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文化生态视野中的浙江地名文化保护策略研究

地名凝聚着人们对地方的共同记忆和对地方的亲切体验,具有一种潜在的文化能量。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系统的整体性,地名文化是文化生态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对生态文化整体建设来说发挥着应有的独特作用。浙江省拥有丰富的地名文化资源,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地名文化意识缺失,地名西化和不规范等现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野出发,指出地名文化的意义、重要性和保护的必要性,揭示浙江省地名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加强文化生态学观念,加强对地名文化保护的研究,健全地名文化保护制度和保障机制,利用有效载体展开立体式、互动式传播与交流,促进浙江省地名文化的生态化建设。

性别压迫:“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闽、台两地的部分证言、证物和案例

本文辑录并分析闽、台两地有关“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等性别压迫现象之证言、证物和案例。本文指出,在此等性别压迫现象里,妻子、养女和媳妇被视为有价商品或有用物品,被迫接受不由自主的婚配,其情感和意愿则遭到蔑视;闽、台两地替媳妇招婚(包括“买女赘婿”和依照“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婚”之民间习惯法而行之的招婚)和“大儿失业出外谋事经年无好音者,即命长媳改偶次男”分别是招赘婚俗和转房婚俗的特例,宜为中国妇女史研究者注意。

闽台关系史丛谈

本文就“‘闽在海中’与台湾的早期住民”、“澎湖与泉州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关系”诸问题取证设论。本文认为,台湾是古闽越族的住地之一,古闽越族为台湾的早期住民;泉州官府在澎湖驻兵设官的时间应不迟于宋乾道四年(1168);台湾光复初期的闽台关系充分体现了“兄弟相扶持”的情分。

旧方志对明代福建医家的历史书写

福建旧方志共收录明代医家308人,呈现出习医缘由伦理化、医疗技术神奇化、医德医风儒家化的模式化书写。地方志通过对医家书写的增删改造,使得同一医家的形象逐渐发生偏转,主题叙事也随之发生改变。明清以来,地方志关于医家传记的书写,基本上沿袭了儒统化和仙统化的路径,这一路径决定医家传记大部分都选择性忽略了其作为“医”的基本特质,重在凸显医家的德行和神奇,而不是技术性特征。

当“碑铭”遭遇“殖民”——日据时期台北的碑铭传统与殖民化改造

台北在明清时期发展出丰富的碑铭文化,在日据时期仍然长期延续,是维系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日据当局尝试改造当地的碑铭传统,强推以殖民主义为导向的叙事框架;同时引入新式碑铭形制,推动公共空间殖民化。日据时期台北碑铭传统的延续及其殖民化遭遇,不仅彰显了碑铭传统对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昭示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尽管共处一岛,却在文化上相互区隔和各行其道的现实。

由武劲向文雅:明清之际徽州宗族发展路径的内在转变——以歙县瞻淇汪氏四友堂支派为例

歙县瞻淇汪氏四友堂支派在明清之际迎来快速发展,凭借生员群体与科举入仕之风形成群体性人才优势。在明清之际的时势变迁大背景下,加之清初国家政策调整以及支派成员自身价值观念等因素,该支派发展路径由明末的武劲之风向清初的文雅之风转变,从而在整体上不仅延续其在徽州本土社会既有的宗族地位与声望,同时也较为顺利地融入到侨寓地社会之中。与同时期江南士大夫家族相比,四友堂支派发展命运可谓共性与个性并存。明清之际徽州宗族发展转变体现在诸多层面,今后研究仍须将自上而下的王朝国家视角与自下而上的宗族成员个人视角相结合,从多维度剖析典型个案,以求对该阶段徽州宗族发展面貌的认识更为全面清晰。

宗族记忆、村落景观与族姓地图--基于清代徽州家谱的考察

宗族记忆是指宗族成员共同创造、传承和改造的历史记忆。宗族是宗族记忆产生的土壤,决定了宗族记忆的内容及演化规律,宗族记忆则反映了宗族思想的内核。徽州家谱是记载徽州宗族历史、保存徽州宗族记忆的主要载体,而族姓地图是徽州家谱的重要内容。清代徽州家谱收录的族姓地图包括村居图、宗祠图和墓图,这些地图描绘了村落内的住宅、祠堂和祖墓等景观,深刻地反映了徽州人精神世界的诸多侧面。稽考清代徽州家谱中的族姓地图,并与徽州其他相关文献记载进行比勘,有利于从地图史的角度对清代徽州宗族记忆进行深入解读。

方濬颐与咸丰兵燹后扬州重建

太平天国运动对扬州造成巨大的破坏。咸丰兵燹后,两淮盐运使方濬颐主持了大规模的扬州战后重建工作,具体措施包括:整顿盐务、劝课蚕桑,重建名胜古迹、赓续风雅传统,创设淮南书局、续修扬州府志,整顿育婴堂、重建盐义仓。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除经济和社会的恢复外,方濬颐十分重视文化重建,其举措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兼论“南岛语族”起源

