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历史文化的变迁与特征

本文对济南8000年历史文化中的若干现象和特征做了一些学术上的深度讨论。其中,关于济南远古先民的"泉水胎记",关于"阴阳五行轮回说"与趵突泉"水涌若轮"的内在关联,关于大明湖是与佛教"净土"相对应的"净池",以及济南文化中异常强烈的名士品格、担承意识和中华核心元素异常密集的积聚等等,都是一些较新的探索。本文以较大篇幅梳理了宋元明清时期有关济南湖山林泉的各类记载,论证了"城即园林"是济南园林文化的本质特征,认为这一特征对济南今日的城市和园林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傅、御史傅”为中心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畅达的漕运,促进了沿岸区域经济的繁荣,也为这一区域宗族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探讨运河区域社会的地方性特征与宗族社会组织发展、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宗族组织的内在发展脉络,是本文的研究旨趣与所要解决的问题。

近现代山东灾荒的历史考察

近现代山东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水、旱、潮、风、雹、虫、疫、地震等，其中以水、旱灾害最为常见。自然灾害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流移和死亡，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衰落、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荡。

胶州秧歌发生形成历史之探析

胶州秧歌是流行于山东胶州一带,以民间舞蹈和秧歌小戏相结合为特色的北方秧歌。清代胶州进士宋观炜所作的《秧歌词》,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关于胶州秧歌的文本资料,它为探讨南北方海运文化对胶州秧歌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胶州秧歌的发生形成大约经过了三个时期:从宋金至元末明初属胶州秧歌发生期;从元末明初至清中期以前,属胶州秧歌乐舞发展期;到了清中期胶州秧歌已经正式形成了,生活气息浓郁的秧歌小戏是其主要艺术特色。

清至民国时期山东震灾的初步数量分析

清至民国时期是山东强震多发期 ,本文在主要统计了这一时期山东震灾数量基础上 ,与同期水旱灾害作了比较分析 ,认为震灾虽然数量较少 ,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同时 。

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及两侧室内壁上,布满了道光至民国年间各地艺人书写涂画的墨记,记有戏班名称、演出剧目、艺人名字、艺人生活等内容。从墨记中数十个戏班名称看,来此演出的戏班以山西各地为最多,陕西、安徽、河北及聊城本地的戏班也曾来此演出。在上百个内容可考的剧目中,政治故事、战争故事戏约有60余种,公案戏、侠义戏10余种,民间故事戏30余种。演出活动丰富了山陕商人及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戏剧文化的交流。

同乡组织的近代变迁——以旅京鲁籍同乡会为考察对象

清代以来,随着山东人在北京的聚集,成立同乡组织成为必然。会馆和同乡会都是旅京山东人在北京建立的同乡组织。二者不同的是,会馆是传统意义上的同乡组织,而同乡会则更具有现代社团的特征。与会馆相比,同乡会不仅在宗旨目标、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开放性、民主性的现代特征,其会务活动涵盖范围也更加广泛。同乡组织与时代同步发展,机构设置日臻健全,功能渐趋完善,在社会变迁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助作用。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

陈寅恪常将山东集团与关陇集团对举 ,对此学界注意不多。通过对陈寅恪相关论述的梳理和对相关史料的辨析 ,可以看出山东集团中山东豪杰、山东士族两个层次在隋末唐初政治斗争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地位 ,陈寅恪对山东集团的观点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修正 ,由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加以重视。

“都广之野”与古蜀文明——古蜀农耕文化与蚕丛记忆

上古地理奇书《山海经》中,多次提到"天下之中",其所言的"都广之野"即在其中。这是一个草木荟萃之处,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源起地之一。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蚕丛开创了古蜀之国。由于无文字,给后世留下许多解释空间。蚕丛后来被尊崇为蚕神,这是"历史心性"的产物,也是蜀地农桑业发达的一种反映。

黄河与齐鲁文化研究的价值、现状与展望

齐鲁文化是黄河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黄河则是齐鲁文化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节点和参照系,黄河与齐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具有极大学术价值。目前学界直接将黄河与齐鲁文化进行交叉、互动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作为齐鲁文化史亟需深化研究的领域,黄河与齐鲁文化研究既有新课题等待创新,又有旧议题需要拓展。

