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旅大地区的渔业殖民政策及海域扩张

20世纪初的40多年间,日本对旅大地区实施了侵占及殖民统治,同步将旅大地区的海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渔业领域植入日本本土的法律制度,强推各项殖民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成立渔业组织、组建科研试验机构、颁布实施渔业法令法规等。这种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渔业制度的近代化,客观上促进了旅大地区渔业生产的规范化和秩序化,但是法律政策的移植不过是为日本的殖民行为披上制度的伪装,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掠夺更多的渔业资源,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提供后援支撑。日本不仅在旅大地区,也几乎同时期在中国台湾半岛、朝鲜半岛并行推进渔业殖民政策,满足其在东亚实施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的需要。

日本蚕丝业近代化历史演进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17—18世纪,日本曾大量进口生丝,造成白银资本大量外流。故此,德川幕府曾对蚕丝业出台保护鼓励政策。这可以说是后来蚕丝业近代化进程中政府保护扶植角色的预演。幕末,世界生丝市场出现的商机使日本蚕丝产品出口一度激增,但同时也出现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国际信誉大幅降低等问题。为解决相关问题,并推动日本蚕丝业实现近代化,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开办官营示范工厂,进行蚕种改良等试验,引进并推广新技术,倡导结社,扮演了示范、诱导蚕丝业走向近代化的“助产士”的角色。1880年,官营示范工厂民营化处理后,明治政府又在蚕丝业产业革命进程中扮演了监督、扶植的“保姆”角色,促成日本蚕丝业在世界市场确立了比较优势的地位。

殖民·影像·言说:基于“满铁”映画的考察

“满铁”映画自1923年成立始,至1941年并入“满映”,其在东北地区的电影活动长达18年之久,拍摄了大量影片,这种通过影像塑造殖民地的方式都被之后的“满映”所沿用。“满铁”映画所拍摄的影片是日本侵华史的有力证言,透过影片可以窥见作为权力文本的“满铁”映画借助影像符号塑造了“新国家”、建构了充满“现代”意味的都市与工业景观,也书写着“听话的身体”,妄图将日本殖民者侵略行为合理化、合法化,将日本殖民下的伪满洲国塑造成一个“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南进侵略政策的发展与演变——从消极南进到伺机南进与积极南进

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与其此前“北进、南进”的侵略方向选择有着密切关系。原本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日本陆军及其影响下的近卫文麿内阁除侵华之外,主要重视的是以防苏反苏为目标的“北进”侵略方针。对此,热衷“南进”的日本海军、逐渐亲近海军的外务省是心存异议的。这一分歧到了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即日本陆军在局势影响下逐渐向“伺机南进”发生转变。继而又在德军取得西线胜利后为把握“良机”而转向了“积极南进”的态度。由此,原本意图北进的“新秩序”政策在1940年7—8月间进一步膨胀扩大成了企图南进的“共荣圈”政策,预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即将走向太平洋战争的不归之路。

工藤忠与日本军部的西进战略

工藤忠在中国长期从事谍报收集活动,伪满洲国时期成为溥仪的侍从武官,是溥仪最信任的日本人,并被赐名为“忠”。自1914年开始,工藤忠三次潜入甘肃,联合满清复辟势力拉拢回教军阀,在中国西北进行分裂活动。他是日本最早认识到甘肃对军部西进战略至关重要的人,他对甘肃的认知丰富和细化了日本军部西进战略的内容。分析工藤忠与日本军部西进战略之间的关系,有利于阐明日本军部西进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揭示日本侵华的罪证。

明治日本海运兴国的源流与实务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是日本全方位向西方学习,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幕末以来,以本多利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发展海洋事业,实现“海外雄飞”。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确立了“海运立国”的方针,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优先发展海运业、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海运兴国”之路。为大力发展海运业,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海运会社的成立、主导大型会社的重组、投入大量资金对海运会社和特定航路进行补助、制定各项鼓励海运发展的法律法规等。海运业保障了日本近代纺织业的腾飞,也大大促进了造船业、制铁业的快速进步,还带动了保险、金融、海员教育等其他产业的发展。海运成为明治日本“兴业”的保证、“富国”的手段、“强兵”的要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海运兴国”之路也伴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具有侵略性。

蒋廷黻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蒋廷黻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是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具体而言,蒋廷黻基于对外交史料的重视,推动了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把握与引领学术前沿,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著作进行学术评介;探索以朝鲜问题和东北问题为核心议题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化书写,强调“近代化”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并从东亚变局出发阐释甲午战争划时代的影响.蒋廷黻从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两国历史对比出发,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必败命运,并提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战略.

