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李陈朝时期灾异及其应对研究

以《大越史记全书》所载李陈朝灾异为重点研究对象。李陈朝灾异涵盖天文、地质、气象、水文等多种类型,灾异呈现出地域广泛性、类型多样性、持续性和群发性等特点,灾异对李陈朝的政治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李陈朝统治者对灾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应对措施。李陈朝的灾异观除了深受中国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论”影响之外,还受到李陈朝固有的原始信仰或土著信仰的影响,呈现出独具李陈朝特色的完整、系统的灾异观。

11-13世纪越南李朝的佛教寺塔遗产

李朝(1009—1225)是越南的一个朝代,历经九代君主,共216年.李朝因为接受宋朝册封,所以也被称为"安南国".公元1009年,前黎朝的左亲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夺取王位,即为李太祖.李太祖的治国政策包括兴建升龙城,分封中央军政诸臣职位,改组地方政治机构,发展佛教,实行科举制度,改革土地和税收制度,对外采取扩张政策等.1127年李仁宗去世后,李朝开始衰弱,越南国内诸侯相互交战,争夺权力.1225年,权臣陈守度趁李昭皇年幼,夺取政权,建立陈朝,李朝灭亡.

越南古史起源略论

越南古代历史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为本国构建了四个古史起源,即《越史略》黄帝时期十五部落说、《安南志略》南越国说、《大越史记全书》炎帝神农氏说、《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雄王说,其中后三者又分别是各史书创设的越南国统之始。其中南越国说为陈朝官方肯定;炎帝神农氏说为后黎朝官方认可;雄王说则是阮朝嗣德帝君臣根据朱熹纲目体撰史方法、符合政治需要,从吴士连炎帝神农氏说中截取而来。与司马迁《史记》塑造的黄帝起源说相比较,南越国说采用信史,十五部落说、炎帝神农氏说和雄王说则采传说入史,在时间上均未超越黄帝。这四个古史起源是越史家采写古代典籍和中越传说、根据中国史学理论及撰著方式构建而成的,体现了越南史既与中国史紧密相连,却又相对独立发展的史学思想。

秦汉时期的中印交通与农业科技文化交流

对秦汉时期中国与印度的交流进行考证,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研究了当时中印的交通状况与农业科技文化交流。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略论

按照越南历史学家范公著的记载,越南黎朝时期由吴士连编纂的《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是吴士连奉黎圣宗之命编纂的,其性质是官修史书。然而根据吴士连本人的记述及其依附谅山王黎宜民(厉德侯)的经历,《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是吴士连在不能参加黎圣宗组织的国史修纂,且不能阅览新修国史的情况下,效仿司马迁发愤著书,编写完成的私撰史书。吴士连书成之后,其撰写情况史书记载极简。而之前黎文休奉旨所纂《大越史记》和之后的武琼《大越通鉴通考》两部官修史书,史书不仅详录其修纂情况,且书成后均为朝廷所重。吴士连虽不遇于当时,却以私撰史著《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立言于后世。

略论自主时期的中越文化交流

自主时期的中越文化交流,内容丰富,范围甚广,对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迈进,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主题。

越南阮主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

在17世纪阮氏政权建立以前,越南历代王朝对海外贸易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阮氏在广南地区建立统治之初,其政权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和威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阮主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对华贸易,采取了相对前代更加灵活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广南地区贸易的发展。

论16~18世纪越南雄王信仰的发展

16至18世纪是越南雄王信仰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雄庙三祠祭祀以及周边村社村亭祭祀的信仰格局。雄王信仰的发展,一方面与越南村社城隍信仰的出现以及地方社会村社的分村、建村历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力量的介入并提供雄王信仰发展所需的物质、精神支持有关,国家力量在推动雄王信仰向民间象征资本的转化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中华官制对越南影响述略——以10世纪～15世纪为观察期限

中华官制对10世纪～15世纪的越南自主封建王朝官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0世纪～11世纪的吴、丁、前黎朝对中华官制初步的借鉴;11世纪～15世纪初期的李、陈、胡朝对中华官制进一步学习,经历移植和本土化的过程;至15世纪中期后黎朝对中国明代官制的全面模仿,达到了政治制度中华化的历史高峰.