“台独”分子宣扬台湾原住民与大陆无关的“南来论” ,是对原住民“马来”种族、“印度尼西亚式”文化属性和“南岛语族”语言范畴的主观歪曲。作为台湾原住民“南来论”依据的“南岛语族”东南亚起源论 ,在民族考古学与比较语言学实践中都忽视了华南大陆的材料。在这一学术缺陷下的“结论” ,有悖于自远古以来亚澳间海洋地带土著民族文化发展与空间传播的历史事实。民族考古学的新进展表明 ,台湾原住民和“南岛语族”及其文化主要起源于华南大陆。

台湾同胞寻根问祖之钥——论闽台宗亲文化交流

闽台同根同源,宗亲文化交流方兴未艾,其基本内涵包括:谱牒文化、宗祠文化、闽南文化、"神源"文化,以及历史名人研究等社会的各个层面,是现阶段联系台湾基层民众的一条重要纽带。

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

本文分析了 1 3 68—— 1 91 1年间宁波士绅阶层通过长期维持科举上的成功 ,因而掌握着地方霸权的过程 ,垄断文化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士绅家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 ,往往结成壁垒森严的圈子 ,外力很难渗透。士绅家族网络在公共领域亦发挥着主导作用 ,以此赢得官府和社会对他们权威的认同。近代以后 ,士绅家族不仅需要维持文化上的优势 ,而且还要创造在商业的优势 。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之探究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十分严重,其频率之高,人数之多,情景之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惠安社会各界也以各种方式介入防控,但以失利告终。惠安女自杀究竟缘何而起呢?性别的职业流动与两性关系的失衡,传统的婚姻制度与特殊的社会习俗,为女性普遍绝望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加剧了她们的自杀倾向。而"金兰盟"的普遍存在则为自杀由个体行为走向集体行为提供了契机。这导致民国时期惠安女自杀现象愈演愈烈。

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民国时期面对各种传染病流行带来的危害,上海地区的社会力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承担起了向民众宣传传染病防治的有关知识和督促官方实施防疫的责任,形成了近代上海传染病防治特殊的社会环境,推动和促进了上海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进程,反映了民国时期上海公共卫生建设的状况。

晚清杭州徽商所建新安惟善堂研究

晚清时期,尽管徽商在一些地区和行业趋于衰落,但同样也有一些地区徽商的经营行业与互助组织仍然呈现出兴盛局面。杭州新安惟善堂兴建于清嘉庆年间,是徽商的善后互助组织,由经营成功的商人捐集资金,得以长久维持与有效运作,凡徽州六邑棺木的停厝、运棺和助葬等事宜,均积极投入,建立起良好的善后制度,亦树立了良好的道德准则,赢得了政府的支持,协力实现了对寓杭徽商的有序管理。

战后国民政府遣返韩人政策的演变及在上海地区的实践

本文先是梳理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遣返韩人政策的演变,继而凸现了上述政策在上海地区的贯彻情况, 并旨在解释政策层面与实际运作不相吻合的原因,力图表明“同盟中有龃龉,扶植时带控制,政策里含善意,执行间出偏离”才是整个韩人遣返的基本特征。

明清徽州的自杀现象

明清徽州文献中,自杀现象的记载较为普遍。自杀者包括儒生、商人妇、农民和奴婢等社会各阶层。这一特殊社会现象有其深刻的原因,如效忠、维护尊严、保全他人、家庭矛盾、恐惧、悲痛过度、邻里矛盾、图赖、高利贷盘剥和穷困等,反映出徽州社会儒生忠介、平民孝友、商人重义、妇女贞节等基本特征,同时也折射出贫富分化严重、妇女处境艰辛和奴婢地位低下等许多社会问题。

晚清祁门县保甲设置与村落社会——以《光绪祁门县保甲册》为中心

《光绪祁门县保甲册》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晚清一个村落共同体的保甲编制实态。晚清祁门县推行保甲,采取的是以图甲制取代保甲制的形式。一图之设以自然聚落为基础,涵盖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一图之内,区分不同属性的户籍灵活编制甲、牌。在图甲制下,图董、甲长、牌长多由从事举业、训蒙、贸易者充任。在《保甲册》所涉的晚清祁门县村落社会中,民众执业仍不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范畴。大族郑氏主要从事贸易、手工、驾舟等工商行业,其时徽州仍然有大量经商者,且贸易之家捐监之风盛行。散居的仆姓和寄户为当地农林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保甲设置和管理上受到大族郑氏的控制和带管。大族与仆姓、寄户之间的隶属关系仍根深蒂固。

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与强化

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在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查阅相关族谱等文献资料可知,程元谭在徽州程氏宗族中于宋代以前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时间也出现较晚。梳理相关民间和官方文献记录发现,直到宋元时期,程元谭的始迁祖形象才得以建构,并呈现出从宗族认同到官方认同再到地方社会认同的发展趋势,最后演变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然而,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及其生平事迹的真实性,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一现象表明,在徽州宗族中,始迁祖不仅对本宗族有着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对整宗合族、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进而寻求获取更多的地方资源,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漕运与淮安清代经济

本文通过漕运与淮安清代经济关系研究,探讨淮安城市繁荣与衰落和漕运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从历史发展变化轨迹中,提出淮安经济今后发展若干问题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