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定边之战”的爆发及其影响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朝与麓川在云南楚雄府定边县(今南涧县境内)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定边之战”。此次战役,西平侯沐英没等朝廷大军的到来,率领三万精骑驰援御敌,一战击溃麓川思氏,因而史籍中对此记载着墨不多,学界对其也未有过多关注。通过对“定边之战”相关历史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此战对明王朝、麓川、沐氏以及缅甸、八百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战是明王朝对云南全面深入治理的开始,亦是明初麓川思氏由强转弱的转折点,也为沐英和沐氏世袭镇守云南打下了基础,同时促进了滇西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抗战时期云南大学史学研究快速发展原因新探

抗战时期云南大学的史学发展得到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助力。在“天时”方面,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云南大学进行国际史学交流,因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学术上积极援助大后方,其中有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对昆明本地高校援助力度最大的还有中英庚款董事会。另一助力就是西迁而来的众多学者,其中以西南联大最具代表性。此外,中共方面也派人来到云南大学展开工作。在“地利”方面,云南地处边陲,这促使西迁的史学家们对民族边疆问题重视起来,所以当时昆明史学界也出现了民族边疆史研究转向。不仅是中央政府,云南政府和企业也支持成立本地边疆研究机构。另外,外地史家不仅自己投入边疆研究,也关注和支持云南本土学者的边疆研究。在“人和”方面,抗战时期云南大学史学研究阵容得到极大扩充,除了众多史家在学术上的贡献,当时云大文史系的多位主任,也为云大史学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对云南的书写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系列中国史普及读物之一,其立足海洋史,探讨中国明清时代的历史发展。该书中存在部分有关云南的书写,主要分析了由元至明的云南地缘政治特征,明初“蓝玉案”与云南的关联,移民实边和推行土司制度等云南边疆治理举措;同时,聚焦清朝时期的云南边疆治理,关注到了康熙时期的平定“三藩之乱”、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以及陈宏谋治滇的相关举措。上田信以宏大的视野书写云南历史特征和相关历史事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但是其中的一些看法比较片面,值得反思。

近代温州第一家西医诊所与开埠后鸦片贸易研究

1876年,温州开埠前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曹雅直、稻惟德开办的近代温州第一家西医诊所标志着西式医疗卫生实践在温州的开始。在仔细研读多种中外文史料的基础上,诊所的戒烟实践,曹雅直夫妇对鸦片的态度以及鸦片在温州的销售、种植和影响等问题得以第一次明晰和详细总结。

七十年来西藏口述史研究述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一系列关于西藏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和普及,学者们开始注重对西藏口述历史的研究,这标志着国内藏族史的研究呈现了从单纯的文献求证到对西藏社会和民间资料发掘的转向。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整理和保护西藏口述史资料,不仅是今后学界从事近现代西藏研究的重点和发展方向,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

民族志视域中的茶马古道与地方文化构建——以丽江阿喜村为例

茶马古道文化是由这一文化线路上的地方文化所构成的文化统一体。只有对地方文化进行深入的民族志调查,才能对茶马古道有个整体切实的把握与理解。作为云南丽江的一个纳西古村落,阿喜村因保存完整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而日益受到关注,但也面临着保护与开发、传统与现代、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等诸多方面的结构性挑战与机遇。在新时代语境下,传统与现代性形成悖论的同时,又得到了新形式的统一。这既是理解当下茶马古道文化的关键切入点,也是我们设身处地理解民间社会的逻辑点所在。

川江船帮组织构成和川菜流派分帮演进

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段长江被称为川江。清朝中叶随着川江木船航运业兴起,并形成了大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等三个地缘性木船船帮组织,合称为“三河船帮”。20世纪80年代的川菜理论文化书籍在对川菜流派进行划分时,开始陆续出现借用“三河船帮”的帮名来命名川菜流派。但这种划分方法缺乏理论支撑,且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法,以致形成多种说法,不利于川菜的发展。新时代的川菜,应与时俱进发展,当以泸菜、蓉菜、雅菜等各地方区域菜系作为其风味流派划分的标准。

开拓乡土文献学研究的新领域——构建“茶马古道学”刍议

自1992年我国学者提出“茶马古道”这一概念以来,对其研究呈现多学科参与、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特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茶马古道应古代中原地区与西部牧区经济交流的需求而产生,后来逐渐成为西南地区与内地及至国外等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见证。然而,在乡土文献学持续发展及对茶马古道研究不断扩展的背景下,缺乏学科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茶马古道研究深度和广度的瓶颈。为此,提出构建“茶马古道学”学科的构想,重点探讨“茶马古道学”的任务及内容。

楚雄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经验表达(1950-1960)——对《楚雄彝族自治州概况(内部稿)》的延伸解读

中国共产党领导楚雄各族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彻底实现了楚雄各族人民渴望翻身与渴求政治上平等的正当权利。1950-1960年间,楚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凝聚共同体意识,持续开展了贯彻落实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不断巩固提升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辉煌成就,增强了各族人民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感。站在归纳十年历史经验的高度上,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编撰了《楚雄彝族自治州概况(内部稿)》,该书很快被携往北京等地宣传。因考虑到这小册概括了历史经验的《内部稿》已濒临绝迹(特别是在楚雄境内),故有推介的价值,使之能继续传播。