全面侵华时期日伪政权对华北猪鬃的统制与掠夺

猪鬃是近代重要的工业及战略物资,无论在作为生活用品的毛刷还是在坦克机枪喷漆清洗原料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用途。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市场上猪鬃出口第一大国,华北地区作为猪鬃产地,又处于北方出口转运中心,其猪鬃生产极为重要。全面侵华期间,日本为弥补本国工业生产所急需的猪鬃材料,在华北地区制定了专门的猪鬃发展计划,成立相关统制机构,进行大肆掠夺。从出口数据来看,该时期华北、东北两地的猪鬃生产量值占了日本消耗猪鬃量值的八成以上,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罪恶可见一斑。

琉球工艺之花——红型的工艺创新与艺术特色

琉球王室仿效中国建立衣冠制度,命令宫廷画师与工匠共同绘染王室服装。在双方的努力下,型版印花工艺与手绘被创新性地结合起来,并突破了困扰自身发展的工艺局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红型工艺。由于红型是由宫廷画师参与创作的,其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艺术特色。20世纪初,红型因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了众多日本本土艺术家的青睐,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从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近代日本的茶叶改制、技术传习与知识扩散

在明治维新之初,日本茶业界技术基础薄弱,日本政府积极承担起技术引进的角色,设立专门的机构和部门,设置传习所、聘请中国茶叶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一套传习制度来推广学习到的红茶等制茶技术,改制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红茶、砖茶等,努力提高茶叶的出产品质,以达到与中国、印度等国家竞争的目的。此外,日本还积极“走出去”,派遣专业人员到中国、印度等调查,汲取外部技术并带回国内,为技术传习和知识扩散提供了丰富资源。日本所开创的这套劝业、传习和改制的技术传导机制,给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以深刻影响;日本吸收技术、广泛扩散、共享共谋并结合本土实际有所创造的技术变迁路径,至今不无启发意义。

近代日本在东亚的殖民主义渔业政策

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期间,移植国内渔业法制,在上述两地设置水产试验科研机构、成立渔业或水产组合,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建设,在短时期内使两地的渔业法制实现了近代化,推动了海洋渔业走向规范化和秩序化。但这种近代化是基于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之上的,目的是满足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的需要。渔业法律政策为殖民统治披上制度的外衣,先天带有殖民属性。日本殖民者借助法律政策在东亚渔业领域主导规则建立,构建特权甚至是霸权秩序,也为日本构建“海上帝国”以及在东亚地区的殖民起到后援支撑作用。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侵华日军的“上克下”与“下克上”——以其军纪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彻底性与封建性,导致日本的军事制度与军事组织存在着重大缺陷。为使士兵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日军内部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并采取了严苛的管束措施,从而造成了一种“上克下”的氛围。而“下克上”现象作为对“上克下”现象的反动,在全面侵华期间骤然增多、日趋恶化。由于大规模的征召动员,严厉的处罚和私刑,部队的频繁改编、调动,军官的能力缺陷或年龄问题以及高度分散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上下相克”的情况在战争期间进一步加剧,并使其在毫无改善的状态下最终迎来了战败投降的命运。

1921—1941年:日本为何开启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日本为何在实力远逊于美国的情况下主动发起战争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对1921年至1941年间的日美关系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1921年,由于防御占优、攻防可区分度高、美日实力差距悬殊、美日都认为对方是安全国且日本是安全国,因此日美就《华盛顿条约》达成一致;在1936年,由于进攻优势增加、攻防可区分度降低、美日实力差距缩小、日本变为贪婪国且认为美国是贪婪国,因此日本废弃《华盛顿条约》;在1941年,由于进攻占优、攻防可区分度低、美日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美日都认为对方是贪婪国且日本是贪婪国,因此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自由渡航”时期夏威夷地区冲绳移民的身份困境(1899—1907)

