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语境下渡日元僧明极楚俊与元日文化交流

以明极楚俊为代表的赴日元僧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极楚俊应镰仓幕府之邀赴日传播与交流宋元文化。赴日元僧以汉诗为媒介,通过诗文唱和、笔谈等方式进行交流,在增进异文化互读与互解、区域文化交融与共生等方面得到了镰仓幕府朝野的认同,开创了日本五山文化时代。持续近百年的"渡来僧世纪",成为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历史表征之一,在宗教、思想、文学、建筑等领域对东亚的日本、高丽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镰仓新佛教之唐宋源流——以净土、禅为中心

伴随武士阶层的崛起与民众觉醒而逐渐兴起的镰仓新佛教,在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深受中国佛教影响。日本净土宗沿袭了唐代净土教"善道流"的血脉;而临济禅与曹洞禅则分别继承了宋代的临济"看话禅"与曹洞"默照禅"的衣钵;日莲宗所使用的汉译佛经也体现出其与汉文化之间的关联。新佛教中传统因素的客观存在虽不置可否,但它与唐宋佛教之间一脉相承的事实,不仅折射出中日两国间深厚的文化互补,同时也是中世日本渴求"新文化"和佛教"庶民化"的必然结果。

日本镰仓时期的茶禅传播--以镰仓圆觉寺为例

本文以日本镰仓时代创建的圆觉兴圣禅寺为例,论述该寺初期历代住持以东渡弘法的中国禅僧为中心,形成了圆觉寺茶禅国际化的开端。东渡弘法的中国禅僧,都可谓是游历求学于如灵隐寺等各大名寺的学僧,又是跨海远征的国际型人物。禅僧游方行脚推进异地文化交流,实现了茶禅国际化的发展。圆觉寺从开山无学祖元到第十世,出身于中国的住持有6位,占60%,初期百年26位住持中有9位出身于中国,仍超过30%。围绕圆觉寺,现存有圆觉禅寺什物目录和历代住持语录,论证着赴日中国禅僧在移植茶禅文化中的意义。圆觉寺承传收藏的来自中国的禅寺文物,不仅代表着古都镰仓禅林文化之美,同时成为日本茶道具价值取向的基轴。

试论日本镰仓时期的武家法

镰仓初期幕府依据其统治需要制订颁布了武家第一部成文法《御成败式目》,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充实、完善武家法体系,构建了以诉讼为核心的武家法律制度。与同时期的公家法、本所法相比,武家法以武家社会的习惯法、先例及施政条令为主要渊源,重视维护武士利益及武家的统治秩序,具有明显的武家特色。在诉讼制度方面,武家的合议制度、回避制度都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对习惯法的继承却约束了武家法制的健全发展。

浅论镰仓时代日本禅宗的特点及其对武士道的影响

日本武士所创造的武家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构成了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有"武士宗教"之称的日本禅宗从产生之日起就同武士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并在镰仓时期逐渐形成了"武士好禅"的时代特点。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武士的行为,启发了武士的生死观,指导了武士的武道修习,深深影响了当代日本人的国民性格、道德规范以及价值观念。

两宋时期刻本东传日本考——兼论金泽文库之创建经纬

本文旨在收集日本中世有关宋本传承的史料,勾勒出现在还不甚明了的两宋刻本东渐之大致经纬。指出在两宋时期虽不时有一些宋本书籍被带入平安,但基本上都仅局限于宋商的贿赂礼品。宋本真正大规模进入日本乃晚至宋末元初的镰仓幕府时期,与著名的金泽文库之创建有着密切的关联。另外,本文还通过对这一时期东亚海域局势的分析,将幕府儒将北条实时派船到大陆购买大批宋书及金泽文库创建的时间落实到1258年到1266年之间。同时还指出,金泽文库乃是幕府之公家藏书机构,幕府之所以要引进大批宋书、大力推行宋学,乃是希望借此来建立起幕府政权在文化上的权威,与京都的皇家贵族分庭抗礼。这种通过引进中国新书籍新思想来对抗旧有文化势力的做法,此后亦被日本历代武家政权所袭用。

浅谈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的文献学价值——以《群书治要》中的《魏志·后妃传》为例

本文以《群书治要》中的《魏志·后妃传》为例,从版本源流、引文顺序、异文用字等三方面来阐述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的文献学价值。

镰仓时期的蒙古人形象与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

忽必烈东征日本后不久,镰仓时期的《八幡愚童训》《一谷入道御书》等宗教文本中出现了强大而恐怖的蒙古人形象。这一方面源于日本不敌元朝的悬殊军事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也同石清水八幡宫和佛教日莲宗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二者合力塑造出蒙古人暴虐无极的形象并将其广播日本。江户时期,“ムクリコクリ”(蒙古[人]高丽[人])和“元寇”二词勾勒出日本人复杂的对外心态,恐怖的蒙古人形象成为攘夷论者用以鼓吹强烈排外情绪的工具。明治以后,该形象又通过“国难”“护国”“国圣”“国防”“国民”之名被纳入日本国家主义话语体系,服务于近代日本的民族国家建构和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