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神佛习合思想是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奈良平安时期作为民族宗教的神道这一日本本土文化在吸收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以神佛习合这样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使得作为本土文化的神道得以延续和发展。探讨奈良平安时期的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析该时期神佛习合思想形成后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神道和日本佛教。

论日本奈良时期的神佛习合

神道是日本本土的自然信仰。佛教于六世纪传到日本后,自奈良时期开始了与神道习合的过程。一方是产生于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一方是宣扬一种人生观、世界观的信仰,两者为何能够习合?究其原因,社会外部原因虽不可忽视,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的共通之处才是习合发生的最重要内因。通过分析论证,可发现神佛两教在多神及护法善神思想等方面均存在着相通之处,这些共通点使得奈良时期日本神道教和佛教的习合成为可能。

从平城京到长冈京--日本奈良时代都城迁移探析

平城京定都后,受限于北面奈良山丘陵地形条件,外港泉津至都城内部的陆路物资输送颇为不便。圣武天皇模仿唐长安—洛阳复都制格局,遂以木津川为依托,先后展开难波京、恭仁京、紫香乐宫的多都制建设,终因政局动荡、财力不足等原因未完全实现,不得不最终返回旧都平城京。奈良时代后期,以难波京的港湾机能逐渐丧失为背景,桓武天皇由平城京迁都长冈京,由此一并统合了难波京的陪都功能。同时,通过对长冈京空间构造的系统考察,其宫城、条坊、宫外诸司、官市、寺院、天皇陵墓的建造均反映了其作为过渡性国都的属性。本文从奈良时代都城的水陆交通体系以及都城空间形态对比的视角对日本古代都城迁移过程的重新审视,或许能够对理解东亚国际秩序背景下日本都城制度的演变特征有所裨益。

历史发展对日本国民性特征形成的影响分析——以奈良至明治时代历史脉络为主线

日本国民性是日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形成的独有的性格特点,在整个日本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于世界来说,则更具有日本的代表性。日本国民性的形成与日本的地理位置因素不无关系,但是日本的历史对于其国民性的影响也很大。通过探究日本自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期间的历史发展脉络,得出日本独特的发展历史对于国民性的影响,对于研究日本社会文化有更新的理解。

“三都天皇”——恒武天皇

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在「平城京」即位.但时隔3年,桓武天皇便于784年11月将都城迁至位于现在京都府南部的「长岡京」.

中日近代化成败原因之比较

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历史命运并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其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的深层次原因。中国近代化所遇到的各种阻力远比日本强大,所处的国际环境远比日本险恶,其先进的阶级力量亦远弱于日本。因而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是不难理解的。

唐玄宗给日本圣武天皇的一封信

唐张九龄:《曲江集》(卷7,清雍正十二年刊本)载有唐玄宗《敕日本国王书》,全文如下:"敕日本国王,王明乐美御德,彼礼义之国,神灵所扶,沧溟往来,未尝为患,不知去岁,何负幽明,丹墀真人广成等入朝东归,初出江口,云雾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恶风,诸船飘荡。其后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广成寻已发归,计当至国。一船飘入南海,即朝臣名代.

《东大寺献物帐》所载画屏风中“大唐样式”画题考

日本正仓院藏《东大寺献物帐》是记载其宝物来源的初始文字记录,具有重要的文本参照价值。本文通过其中所载画屏风条目的整理解读,结合正仓院文书《杂物出入帐》中条目补充,以及现存同时期中日两国相关图像及文献资料,考证其中“大唐样式”画题的构成与图式。“大唐样式”画题涵盖了描绘盛唐宫廷生活的时样、盛唐前带有训鉴意味的古样、寻仙访道三个类别,分别对应了屏风的欣赏、劝诫、供奉三大功能。帐中所载画屏风被作为奈良宫廷中重要的政治文化装备,足见“唐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之深。

晋唐风流:日本平城京木简行书书风探究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奈良平城京遗址陆续出土了近十一万枚木简,本文通过对该木简中的行书笔形进行归纳分析,并将其放置于晋、唐书法之中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平城京木简行书书法风格与楼兰残纸、王羲之、颜真卿书风存在相似与承继性。平城京木简行书书法也出现由晋向唐书风过渡性特征,由此可窥探中国书法在中古时期日本传播轨迹及其在跨文化中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日本私立汉学教育的影响——以江户时代藤田幽谷的青蓝舍为例

藤田幽谷(1774-1826)的青蓝舍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后期水户藩的一所著名汉学塾。该塾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培养忠孝一体的君子为目标,教育课程以《孝经》为中心,同时教授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国语》《左传》等课程,并且鼓励诗歌教育及文武兼修,但排斥老庄之学以及侧重评述的书籍。青蓝舍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因材施教,提倡博采众长,不拘泥于一家之言。青蓝舍培养了众多后期水户学的中坚力量,并为幕末的维新运动提供了积极动力,是日本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所汉学塾,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日本教育的深刻影响。

公元8世纪的中日“书籍之路”——基于第12次遣唐使求书历程的探讨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趋于鼎盛,书籍之路盛况空前。日本正仓院文书中所存的4份与第12次遣唐使有关联的书目,表明遣唐使携归日本书籍并非个人任意行为,而是举国之力有计划地搜求阙本,所抄写的经书均为日本国内所缺书籍。以举国体制编制阙本目录、遣唐使极力搜集书籍、朝廷直接参与写经事业、佛教界精心保管珍贵的唐本,这一切使日本的佛教书籍与时俱增,从而催生奈良时代"一切经"数目巨大的奇观。

藤原氏外戚政治与上皇制度的发展

上皇制度是日本古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对近代以前的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奈良与平安时代的藤原氏作为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外戚氏族,见证并参与了数十次的皇位交替,在其初兴、繁荣、衰落期分别对上皇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奈良时代初期,藤原氏族根基薄弱,以其为外戚的天皇尚需要上皇的扶持,上皇制度得以发端;平安时代中期,藤原氏成为累世外戚,通过"摄关政治"掌握最高权力,肆意废立、多行禅让,导致上皇人数激增,客观上也使上皇制度逐渐发展成熟;平安时代后期,藤原氏外戚身份的缺失导致摄关政治衰落,藤原氏的地位被代表父系势力的上皇所取代,上皇的政治经济地位达到了历史顶峰。最终,随着武士阶级的兴起,上皇、天皇和藤原氏随着公家朝廷一起淡出了最高权力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