1899至1907年,是冲绳移民前往夏威夷的“自由渡航”时期,也是冲绳向夏威夷移民的“黄金时期”。然而,“移民一世”的“夏威夷梦”,被繁重的工作强度、严苛的白人监工、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无处不在的歧视一一击碎。由于冲绳劳工来到夏威夷比日本本土移民劳工晚了15年,加上日本本土移民对冲绳移民根深蒂固的歧视,夏威夷群岛上的冲绳移民作为“双重少数族裔”,经历了噩梦般的“双重歧视”。也正是因为来到夏威夷并充分体会了这种“双重歧视”后,冲绳移民开始身份认同的自我构建:作为冲绳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三重身份,让他们的移民经历在美国移民史上具有了特殊意义。当他们充分而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冲绳人”的特殊性后,他们抑或摒弃特性,以更加“日本化”的生活方式寻求族裔认同;抑或紧紧抱团,与自己的冲绳同胞分享所有孤独与焦虑。总之,来到夏威夷的冲绳移民们开始采取行动来回应外界的种种恶意,并试图构建符合自我身份认同的冲绳社区。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东北非金属矿业的掠夺

民国建立后,中国东北的非金属矿业有了初步的发展,日本资本开始染指相关产业.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更是利用傀儡政权,全面控制了已知的东北非金属矿并进行大肆掠夺,以满足对外侵略与扩张的需要.这一时期,非金属矿石主要供应日本及日本在华会社,矿工则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压榨.伪满时期是近代东北矿业发展史上的曲折时期,它破坏了东北的经济发展,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俄国对日安全认知的演变及竞争战略的调整——以迫日还辽政策出台为中心的考察

迫日还辽是关涉俄帝国核心利益且产生深远影响的复杂外交事件,俄国对日本安全认知的演变是迫日还辽政策出台的关键性变量。对俄国而言,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日本从“并不是理想的大陆邻居”升级为“危险的邻居”,最后成为“不得不十分关注的邻居”,俄国对日本安全认知的深化反映出日本对俄国威胁的不断加深,迫日还辽政策应运出台。俄国对日认知形塑其对日外交行为,意味着俄国从以大国竞争为主、地缘竞争为辅的战略框架转向以地缘竞争为主、大国竞争为辅。短期来看,迫日还辽缓解俄国的地缘压力,符合特定条件下的国家安全需要。从长期看,强势凌厉的战略布局背后体现俄国对霸权可能衰落的焦虑和维持霸权能力的不自信,暴露出地缘竞争的脆弱和战略调整的乏力。

东北亚变局视域下《俄日下田条约》的再审视

从1697年俄日关系启幕至1855年《俄日下田条约》签订,两国早期关系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演变。1815年,两国在平息军事冲突和解决人质危机后相互默许边境划分构想,为缔约奠定了历史基础。1852年,俄日关系的相对稳定状态随着东北亚局势变动被打破,为缔约创造了现实条件。两国在谈判中以退让促成和解:俄国以土地让步争取到日本开港通商,政治利益让渡给经济利益;日本则以开港通商保全国体,经济利益让渡给政治利益。妥协性是《俄日下田条约》的突出特征,揭示了条约的实质和俄日早期关系的本质。对俄国而言,《俄日下田条约》是因殖民竞争中的力所不逮而在东方采取的权宜之计;对日本而言,则是避战止戈的近代外交尝试,是幕府逐渐放弃锁国的主动对外探索。

近代日本第二届山县内阁与宪政党关系之考察

作为藩阀政治家中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在政治理念上并不认同政党政治,故坚决拒绝党员入阁。其与宪政党合作的直接目的是完成甲午战后经营计划,在两届议会上通过预算案及各项重要法案。山县阀代表人物桂太郎通过与宪政党合作的亲身实践体会到藩阀与政党合作的限度,充分认识到如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施政和适应政治转型的现实需求,唯有组建政党。以星亨为首的宪政党将二者间的合作定位于政党内阁成立的准备过程,通过合作,在金钱方面获得了巨大利益,扩大了城市资产阶级对宪政党的支持基础,亦有力地扩张了其在地方的党势。但由于终究难以进入到政权的核心,促使其深刻认识到唯有以藩阀同化于政党的途径将开明派藩阀政治家——伊藤博文引入政党,实现藩阀政党化,才能建立政党政治。双方的分裂最终促成了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的相继成立。

近代以来日本“国体”概念内涵嬗变探析

近代以来日本“国体”概念的内涵,依循时代发展而不断发生嬗变,核心要素主要是将神国观念、“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天皇及天皇制在确证“自我”及形塑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统率、凝聚及统合等作用。日本各界有意识地对“国体”概念进行理论阐释和话语重构,其终极目标是旨在通过天皇制这一精神纽带,达成凝聚国家认同和实现意识形态“同一化”的政治目的。战后初期,日本政治保守层依然固执于“护持国体”,随着《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及实施,象征天皇制的制度架构决定了天皇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发挥国民统合的作用上,“国体”概念的实质内涵逐步趋于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