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妙绝:日本江户诗坛的宋诗接受——以七绝选本为中心的考察

江户后期诗坛,为了对抗蘐园古文辞派的因明学唐的伪唐诗,宋诗派领袖人物山本北山提出宋诗清新主张,并选定宋三大家诗歌作为清新诗风的代表。北山子山本绿阴、弟子大窪诗佛编选《宋三大家绝句》(1803),北山作序推广,风行日本,是为诗坛宋诗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由是带动了宋诗派另一领袖人物市河宽斋编选续编《三家妙绝》(1807),宽斋成名弟子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柏木如亭作序跋推广。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更绍继其师,编选续续编《广三大家绝句》(1811),宽斋作序推广。连续编刊的三大家七绝,承载着清新性灵的宋诗学旨趣,矫正模拟剽窃的伪唐诗,推动了江户诗坛的宋诗兴盛。柏木如亭亦绍继乃师,编选《宋诗清绝》(1813)、《续宋诗清绝》(1846),将“清绝”作为了选本之名,选诗旨趣承袭北山、宽斋之清新,将选诗目光扩展到了三家之外的宋代七绝,但多选江湖诗人,选诗诗家增多,格局反趋卑狭。

继承与变革——中华法系在日本近世的发展

日本的近世,通常指的是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亦即江户时代。这一时期法制建设较此前的镰仓时期(1192—1333)、室町时期(1333—1573)、安土桃山时期(1573—1602)有长足发展,这在法律制定的规模化、法律形式的成文化及法典化、法律内容的完备化,以及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上都有突出的表现,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可以看到其受中国法思想和制度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大化改新后“唐化”法制的回归。因此学术界多侧重于强调明清律对日本近世法的作用。然而究其最本质而言,德川法制依然是承袭此前自镰仓时代以来的武家法而来的,以武家精神为本位。不过,即便德川法整体上是武家法,但同样也属于中华法系的范畴。如果对中华法系和中国法能够做出正确的区分,那么会看到,德川法制,恰恰是中华法系在除中国以外的法域发展的常态,即一方面继承中国法的合理精髓,另一方面又根据客观现实情形做出某种变革,从而使得中华法系更具有生命力。

“隐蔽政策”与17—19世纪中日琉关系的变化

17世纪后期清朝国力逐渐强大后,江户幕府制订“隐蔽政策”,维持琉球自主,借以获得中国商品与情报。在江户幕府的贸易禁令下,萨摩藩受到许多限制,琉球却获得贩卖唐物与砂糖、渡唐银资金保证、收购海产品等特权,使萨摩藩放松对琉球的控制。通过“渡唐银”集资与渡唐役人的挑选,琉球王府得到琉球士族的支持,并能按出资比例分享朝贡贸易的利润,更推动“中国化”改革措施,改造琉球社会文化,确保琉球王府的统治权。清朝虽察觉异状,但琉球借“度佳喇”向日琉两国求援的名义,掩护萨摩武士的活动,保住朝贡贸易的资格。由此可见琉球借中国之势,维持自主,而日琉两国在对抗与合作中寻求平衡的模式,也让17—19世纪的中日琉关系维持相对的安定。

足利义持对明断交与其内外政策的联动——15世纪前期明日外交中断原因新探

足利义持并非继位之初便决心与明朝断交,其付诸实践的契机是支持对明贸易的幕府管领斯波义将去世。足利义持时期,日本国内将军与守护大名的权力结构不同于前代,禁倭政策变得难以维系,这是停止对明外交的现实原因。再者,足利义持为对抗后南朝势力,致力于抬升天皇家的政治地位,就必须避免因接受明朝册封而引发“日本国王”与天皇关系的难题。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建立在其专制权力之上,本身具备特殊的历史条件,足利义持只是在特殊条件消失之后,促使足利幕府回归到原有的状态。足利义教继位后,上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明日外交进入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一向一揆对日本近世化进程的影响——以织田政权的流通政策与土地政策为中心

自十三世纪开始,日本的宗教派别一向宗势力逐渐增长,教徒联合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一揆)赶走领主,形成政治性的“大阪参照体制”,凭借特权发展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宗教势力,寺内町成为兼具宗教与经济、农村与城市机能的军事要塞。在与一向宗的长期斗争中,织田信长通过开设加纳乐市,颁布乐市令和“越前国掟”,与“一揆众”对抗,在取得胜利后推动指出检地。织田政权逐渐摆脱私权力的性质,以公权力的姿态建立起统一政权,创建出具有近世性质的土地政策与流通政策,在乱世中践行兵农分离,鼓励自由贸易,奠定了日本近世幕藩体制的基础。

