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胞寻根问祖之钥——论闽台宗亲文化交流

闽台同根同源,宗亲文化交流方兴未艾,其基本内涵包括:谱牒文化、宗祠文化、闽南文化、"神源"文化,以及历史名人研究等社会的各个层面,是现阶段联系台湾基层民众的一条重要纽带。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之探究

民国时期,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十分严重,其频率之高,人数之多,情景之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惠安社会各界也以各种方式介入防控,但以失利告终。惠安女自杀究竟缘何而起呢?性别的职业流动与两性关系的失衡,传统的婚姻制度与特殊的社会习俗,为女性普遍绝望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加剧了她们的自杀倾向。而"金兰盟"的普遍存在则为自杀由个体行为走向集体行为提供了契机。这导致民国时期惠安女自杀现象愈演愈烈。

论明代厦门湾周边港市的发展

明代漳州的月港与泉州的安平港相继成为对外通商的大港,它们分别代表了漳州商人与泉州商人的利益,二者商人集团利益的相融,导致厦门港的崛起。本文考证厦门湾三个港口相继崛起的过程。

清代以来闽南宗族与乡村治理变迁——以南安大庭戴氏为例

本文通过南安大庭戴氏宗族组织功能变迁这一个案来反映闽南宗族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清代前期,闽南地区的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由乡绅为代表的族长或族正行使管理乡村的权限。清末,由于国内环境的变化,尽管还是由族长管理乡村事务,但海外具有经济实力的族人也成为乡村管理的辅助力量。进入民国,经济实力雄厚的海外族人对家乡宗族影响力剧增,有的返乡后则直接进入宗族管理权力中心参与管理乡村事务。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族人利用其已取得的经济成就参与乡村基础建设,促成了宗族活动的恢复,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这种宗族参与乡村治理的变迁,反映了国家政权对基层管理能力的变化。

清代福建的溺女之风与童养婚俗

本文选辑和摘录清代福建溺女之风的历史记录和育婴堂“条规”或“规条”一类历史文件。认为,“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和“劝抚苗媳”是清代官方遏制溺女之风的主要措施;“童养”和“育婴”相配套,曾经是救济女婴的“因风成俗,随地制宜之一法”,清代官方“法令不禁,听从民便”;然而,当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的生存权时,预先(而不待其年届婚龄)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主权,童养婚俗亦是侵犯女权的陋俗。

清代福建解元研究

清代福建共有解元106名,在附郭县、沿海县、驿站经过的县集结现象明显。清代福建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达29.25%,是普通举人中进士比例的2.17倍。三举以内而中进士的解元占清代福建解元总数的74.19%,福建解元在仕途上并不显达。清代福建解元既有来自科举大族的士子,也有来自贫寒家庭的读书种子,其中不乏林旭、朱仕琇、郑孝胥、张腾蛟等名人。

日本在华报纸《闽报》(1897-1945)考略

日本在华中文报纸中,《闽报》具有创办时间早、存续时间长和社会影响力广这些特点。从福建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在福建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外报,《闽报》对福建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本文主要通过对1897-1945年《闽报》创办的时间、版式、发行和创办者的梳理和考证,简略地勾勒出《闽报》发展的概貌,从中可知日本在华中文报纸的发展与演变。

学风转变与地方志的编撰——道光《福建通志》体例纠纷新探

围绕道光《福建通志》展开的纠纷是福建学术史上一件重要的公案,在清代修志史上也较为典型。以往对此事的研究都仅局限于对当事人私人恩怨的分析与揣测,实际上,若从当事人的学术背景与主张出发,联系嘉道间福建学风转变的特定背景,对纠纷双方的言论行为进行深入、客观、冷静的分析,我们会得到不同的认识。嘉道年间的福建学术界,正处于学风转型期,作为主导人物之一的陈寿祺,将其学术观点贯彻到他所总纂的道光《福建通志》当中。但是,他的编撰思想并未被坚持传统闽学地位的学者所认同,加上陈寿祺与为首反对《道光志》的梁章钜等人间多少有些私人恩怨,最终导致了道光《福建通志》未能顺利刊行,造成毁志之祸,甚至险些散失。由此不难看出,这场围绕《道光志》展开的纠纷,实际上根源于嘉道闽省汉宋兼蓄新学风的形成过程中复杂交错的学术门户之争。

日据时期台湾籍民社团初探——以厦门台湾公会为例

关于台湾籍民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多注重政治和军事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比较少,而对台湾籍民的社团组织尚未见专文讨论。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以厦门台湾公会为个案,探讨这一基层社会团体的沿革、组织、活动和特殊性质,以及在城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此说明城市现代化对社会组织功能多样性的需要。台湾公会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自治团体,它从成立、发展、组织乃至活动上,均受到日本领事馆和台湾总督府的严密操纵和控制,成为协助日本管理台湾籍民社会,配合日本推动南进政策的工具。

