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耶稣会在日本的贸易活动

自1549年耶稣会在日本布教以后,日本耶稣会的教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原因是日本耶稣会在布教的同时热心地从事生丝贸易以及其他被视作违反教宪教规的隐匿贸易。信仰世界的争夺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是耶稣会布教活动始终追逐的目标。为此,布教与贸易互为表里,贸易支持布教,布教掩护贸易,耶稣会成为澳门(生丝)—长崎(白银)海上贸易的中介者及组织者。这种贸易使日本白银大量外流,是锁国政策形成的经济原因。

丰臣秀吉突然发布天主教驱逐令原因探析

丰臣禁教在宏观上是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天主教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而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的拒绝弃教则是禁教令发布的直接事件性原因,该事件使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态度陡然恶化,直接导致丰臣秀吉突然运用了驱逐外国传教士这种激烈的外交手段来昭示其作为“神国”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日朝外交关系探微——以金应瑞与小西行长的外交活动为中心

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日将小西行长致函明使沈惟敬,请其从中斡旋,帮助朝将金应瑞免于“守节战死”的命运。在这份文书发出之前,小西行长曾将日军行动计划透露给金应瑞,并为朝方策划“舟师把截之计”对付日将加藤清正,希望借由朝鲜之手打击加藤清正以避免战争爆发。在这份文书发出之后,金应瑞向小西行长“漏泄军机”以行“恐胁”,又在日军发动进攻时“弃城退阵”以求全活,使自己背负“卖国”、“负国”骂名,但朝鲜国王却出乎意料地极力为他开脱。通过对小西行长这份文书的探微烛隐,可以发现其涵盖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外交隐情,当时的日朝两国存在着一段非同寻常的外交关系。

浅谈秀吉侵朝

有人说:"如果把日本统一看成是一块饼,那么织田信长是种麦子的人;丰臣秀吉是将麦子拿来做成饼的人;德川家康则是享用这块饼的人。"诚哉是言!从此可见,丰臣秀吉在日本战国历史中的重要。一代枭雄丰臣秀吉,为何晚年仍执意侵朝?已处于日薄西山的明朝和实力弱小的朝鲜又是如何应对的?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丰臣家的四分五裂,并最终被德川家所替代?这些正是文章所要阐述的。

文化冲突与丰臣秀吉的“自我神格化”

1587年丰臣秀吉突然发布天主教驱逐令,是由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的拒绝弃教所激发的。从宏观上看,这是日西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但如从微观上即当事人丰臣秀吉的情况来看,则是其个人“自我神格化”意识与天主教一神教义矛盾冲突的结果。“自我神格化”源自杜撰的“日轮受胎传说”,它成为满足丰臣秀吉无限征服欲望所必需的最高意识形态。

试论日本近世佛教与政权的关系——以近世寺院法令为中心

佛教大约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与日本本土信仰和文化不断地碰撞结合,形成了日本式的佛教。其影响超出了寺院范围,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拥有千余年历史的日本佛教,经历了贵族宗教向平民宗教的转变,扮演过护国宗教的角色,协助过日本近代的侵略战争。并且发展出众多的宗派和大规模的寺院,独创出日本佛教所特有的宗派和教义思想,比如净土念佛、在家佛教等思想。出现了僧侣食肉娶妻、葬式佛教等等这些乖离了传统佛教教义的现象。普遍宗教的佛教思想与日本本土的基层信仰相结合,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需要,演变成为现在的日本佛教。

16世纪末日本与西属菲律宾的外交关系

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丰臣秀吉遣使马尼拉,要求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遣使朝贡。1592—1594年双方围绕着纳贡称臣与否的不同政治诉求先后三次相互遣使致信,其中不乏谎言与欺骗。1594—1596年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取得迅速进展,这似乎意味着双方外交关系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但是1596年"圣菲利普号事件"和1597年"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使得双方的外交关系瞬间跌入冰点。1597年西属菲律宾遣使赴日交涉,但却迎来丰臣秀吉的强硬回复。西属菲律宾不仅对此无可奈何,甚至直到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乃至侵朝日军撤回本土时,依旧笼罩在日本侵略的恐惧当中。这一时期日本与西属菲律宾的外交关系反映出东方华夷秩序与西方殖民体系之间异质文明碰撞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