日本江户时代前的礼学萌芽探析

《礼记》是最早输入日本的儒学经典之一,对日本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皇族的教育和国家律令的制定都起到指导作用。幕府政权时代,禅僧们将宋学带到日本。从镰仓中期到室町早期,以五经为学问根基的皇族地位陵夷,同时宋学经武家和释家的研习传播得以渐兴,共同导致四书地位跻升和五经地位沉滞。通过历史分析和文献调查,讨论日本输入礼经文献著录情况,以及幕府制下日本禅僧、公卿及武士如何学习与运用《礼记》。总结日本江户时代礼学萌芽的原因,由此确定礼学在日本汉学史上的早期形态。

横井小楠研究综述

横井小楠是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作为福井藩藩主的顾问,他提出了“公武合体”“开国贸易”等改革主张,后作为明治新政府的高官开展政治活动,受到胜海舟、木户孝允等人的高度评价。横井小楠受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后由攘夷论者转变为开国论者,他的思想中既重视和平又强调国家主义的“公共”思想主张极具现代性,值得借鉴与思考。日本的横井小楠研究已相当成熟,研究成果涵盖横井小楠的实学、教育思想、儒学思想、对外认识、汉诗等方面。我国学界的横井小楠研究起步较晚,相关论文数量不多,研究成果集中在横井小楠的开国思想与对外认识等方面,且近五年来成果呈下降趋势,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19世纪中叶欧美列强对日本的冲击与德川幕府的应对

在19世纪50年代,欧美列强以坚船利炮相威胁,力图迫使德川幕府打开锁国之门。面对日益严重的"西力东侵",德川幕府并非毫无作为,而是汲取清朝战败缔约的教训,对长期实行的消极的锁国政策进行了调整,采取了对外开港通商的积极应对方针,实施了组建近代陆海军、设置洋学研究机构并培养洋学人才、破格启用人才等顺应时代发展的幕政改革。比之中国清朝政府,德川幕府为何能够如此快速做出反应?关键原因在于当政者的文化背景和国际意识,尤其是兰学的长足发展开阔了日本朝野的视野,使得幕府能够正视日本与欧美国家的实力差距。幕府当局在开明幕臣的主持下,力所能及地趋利避害,以图存救亡,对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近世后期日本回船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幕藩体制的冲击

江户时期,德川幕府通过大阪中央市场和特权商人集团管控国内贸易,维系幕府统治。到江户后期,随着沿岸航运的日渐发达,联通全国的航运交通网开始形成。西南诸藩借助西日本濑户内海的区位优势,依靠回船贸易成功摆脱了财政困境,同时又因位处迎击西方“黑船”的前沿位置,不得不积累财富并加强武备。回船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让西南诸藩具备了可以对抗幕府的经济实力,也让其统治者及有识之士坚定了贸易致富甚至开国通商的想法。由此,“黑船来航”成为西南诸藩主张开国通商的借口,更成为促使日本推行幕末改革、开启明治新时代的外部契机。“萨长同盟”则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内部政治力量,推动日本走上倒幕维新之路。

物哀:日本古典文学的审美追求

日本古典文学特别是和歌、物语、随笔及俳句,大都以“物哀”为艺术创作的一种审美追求。它注重的是感情上的纤细的体验,即一种出自自我经验世界,对自然、生活和人生的拥抱与感悟;营构的是情与景浑、心与物融、把心象寄寓于物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构、天人感应的境界;讲究的是空灵的、朦胧的幽玄美境界的创造,表现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描述性的形态美。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以策彦周良为例

日本入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中,尤其是以典籍、书画、日用器物等为多。典籍主要来自三种渠道,一是明廷所赐,二是相知馈赠,三是自购所得。但策彦周良的两次入明都不见政府之间的赐予或请求记录,可见十六世纪中叶左右日本对中国典籍的需求有所缓和。而携回的书画作品除了少量自购外,大多来自明朝文人所赠,其中包括数量不少的各种序跋。但与宋元、明初不同的是,策彦周良携回的作品中鲜见禅林墨迹,文人字画占绝对优势,这显示了此时的中国禅林在日本的影响已是今非昔比。

