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与实施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蒙古、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档案的渐次解密开放,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蒙关系历史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就研究主题而言,集中于中蒙苏三边关系互动、中蒙贸易、中国工人援助蒙古、中蒙建交、中蒙划界等相关历史问题。这些既有研究已经开始注意使用多国多边档案展开互证研究,讨论了中蒙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或侧面,丰富了中蒙关系的历史图景。

试析蒙古政教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蒙古的政教关系以 1 989年底开始的“民主改革”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从 1 92 1年人民革命胜利以来 ,蒙古的政教关系经历了由相互协作、利用到相互排斥、敌视的几个阶段 ,此后 ,以政压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 2 0世纪80年代末期。 1 990年之后 ,随着蒙古国内“民主改革”的发展 ,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政教关系依法得到健康发展。但政教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国家如何处理与佛教的传统关系的问题 ;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 ;三是如何协调各宗教间的关系问题。随着蒙古国内传统宗教的恢复发展和非传统宗教的壮大 ,政教关系更趋复杂化。

论17世纪蒙古编年史所谓转轮王的概念

转轮王的概念是随着黄教的传入而逐渐为 1 7世纪蒙古史家所接受的古印度的政治历史概念。1 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作者们依据俺答汗拥有的转轮王的尊号 ,借鉴元代成吉思汗、忽必烈曾被说成转轮王的先例把他们加以神化 。

初论伊儿汗国合赞汗三次兵进叙利亚

蒙古人统治波斯时期，伊儿诸汗将与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争夺叙利亚视为对外扩张最主要的目标。合赞汗改信伊斯兰教后，一定程度上恢复与发展了伊儿汗国的社会经济，并完成蒙古人对穆斯林统治的合法化。在１２９９年—１３０３年合赞汗三次用兵叙利亚，通过歆姆司战役、苏法尔平原战役，合赞汗先小胜而后彻底失败，它既是波斯蒙古人历史发展必然所致，也迫使合赞汗从根本上来改变伊儿汗国在西亚、波斯的传统统治政策。

《万历武功录》有关卜赤汗记事浅析

《俺答列传上》追溯明万历以前蒙古历史时 ,大量抄录前人著述 ,又把前后不同时期的史籍记载混合编辑 ,因此出现很多讹误 ,使用时应与该书所引用原书进行认真的对比和鉴别。

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征服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蒙古贵族得天下主要靠的是军事征服、民族战争,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和人们来说,他们是征服者。但在他们得天下之后,要完成“治天下”的任务,却不能只靠屠杀与镇压,还要着重解决经济问题和思想文化统治的问题。他们必须适应先进地区的经济与文化,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政治经济制度。落后的征服者最终被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征服,否则就难以维持自己的暴力统治。

伊儿汗国后期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伊儿汗国是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直接产物。伊儿汗国统治西亚时期(1253～1355年),商业和城市发展状况在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现象。伊儿汗国前期(1253～1295年),因为蒙古人的征伐和坚持落后的游牧经济传统,造成西亚地区城市经济严重衰退。伊儿汗国后期(1295～1355年),由于蒙古帝国的崛起带来亚欧大陆的相对统一与和平,加之伊儿汗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交汇区域,地理位置优越,国内外交通四通八达。更因为蒙古统治者变更传统的统治政策,诸伊儿汗热衷城市建设,鼓励发展商业贸易,特别是合赞汗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和发展,致使伊儿汗国后期商业贸易繁荣,城市发展。伊儿汗国商业和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不里士为中心的小亚细亚和波斯地区的商业和城市更加繁荣,巴格达为中心的两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相对萎缩;另一个特点是中介型的国际远程贸易特别繁荣,中转贸易活跃。

外蒙政权“议会”设置问题考辨

外蒙第一次“独立”和“自治”期间,曾经设立了由上、下议院组成的、具有咨询性质的两院制“议会”。国内外史学界对其设置时间大多语焉不详,抑或错误地认为,1911年12月底库伦政权组建的同时,在沙俄的操纵下即行设立了该议会。俄国外交文件表明,其设置时间应在1914年4月中旬或下旬。与传统的论断恰恰相反,它并非在沙俄操纵下成立,外蒙政权组建议会的目的之一,旨在对俄国在外蒙谋求铁路和电线优先权等意图采取拖延政策。

