔南地区,至民国时期,烟草种植遍及贵州全省并逐渐成为重要的地方特产之一,其在贵州地区的广泛、快速传播与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战争的推动作用和种植烟草巨大的经济效益密切相关。

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书院的发展及分布特征

贵州民族地区的书院在清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除了顺治、康熙时期发展较弱外,雍正之后,书院的发展一直较平稳,其中以同治年间最多,达到平均每年建一所;在地域分布上,多集中于黔东北、黔中及黔北一带。清代书院的发展对推动贵州民族区域文化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

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论

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人们开始重视边疆问题。国民政府要求边疆省份设置边政研究机关,聘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设计边疆建设问题,以作为政府参考。贵州省于1945年成立了“边胞文化研究会”,这是贵州省重要的边政机构。边胞文化研究会在贵州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宣传和改革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尤其在少数民族调查方面较为突出。本文根据民国时期资料,对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进行研究。

“小历史”中的“小历史”——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苗疆货郎担

对苗疆货郎担的考察,属于"小历史"中的"小历史"研究。所谓清代雍正年间"开辟"苗疆以后,商贸兴旺发达主要是针对水陆交通便利的苗疆城镇、驿道、码头而言,实际上许多偏僻的苗寨长期与世隔绝,货郎担成为苗民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渠道。货郎担存在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货郎担是苗疆集市贸易的有力补充,是汉文化观念、先进生产工具、先进农业技术、新农作物品种向偏僻苗寨传播的主要媒介,当然也给苗民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丹砂与明清贵州的历史进程

丹砂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矿物资源,在贵州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丹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改变贵州历史进程的作用。它不仅推动了明清贵州政治、经济发展的进程,也有力地促进了明清贵州文化的发展。

王阳明对贵州少数民族影响及文化遗存论略

王阳明谪居贵州期间,对当地少数民族"因俗化导",培育了大批心学弟子,更使儒学文明在贵州代代相传、后继有人。他自觉以儒家的"仁"作为道德规范,其言其行表现出"惠民"、"爱民"之民本思想,对维护贵州民族社会秩序做出了突出贡献。阳明先生的思想、人格、精神、学问,被当地民众从不同角度加以改铸并吸收利用,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水江林业契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

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是明清以来人工营林兴盛时留下的产物。它以林地责权明晰的运转机制,重诚守信的经营规范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保障了清水江林业商品经济几百年的繁荣,对当今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

杉木之利：清代中后期清水江下游地区人群关系的变革

中国西南贵州省境内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木材市场是国家开发西南地区的重要成果,市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社会运行之情况。在清代咸同苗乱之后,区域社会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此区域社会历史背景下,清水江中下游地区行户与山客之间的一次争讼事件的考察,揭示地方军事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契机,对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区域社会权力结构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并就行户与山客之间的关系变化所反映出来的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独特地方社会的区域性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力图从一个侧面厘清在区域社会发展脉络中,不同人群形成的利益集团如何调整和改变区域社会权力结构格局。

从明代学田地租管窥贵州各地生计方式的差异——对《黔记·学校志》中相关史料的解读

《黔记》是明代郭子章私家撰著的贵州通志。该书《学校志》中有关各儒学学田的记录十分翔实,这些史料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贵州各地生态背景和生计方式的差异。例如,该志所载乌撒卫学田中有部分田产以"荍"作为缴纳田租的粮食种类,这与乌撒其地湿润多雨、生长季短及当地彝族回族大量种植荞麦密切相关;又如该志所载清平卫与思州府学田的田租中有以"手"和"边"为粮食计量单位的实例,这足以表明当地侗族苗族习惯于种植糯稻,而他们栖息地的生态环境确实适宜种植糯稻。总之,只要认真解读史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复原明代贵州的生态面貌。

贵州明代民族区域商业格局研究

明朝汇聚政治、经济、军事合力经营西南,对贵州进行改土治流,通过军屯、民屯与商屯,奠定了贵州民族地域商业经济的基本框架。由于各民族生存的地域自然特征差异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不同,形成贵州民族商品生产空间的差异。明廷遍设卫所,增设府、州、县,由人为的行政中心,演变为商业中心,并和集镇的自然经济中心构成了贵州明代八大商业贸易圈层结构。但民族"山坝贸易圈"的坚韧和狭隘性,制约了贵州商业化的发展。沉淀历史,通过塑造专业生产商品地域结构和推动集市的时空协同,获得贵州商业空间的组合优化。

苗疆旧州古城在近代繁荣的原因讨论——山林农业与大田稻作农业交汇研究

旧州在贵州黄平县,地处苗疆重镇,清末民初是旧州文化经济发展较繁荣的时期。今天留下来的古城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情形,旧州的繁荣是汉苗价值由冲突转入平衡的体现。最直接的表现是汉族大田农业(单一的稻作农业),同苗族的山林农业有效地结合。诞生出一种生命力更强的文化生态,旧州古城的繁荣是两种农业文明碰撞、交汇的结果。

发展迅速的清代黔中社会

由于贵州的疆域在清代得到扩大,随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行政区划逐渐划一,黔中地域的贵阳府、安顺府等重要城市在规模和建制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成为全省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个历史时期,黔中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是全省比较繁荣富庶的地区,在农业、手工业、采矿、商业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随着行政区划的逐渐划一,土司管理、军事镇戍、科举取士、交通驿递等各种管理体制进一步健全完善,透溢出与现代文明交接的气息。

再论黔南之战与黔南各民族的抗敌斗争

黔南之战中国军民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中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作了非常坚决的抵抗;贵州独特的地形与气候、军民同仇敌忾的奋勇杀敌令侵略者寸步难行;由于抗日战争格局的演变与黔南军民的坚决抗击,撤退已成当时日军的唯一出路。黔南之战既是中国军民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场辉煌胜利,体现了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更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个重要军事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