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义持对明断交与其内外政策的联动——15世纪前期明日外交中断原因新探

足利义持并非继位之初便决心与明朝断交,其付诸实践的契机是支持对明贸易的幕府管领斯波义将去世。足利义持时期,日本国内将军与守护大名的权力结构不同于前代,禁倭政策变得难以维系,这是停止对明外交的现实原因。再者,足利义持为对抗后南朝势力,致力于抬升天皇家的政治地位,就必须避免因接受明朝册封而引发“日本国王”与天皇关系的难题。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建立在其专制权力之上,本身具备特殊的历史条件,足利义持只是在特殊条件消失之后,促使足利幕府回归到原有的状态。足利义教继位后,上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明日外交进入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日本室町时代的文化及其特色

研究和了解日本室町时代的文化对于研究现代日本文化的形成根源及其文化底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很大的帮助。纵观室町时代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可以看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一、室町时代的文化由皇家贵族和封建武士的双重文化转向了由武士主宰的一元化的文化,实现了贵族文化、武士文化和禅宗文化的融合。二、室町文化充分显示出了明显的中国宋、元、明文化的影响,是带有浓厚禅宗色彩的象征性暗示性文化。三、文化的庶民倾向和向地方的传播普及是室町文化最大的特色。

日本室町时代武士文化的发展

日本室町时代是武士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士道思想开始形成,武士文化也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日本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与日本对明勘合贸易

勘合贸易是中国明朝政府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以朝贡贸易为形式进行的一种官方性质的经济政治外交行为,在中日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当时日本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冲破各方阻力,竭力促成勘合贸易,为中日交流做出了贡献,使得两国在收获政治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开创了自隋唐以来的又一次中日交流高峰。

明朝时期中国汉籍东传日本研究

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汉籍东传日本列岛,悠久的历史和传播的规模不仅构成了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创造了辉煌的东亚古代文明,而且对两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的明朝时期两国的时代背景,探究当时中国汉籍传入日本的方式与特点,从中窥探中国文化的东传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进一步了解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情况。

“正使”抑或“伪使”:16世纪中期的遣明使、倭寇与明、日通交的侧面考察

至今,中日学界对遣明使的研究已过百年,积累深厚。有趣的是,跨洋的外交团中有"伪使"的存在。从明朝的角度看,这些"使节"违背天朝规定,且多在海关"不通人情",难以获得认可;对日本而言,出师不利使盘算已久的经济筹划泡汤,诸方皆感沮丧。通过对使节出海的经纬、使团的构成、同倭寇的关联、背后势力的政治博弈等问题的考察能加深对16世纪中叶明日通交状况的理解。简而言之,明朝制定的国际秩序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逐渐显现变化。其次,日本的朝贡和交邻使节的派遣受到地方势力博弈的影响。再者,遣明使的构成使得其团体在商业利益期望值未获满足时会导致"身份"的转变。

康熙时期“治河案”述论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河道年久失修,黄河与运河多次决口。康熙十六年,康熙以河道关系重大,委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任河督后,以筑堤、堵口、修坝、疏浚为治河之策,致使河归故道。由于河工是肥差,在靳辅治河的过程中党派争斗表现得相当激烈,而康熙也正是借治河打击朝中的党派,从而加强了皇权。

论日本型华夷思想的脆弱性——以室町幕府的东亚观为中心

在古代中国,华夷思想作为构建中原王朝同周边民族间关系的一大准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日交流的展开,日本也形成了类似的华夷思想,即日本型华夷思想。然而日本型华夷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在历史的发展中影响甚至决定着日本的对外观念。以下将针对日本型华夷思想的概要及其发展历程进行归纳,并以室町幕府时期的东亚观为中心对日本型华夷思想进行解构并分析其思想的脆弱性特征,以期对研究古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古代东亚国际关系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日本室町时期的神木入洛与南都传奏

传奏作为日本中世时期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后白河院政时代,早于室町初期,开始分化出针对特定寺社的传奏,即有南都传奏称谓的出现。足利义满时期传奏成为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南都传奏在应永年间正式发挥作用。康历年间设立南都传奏一职,其初衷亦并不是为了正面制止当时的神木入洛,而是借此举措加强今后对南都寺院事务的交涉,以期避免大规模上诉的再度发生。通过南都传奏与南都奉行对兴福寺诉讼纠纷的处置,在康历上洛之后兴福寺数十年间没有出现大规模强诉。南都传奏的管理是伴随着寺门杂掌的出现而实现的,从属于兴福寺,与南都传奏结成固定关系的杂掌约在15世纪前期定型下来,可见幕府试图对南都加强管理与南都自身的衰落是共存的。

遣明使策彦周良改号“谦斋”考述

遣明使策彦周良初号怡斋,后更谦斋。初次来华期间,策彦周良萌生更改别号的想法,取《周易·谦卦》之“谦”,初步设想为“谦菴雨玉”。再次入明时,由明代进士丰坊更为“谦斋”并作《谦斋记》证之。别号“谦斋”的更改是策彦周良人生的分水岭,从积极入世转变为隐居避世,呈现出前后很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