近代批信局特色探源——以福建为例

近代批信局数量众多,规模不大,本文以福建为例,分析指出形成批信局这种特色的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批信局产生途径多样,门槛低、利润较高,因而从业者很多;同时经营风险高,诸如抢劫、勒索以及经营者自身素质等都限制了批信局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批信局以乡谊认同等传统信用制度发展业务。

性别压迫:“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闽、台两地的部分证言、证物和案例

本文辑录并分析闽、台两地有关“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等性别压迫现象之证言、证物和案例。本文指出,在此等性别压迫现象里,妻子、养女和媳妇被视为有价商品或有用物品,被迫接受不由自主的婚配,其情感和意愿则遭到蔑视;闽、台两地替媳妇招婚(包括“买女赘婿”和依照“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婚”之民间习惯法而行之的招婚)和“大儿失业出外谋事经年无好音者,即命长媳改偶次男”分别是招赘婚俗和转房婚俗的特例,宜为中国妇女史研究者注意。

1948年福州水灾述论

1948年福州爆发特大水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场水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水灾之后,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广泛筹集赈款,救济灾民。各种民间组织如华侨、同乡会、教会、文艺体育界、新闻媒体等纷纷介入救灾活动之中。

传统客家村落的通婚圈及其成因分析——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

通婚圈及其成因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汉人社会通婚圈的研究很早就有学者涉足,并作过零星的讨论,但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关于客家社会的通婚圈亦间有论者涉及,但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就传统客家村落通婚圈的基本情况、影响通婚的诸因素,作一比较深入系统的探索,并力图与前人的研究形成对话。

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闽南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复兴的现象,但以往具体的个案研究不多。本文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在社会功能、宗族管理、宗族之间关系以及女性参与等方面的变迁。闽南传统宗族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宗族在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的同时,还通过投入当地经济建设,吸引海外宗亲力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继续发挥着作用。

从《惠安政书》看知县对乡村社会的管理

学界较少关注知县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在《惠安政书》这本施政笔记里,明中晚期海疆乡村社会风情,知县叶春及乡村社会管理思想与实践、乡村社会管理时空特征与个人特色,乃至知县传统乡村社会管理基本特点均得以充分展现,这一传统个案对于现代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冯玉祥与福建事变

蔡廷锴等主张反蒋抗日,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冯玉祥即是重要的支持者。蔡等废止民国纪年,废除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又使不少支持者不愿接受。冯玉祥积极鼓励韩复榘、宋哲元举兵响应,韩等也未敢行动。蒋介石无后顾之忧,即动用大兵,将事变镇压了下去,使冯大失所望。

近代福州基督教建筑文化初探

自1847年始,新教传入福州。随之,教会建筑也在近代榕城出现。起初由于情势所迫,这些建筑构造简单;而后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各差会纷纷建造坚实的西洋建筑;庚子教难之后,在华差会改变传教策略,决定成立教会大学,其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式。可以说,近代福州的教会建筑走过的是一条从无奈,到张扬,再到调适的发展之路。而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过程,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教会实力及建筑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闽西畲客杂居村的族群意识——以上杭县古坊村的调查为例

古坊村是福建省上杭县管辖的一个村落,村民分属于畲族与客家两个族群。由于长期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两个族群的文化已经涵化,文化边界相当模糊,两者在语言、宗教、经济、民俗与共同的历史与记忆等方面都难分彼此。村民长期没有客家与畲族的分类,族群意识十分谈薄。20世纪80年代之后,村中钟姓恢复了畲族的民族成份,普通村民逐渐有了一些关于畲族与客家的认识,但其族群意识仍然很弱,他们对畲族、客家相关的知识仍然十分有限,并且对畲族与客家的认识受到教育程度、年龄、性别、职业与身份的影响。

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家族祠堂为例

祠堂是家族的象征,是族人供奉祭祀祖先的场所。本文以家族祠堂为切入点,运用文献法、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阐释闽北祠堂的结构、隐喻、职能及祭祀先祖活动,试图探讨其与家族教育存在的关联性及历史传承状况,旨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家族精神,倡导奋发进取的社会精神,以推动历史文化的传承,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闽南碑刻札记

本文从实物和出版物抄录部分闽南碑刻并略加考释,从而发明该部分碑刻在民间信仰、宗法制度、地方外事、社会问题、华侨历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