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在山东的经济掠夺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日本在全面侵华期间，对山东经济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掠夺活动，成为其“开发华北经济”的重要一环。本文着重从日本掠夺的方式和手段上，分析了日本殖民当局在山东实施公开抢劫、“军管理”、“中日合办”、投资设厂、垄断金融、“征发”和“征用”的过程和效果。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近代胶东商人研究

近代以来,胶东商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地方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来自于农民阶层的商人群体成为近代胶东商人的主要来源构成,并发展成为商人群体的中坚力量。近代胶东商人投资领域和经营观念的转变,使近代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具备现代化生产的部分特征。商人组织形式的变化,则体现了近代胶东商人力量的联合及其向公共领域的渗透,使得近代胶东社会具备了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在商人力量的推动下,胶东地方社会亦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

青岛早期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及其特色(1897-1937)

1897年至1937年,青岛早期城市经济现代化依次经历了德租时期的奠基阶段、日据时期的转型阶段和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主政时期的整合阶段。青岛也由一个传统的封建小市镇跃身成为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现代化城市。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发展历程、统治政策等原因,与中国其它沿江、沿海城市相比,青岛早期城市经济现代化发展轨迹迥然不同,因而特色鲜明。

试述泰山碧霞元君演进的三个阶段

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可将泰山碧霞元君的演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由曹操的名篇《气出唱》创造出泰山云霞仙境中的天仙玉女这一审美意象,曹植、李白等诗人又不断加以描写、渲染,从而使泰山玉女在中国古代社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然后,宋真宗为这位神女易玉像、砻石龛,引导泰山玉女从诗人的作品中走出,走进了香火缭绕的宫祠。最后,明宪宗修宫祠、赐额名,其影响所及,使得明清时期的碧霞元君在京城及全国各地建庙,香火大盛,碧霞元君一名也沿用至今。与此同时,道士们一方面凭着斋醮科仪、住持焚修和承办庙会、营造节庆的狂欢气氛,对泰山玉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炒作;另一方面凭着一片赤诚,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博得了几代朝廷及地方官员对各种奉祭碧霞元君活动的赞赏和支持,这就使泰山碧霞元君成为中国道教的一大主神。

“泰山守”与“泰山司空”:秦代泰山置官考

新出秦代竹简与封泥上,有"泰山守"与"泰山司空"之官名,二者皆为秦代管理泰山所置职官。"泰山守"应为守山之专官,而"泰山司空"则为管理泰山土木工程之官吏。秦代这一制度,为泰山设立专官之始。

行政区经济理论及其应用分析

"行政区经济"现象是在1990年代初期由华东师大刘君德教授发现,其后刘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逐步提出其概念、特征与理论框架。近年来,很多学者、为政者逐步接受并使用"行政区经济理论"分析研究我国区域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也不断验证理论的有效性。"行政区经济"现象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凸现其"生命力"。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现象将长期存在,其消极作用会逐步减弱而积极作用将逐步上升。

试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岸城市经济

明清时期 ,在运河航运的刺激下 ,山东沿线的临清、济宁已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城市。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坐地贸易与转运贸易的繁荣与活跃 ,这不仅促进了城市的扩大 ,而且也带动了周边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由于城市经济发展主要是建立在运河作为沟通南北商品流通的基础上 ,也就决定了城市经济的不稳定性。这是认识这类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

区位优势的“发现”与西方列强势力的嵌入——近代青岛的发展与困顿(1898—1937)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火枪”和“账簿”两种手段,从沿海区域不断入侵中国,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亦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近代中国不同地域的区位价值。近代青岛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于19世纪下半叶被德国人“发现”和再“塑造”。随着1898年青岛的开埠,这座年轻的城市由此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但由于受西方列强政治势力的羁绊,近代青岛在其发展历程中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青岛作为港口城市所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困顿,在中国近代历史时空中具有样本意义,值得关注。这也提醒我们,对于“近代生产力”率先登陆东部沿海口岸,我们既要肯定其对区域经济近代化的正面价值,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西方列强政治势力的嵌入,东部沿海口岸区域经济也因此陷入了“结构性困境”。

济宁古运河主航道船闸考

京杭运河沟通我国五大水系,流经六省市,全程约三千六百里。山东段古运河长约占京杭运河总长的近三分之一;济宁古运河占山东运河总长的三分之一以上。元明清三代于山东运河主航道共建船闸七十二座,其中济宁段古运河建闸三十六座,恰为山东运河建闸总数的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