外蒙政权“议会”设置问题考辨

外蒙第一次“独立”和“自治”期间 ,设立了由上、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国内外史学界对其设置问题大多语焉未详 ,抑或错误地认为 ,1911年 12月底库伦政权组建的同时 ,在沙俄的操纵下即行设立了该议会。俄国外交文件表明 ,其设置时间应在 1914年 4月中旬或下旬 ,且与我们传统的论断恰恰相反 ,它并非在沙俄操纵下成立。库伦政权组建议会的目的之一 ,旨在对俄国在外蒙谋求铁路和电线优先权等意图采取拖延政策。

《新蒙古》月刊中所记之“外蒙古”

《新蒙古》月刊是面对日本侵略、民族危难,蒙、汉学人于1933年"百灵庙大会"之后,筹备创办的月刊杂志,宗旨是:剖析蒙古问题之实情,介绍国内外对于蒙古问题之研究,宣达中央处理蒙政之方案,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蒙古之真相,促成汉蒙民族之团结,以共致力于解放运动。《新蒙古》月刊以刊登有关内蒙古问题的文章为主,间或也刊载了不少与外蒙古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蒙古问题的重要史料。

论哲布尊丹巴与车臣汗部诸汗的关系——兼论与康熙帝的矛盾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35-1723年)是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人,是喀尔喀蒙古著名的藏传佛教领袖。他与喀尔喀车臣汗部第一代汗到第四代汗都有特殊的关系。并在第四代车臣汗继位问题上与他与康熙帝之间存在矛盾。

论蒙古—鞑靼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积极影响

13世纪蒙古—鞑靼对俄罗斯的入侵和统治无疑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了灾难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它促进了俄罗斯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形成、国家的统一、赋税制度的完善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促使爱国主义文学繁荣等等 。

外蒙古撤治始末

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古的形势岌岌可危.统治阶级内部的王公和喇嘛争权夺利,形同水火;俄国忙于应付国内革命,无暇顾及外蒙古;白匪日益威胁着外蒙古的安全;日本也是虎视眈眈,对外蒙古觊觎已久.皖系要员徐树铮力挽狂澜,使原已宣布自治的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

《蒙古源流》成书的历史背景及其作者

蒙文蒙古史书《蒙古源流》成书于１７世纪后半叶。１７世纪在蒙古历史和蒙古史学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时期。《蒙古源流》的出现，与１６世纪以来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思想风气，以及作者个人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思想意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该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根据《蒙古源流》中的有关记载，以及口传资料和清初文献中的有关内容，对该书作者的生平、思想倾向、名号等问题进行了考证。

帖木儿王朝时期中亚文化的巨大成就及其繁荣的原因

帖木儿王朝时期中亚文化的巨大成就及其繁荣的原因曹竞沙从１４世纪中叶到１６世纪初，在帖木儿王朝统治时期，中亚地区各族人民，在继承吸收东方各国科学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独具风格的、高度发达的中亚科学文化，对世界科学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论20世纪初(1902—1915)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

外蒙古自古是中国的领土。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清末民国交替阶段,社会混乱,政局不稳,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削弱,外蒙古危机四伏。清末在外蒙的"新政",由于措施的失误,引起了外蒙封建王公的"离心",为日后的分离埋下了隐患。辛亥革命前后,俄国千方百计唆使外蒙古"独立",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数十次交涉,最终于1915年签订了《中俄蒙恰克图条约》,中国取得了名义上的"宗主权",外蒙获得了"自治",但实际上沦为俄国的傀儡,俄国实现了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清末"新政"(1902年)是外蒙古分离的导火索,至俄国覆灭前夕(1915年),俄国终于实现了好几代沙皇"独立"并控制外蒙的企图。牢记这段历史,探究其中的曲折原委,避免重蹈国土被分离的历史教训。

纪念散佩勒敦德布院士诞辰70周年《格斯尔》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纪念散佩勒敦德布院士诞辰70周年《格斯尔》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围绕散佩勒敦德布研究、《格斯尔》研究及蒙古学其它方面的研究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提出了一系列站位前沿、富有创见的学术新观点新论断,与会专家的创新性观点代表和反映了目前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新水平。本次研讨会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真正达到了促进学术交流、提高科研学术理论水平的目的。

远东共和国时期的布里亚特—蒙古人

布里亚特—蒙古人历史上是蒙古族的一支 ,居住在贝加尔湖地区。十月革命波及到布里亚特—蒙古地区 ,192 0年春贝加尔湖以东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成为刚刚成立的远东共和国的居民。远东共和国政府执行列宁的民族政策 ,在布里亚特—蒙古人中开展工作 ,挫败了民族上层分子和富农的反革命活动 ,破天荒给布里亚特—蒙古人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