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主导下的马来西亚槟州工业化进程(1969—1990)

马来西亚的槟州地区曾长期作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港口,转口贸易发达。然而,马来西亚独立之初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不利于槟州的贸易发展,当地经济发展因而陷入严重困境。20世纪70年代,槟州政府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使槟州开始从衰败的贸易港口向东南亚电子制造业中心转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规划者、建设者和协调者的角色。槟州的工业化进程属于典型的依附性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发展又再次依附于发达国家。然而,这种依附性发展对于后发国家或地区来说是必要且有益的,后发国家的目标是最终通过这种依附性发展摆脱依附。

从西方化到本土化:英国的殖民统治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

马来西亚是政治发展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殖民时期的政治遗产进行了适当的本土化改造 ,使民主与权威同时为政治稳定提供支撑 ,形成了介于民主与权威之间的政治体制。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经验说明 ,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本国国情对继承而来的政治遗产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才能建立适合本国社会与历史特点的稳定的政治体制。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并不是普适性的真理 ,发展中国家在探寻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政治发展模式 。

后冷战时期马来西亚对美政策评析

后冷战时期,马来西亚与美国展开一连串激烈交锋,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马来西亚对美采取强硬政策的原因,包括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改变,以及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等。但马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美国还跃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这与马来西亚成功的外交谋略不无关系。对美政策有效地捍卫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提高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基本体现了马来西亚当时的国家利益,充分显示了小国外交的智慧。

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的演变

到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福利组织让位于政治性非政府组织,许多现代非政府组织不断出现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脱胎于长久存在的社会网络和组织。新经济政策中族群关系的政治制度性安排使得国家发展资源在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分配不平衡,为了弥补公共服务和发展资源的差距,许多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在非马来人社会建立起来,从而形成了非政府组织在族群间分布不平衡的"二元结构";政府"发展霸权"渗透到以马来人为主的乡村地区,给非政府组织在乡村的发展留下极其有限的活动空间,促使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在地理分布上形成不均衡的城乡"二元结构"。90年代初出台的国民发展政策鼓励利用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冷战后全球结社革命和信息化革命促进全球化向深度发展,这些冷战后内外因素的结合促进了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演变。

马来西亚柔佛古庙游神的演化及其与华人社会整合的关系

马来西亚第二大都市新山,昔时有"小汕头"之称,市内有间百余年历史的柔佛古庙。柔佛古庙游神活动不仅是新山华人社会每年一度的盛事,在社区整合与强化社区秩序的功能上,有其本土的特殊演化。柔佛古庙游神并不只是限于潮帮人士的参与,而是强调"五帮共庆"。柔佛古庙游神脱胎于潮州,根植于马来西亚新山,是跨帮群、超方言群社会整合的本土化游神民俗活动。游神的传统延续及其当代复兴,实际上经过了一个动态的演化,其间也反映了海外华人社会内部秩序整合的历程,华团与帮群间制度化的建构,以及知识精英的打造,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情境。

马来西亚族际政治整合实践研究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不仅族群构成多元,族际关系也异常复杂。马来西亚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整合路径和政策。独立初期,以巫统为首的联盟政府虽然秉持马来人优先的基本立场,但其族际政治整合手段具有一定的柔性,可以说是介于多元主义与马来民族主义之间。"五一三"族群冲突事件发生后,马来西亚的族际政治整合基本倒向后者,马来西亚政府制定了更加刚性,更具有马来民族主义族群霸权色彩的族际政治整合措施。20世纪90年代后,族际环境发生了变化,马来西亚对原来刚性、单一的族际政治整合措施进行了调整。

20世纪60-70年代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的调整

长期担任孟席斯内阁部长、后出任澳驻美大使的霍华德·比尔指出:"印度尼西亚是我们第一关注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在公开场合更多谈论对这个新独立国家感兴趣的程度,但是,在我们考虑问题和制定外交政策时,从来没有把印尼的问题搁在次要位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琼籍华人社团的新发展

19世纪中后期,马来西亚琼籍地缘性社团伴随着海南社群的形成逐步得以建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马关系良性发展及马来西亚政治变动的大背景下,琼籍地缘性社团呈现出定位本土化、发展联合化、观念现代化、管理专业化、功能经济化等新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琼籍地缘性社团也存在会员年龄老化、会馆人才青黄不接、团结与协作力度不够等问题。进入21世纪,琼籍地缘性社团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才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2018—2019年中国四省55岁及以上人群认知功能现状及人口经济学影响

目的了解中国四省55岁及以上人群的认知功能现状,分析人口经济学因素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于2018—2019年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河北、浙江、陕西及湖南省共32个社区抽取5103名55岁及以上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男性2294名,女性2809名;55~64岁1875名,65~74岁2197名,75~94岁1031名),使用搭载计算机辅助系统的电子平板录入面对面询问式问卷调查获得的基线数据。依据蒙特利尔认知测验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的评估结果判定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及其亚型。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人口经济因素与认知功能、MCI及其亚型的关系。结果中国四省55岁及以上人群的总体认知功能、记忆、执行、视空间、语言、注意力和定向力认知域得分分别为(21.79±6.17)、(11.20±4.18)、(8.81±3.31)、(5.33±1.76)、(4.53±1.40)、(13.32±3.98)和(5.54±0.95),MCI、遗忘单域受损型MCI(amnestic MCI single domain,aMCI-SD)、非遗忘单域受损型MCI(nonamnestic MCI single domain,naMCI-SD)、遗忘多域受损型MCI(amnestic MCI multiple domains,aMCI-MD)和非遗忘多域受损型MCI(nonamnestic MCI multiple domains,naMCI-MD)检出率分别是35.86%、4.57%、3.64%、6.68%和3.94%。75岁及以上、农村地区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人群的总体认知功能和各认知域得分较低(P<0.05),其MCI及其亚型检出率较高。75岁及以上者发生MCI、naMCI-SD、aMCI-MD和naMCI-MD的可能性分别是55~64岁组的2.38(95%CI 1.98~2.86)、1.54(95%CI 1.01~2.34)、2.30(95%CI 1.65~3.20)和3.11(95%CI 2.07~4.69)倍。农村发生MCI、naMCI-SD和aMCI-MD的可能性分别是城市的3.02(95%CI 2.48~3.66)、4.30(95%CI 2.69~6.88)和2.62(95%CI 1.81~3.79)倍。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发生MCI及其亚型的可能性越低。结论2018—2019年中国四省55岁及以上人群的MCI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75岁及以上、农村地区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较低人群的总体认知功能和不同认知域状态较差,其发生MCI及其亚型的可能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