从前四史看古代越南所发生的战争

前四史中有关古代越南所发生的战事记载很多,本文将试析古代越南所发生的战事的主要特征,及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消极与积极的影响。

中国易学象数对越南阮朝都城顺化的影响

越南阮朝都城顺化,是以中国明清都城北京为蓝本建造的,受到了中国传统都城文化的深刻影响。易学象数作为中国传统都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阮朝都城顺化得到了充分体现,从九五至尊和三极之道等方面,研究易学象数对于越南阮朝都城顺化的影响。

《剑桥东南亚史》的编写特点及其谬误

《剑桥东南亚史》中译本于2003年问世后,受到了中国东南亚学界的重视。《剑桥东南亚史》有两个特点:一是众多学者参与编写;二是对东南亚历史的某些论述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传统看法,例如,对东南亚史的分期、经济发展史、经济与社会变迁、宗教和政治发展等方面的分析都有一些新意。当然,该书的一些观点还存在明显的错误,特别是在越南古代史部分,这是我们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中晚唐时期朝廷对漕运体制的管控与维系

唐朝步入政治安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后,以长安为首的关中地区,生活着数百万的民众。维持数百万人的口粮和生计,单靠关中物产远不能及,必须依靠漕运外调物资粮食来维持。文章对中晚唐各个时期政府对漕路的争夺、管控、经营及维护等重大政策、举措进行了论述和剖析,以资借鉴。

19世纪初期越南南圻地区运河开凿活动——以永济河为中心

越南阮朝政权19世纪初统一全国之后,继承其先祖阮主政权的"南进"政策,进一步蚕食柬埔寨领土,同时巩固"龙兴之地"嘉定城—南圻地区。南圻地区主要位于湄公河三角洲,河网密布,气候适宜,但开发程度低下。为了促进新占领地区开发,同时为全面侵占柬埔寨做准备,巩固国防,阮朝连续在南圻地区开凿三大运河—瑞河、安通河、永济河。永济河规模最大,利用柬、越两国人民和华侨华人进行了长达5年的开凿。

试论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早在“秦并南越”之前,这里的居民已经接触到中国内地文化,并受其影响;汉字在越南运用极广、影响极深,字喃和越南拼音文字深受其影响。儒学和科举制在公元11世纪中叶以后为越南历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影响到越南的各个阶层和越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越南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新论

历史分期对一部史书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在古代越南,由于史籍主要是按王朝编年史体例来编纂的,所以历史分期问题并不凸显。近现代以来,越南史学界多采用四分期法,少数学者则采用三分期法。实际上,越南古代历史还可以采用五分期法,即史前、郡县、自主三个时期,其中自主时期又可分为建国、南进、南北融合三个阶段。这样的分期法有助于勾勒越南古代史发展进程的清晰脉络。此外,与分期问题相关的"丁朝建国"、"西山能否作为正式朝代"等问题也有论述的必要。

越南史学界对文郎国与安阳王的认知悖论

越南古代史上的文郎国与安阳王关系问题一直备受越南学者的关注,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不少学者是带有矛盾心态的。这一问题事关本土政权与外来势力的关系,因此越南学术界一直在尝试如何处理民族主义与客观历史认知之间的矛盾,但是不仅没能完全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其实,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回到对相关历史与人物的客观评价上。理顺从雄王、安阳王到赵佗南越国(即郡县初期)的诸多关系,修正对郡县时期以前的一些不客观叙述,对越南古代史和中越关系史的研究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

缁林法乘 史苑奇葩——震华法师与《兴化佛教通志》

自马、班、陈、范撰“前四史”以降，代有史家，诚以兴废存亡，治道所系，阐之述之，继往开来，史不绝书，卷帙繁富，浩如烟海。而灯史却麟角凤毛，玉山策府之中罕见有方外史乘者。江苏兴化著名诗僧震华法师却于漫天烽火的抗日战争后期——民国三十三年（1944）夏由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历代藏经考略》作者叶恭绰（遐庵）先生题签，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兴化佛教通志》，堪称缁林法乘，史苑奇葩。震华法师名乘实，一名全心，以字行。生于清宣统六年已酉（1909），江苏兴化翟唐庄唐氏子，近代禅门著名史学家、教育家、诗人。当代学者夏丐尊、周予同、王伯祥三先生“翕然以佛门汉学家称之”（夏丐尊：《兴化方外诗征·序》），当非过誉。

周谷城支持前四史的注译和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益阳十余名文化同仁成立编委会,开始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注译和出版工作。时至1985年初,《史记注译》已经完稿,我们想请时年87岁高龄的家乡史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题写书名并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