日本画匠笔下的“黑船”事件

早在16世纪初,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就相继来到日本,由于他们乘坐的帆船都涂上了防腐防锈的黑色柏油,日本人就把这种跨洋而来的武装船只称为“黑船”,含有不祥之兆的意味。但是真正对日本人产生震慑并改变其国家历史进程的,当属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两度率领炮舰闯进江户湾(今东京湾),逼迫德川幕府签订通商条约的“黑船”事件了。

简论大君外交体制—以17世纪的日本与中朝交涉为中心

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作为大君外交体制的中心,把周边国家和地区视为夷狄,要求他们作为附属国称臣纳贡,从而形成了"日本型华夷秩序"。而事实是,为了打破在东北亚处于孤立境地的不利局面,德川幕府在建立之初努力寻找在华夷秩序内的合理定位,除千方百计接近明朝之外,还想方设法恢复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在外交交涉失败之后,德川幕府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华夷秩序完全成员的客观现实,被迫自我定位,构建了所谓"大君外交体制"。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具有很大的虚构性,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是必须加以克服的。

日本军国主义根源探析——岛国环境、骑马民族、历史特点与日本军国主义

以资源匮乏的岛国地理环境为基础的生存环境,缺乏长足发展的客观条件,构成日本民族依赖武力谋求利益需要的物质基础。骑马民族依赖武力的生活习性、崇尚武勇的种族精神、弱肉强食的文化特征,是日本民族选择军国主义的另一重要基石。日本军国主义以生存环境和民族习性为基础,根基深厚、土壤肥沃,极易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

16—17世纪耶稣会在日本的贸易活动

自1549年耶稣会在日本布教以后,日本耶稣会的教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原因是日本耶稣会在布教的同时热心地从事生丝贸易以及其他被视作违反教宪教规的隐匿贸易。信仰世界的争夺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是耶稣会布教活动始终追逐的目标。为此,布教与贸易互为表里,贸易支持布教,布教掩护贸易,耶稣会成为澳门(生丝)—长崎(白银)海上贸易的中介者及组织者。这种贸易使日本白银大量外流,是锁国政策形成的经济原因。

武家封建制时期日本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

氏族制在朝廷与地方的大量残留,使律令制度在12世纪以后的日本开始式微。武家政权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从京都畿内的游离,凸显了近世日本社会变革的本质。由此而造成的封建制与律令制的混一局面,到江户时代已臻至顶峰。对这一过程的疏解,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明治政府东京迁都的历史逻辑。

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

1854年-1867年,日本幕府接连推行安政、文久、庆应等三次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为协调幕府与天皇朝廷、诸藩大名之间的关系,建立近代陆海军、引进和制造欧美式的枪炮舰船、开办欧式军事学校、培养欧美式外交和军事人才,力图摆脱落后,走向世界。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武力推翻幕府,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近代化改革,日本决定性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难看出,明治维新近代化基本国策,源自开港后的幕末改革,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但是,在改革总纲、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方面,明治维新又不同于幕末改革,体现了历史进程的变异性。其原因,在于倒幕运动与维新运动存在着国际背景、近代化进程和人脉机缘上的历史逻辑。

11—17世纪俄国对日本的早期认识

深入研究俄日早期的相互认识是探寻俄日关系历史的重要途径,更是把握两国关系前景和领土之争的关键。研究俄日关系史就应该回到两国发生接触的源头。6—17世纪俄国主要通过东方阿拉伯国家、蒙元(中国)等第三方积累起对日本的早期认识。人文主义思潮涌现后,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西方探险、游历活动的开展,俄国人对日认识不断更新和拓展。这些早期认识为俄日的正式建交提供了潜在助力。从17世纪开始,伴随俄国的远东疆土开发,俄国获取日本之消息的渠道趋于直接而畅通。本文立足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从地理和文化关系入手,考察俄国对日本从模糊、片段式的了解到逐渐准确、详细的认知过程;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呈现俄日早期关系的发端。

身份等级制与多元价值观——德川身份等级制初探

日本德川时代阶级统治的支柱身分等级制 ,首开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的先河 ,将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别交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士农工商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德川幕府 2 6 0多年的和平 ,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都与身分等级制下身分、职业、道德、多元价值与社会秩序的整合密不可分。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 ,从历史因果关系来看 ,身分等级制的基础———权力与财富分离 ,弱化了统治者自身 ,武士走上了自我消亡的不归路 ,农工商则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各得其所、多元追求的价值观念 ,大众在职业生活中形成的许多属于“现代化”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