革故鼎新以文化人——论管学宣治理丽江的贡献

清乾隆初年,管学宣到丽江府任知府。八年间,兴办书院及义学,大力推广儒学,以实现移风易俗;重视农业生产,查清田亩,蠲免课税;大力修缮基础设施,改善社会发展条件;编修丽江第一部志书,文风为之一振。他为官清廉,卓有政声,深受百姓爱戴和尊重,成为名儒之标准、循吏之楷模。

大理“风花雪月”意象的形成及嬗变

大理“风花雪月”是组合苍山洱海间的四大景观形成的一个特有意象。该意象最早出现在明初大理隐士杨黼的诗作中,象征着负山面海,龙关扼塞的大理国及其政权,蕴含了元末明初白族社会剧变时遗民们悲伤忧郁的情感和心理。该意象组合在明清朝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在白族民间产生了普通民众家喻户晓的风、花、雪、月传说,蕴藏了民众苦难而悲壮的生存;一是地方文人精英在汉诗比兴传统下对“风花雪月”初始意蕴进行了审美解构,成为作者托物言志或索物托情之“物”。进入现代社会,现代人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分裂产生了“审美需要”,艺术家、传播者和现代商业运用艺术和技术制造一个个“审美幻象”将这种分裂予以暂时“缝合”。大理也由此逐渐在现代旅游业和消费意识形态的诗意建构下,被塑造为现代人逃离喧嚣都市的心灵栖居之所。“风花雪月”在大理的诗意建构中作为一个符号和噱头,成为受众精神疗愈的“审美幻象”。

卫所移民与西南边疆社会变迁——以云南蒙化卫范氏家族为例

在明初设卫屯田时,大量的汉族人口移民进入西南边疆地区。通过对《蒙化范氏族谱》的分析,探讨移民族群在移居迁入地后,是如何发展为迁入地的大家族和影响迁入地的社会结构,从而进一步研究明朝时期汉族移民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云南抗战档案编研国内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近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采用文献计量法,运用跨库检索的方式,对国内云南抗战档案编研的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分别从年度、作者、期刊、主题、作者单位、合作情况、国家社科基金、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

云南祥云程官厂程氏洱海卫指挥使考——以新发现程氏两份家谱资料为中心

据《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明代洱海卫指挥使共有4人,《光绪云南县志》记载将指挥使、指挥同知混淆,记载混乱。以两部家谱文献为中心,参照《明实录》等相关间接史料就有关人物与家谱文本进行考订。初步考订程氏为洱海卫四位指挥使中的一位。同时就卫所体系的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中国远征军反攻松山艰难原因探微

在松山战役中,中国远征军取得了全歼日本拉孟守备队的胜利,但这一战役的胜利是以无数中国士兵的生命为代价取得的,中国远征军在此战役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松山独特的地理位置、日军极高的战斗能力和对战术的有效使用、中国远征军轻敌、情报工作懈怠及领导指挥不当等多重因素给中国远征军反攻松山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使得中国远征军在松山战役中伤亡惨重。

我国首批西藏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

著于清季康末乾初藏乱频仍之际的首批藏志,是清政府加大治藏力度的产物,其中通志两类8种、厅县志2种,计有10种。首批藏志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突出,可信度高,影响极为深远,是了解18世纪初叶西藏政治、地情、风俗、民生的珍贵材料,也是清代早期乃至清代民国藏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驻藏大臣有泰评述

自1888年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发动第一次武装侵略后,以通商为主要手段,开始了对西藏地方长时间的经济侵略。后来英印政府又策划对中国西藏进行"直接交往"的阴谋遭到失败后,发动了第二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战争。这一时期恰好是有泰担任驻藏大臣并在西藏地方主持政务的时期。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驻藏大臣有泰不顾清朝中央政府命他即刻赴边谈判的旨意,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最终使西藏地方被迫与英帝国主义签订《拉萨条约》。

青海吐蕃简牍考释

一、概述近年来,青海省境内几件考古学上的大发现引起学术界普遍的注意,其中最为轰动的有两件:①“舞蹈新陶盆”: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葬中出土。画面上表现五人一组的氏族成员正在举行狩猎舞。②“唐蕃古道考察报告”:记录了沿唐蕃古道的居民生活、历史文物、河川走向,以及唐宋以来的历史遗迹。

西藏数学教育的特点、问题与发展对策初探

本文从跨文化数学教育研究的角度主要论述:西藏数学教育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发展西藏数学教育的基本途径与具体措施。

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原始文化——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初论

近二十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逐年增多,西藏高原原始文化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浓烈兴趣,并正在成为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藏学等领域中一项意义重大的学术课题。过去,这片高原曾被某些人视为荒脊的、不适合远古人类居住的地区,而今种种谬误之说已被越来越多的科学事实所否定。由于过去工作的种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