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巴列维国王美国观的演变及原因探析(1941-1979)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美国观的形成过程,是其对美国认识与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美国是巴列维王朝的保护伞”“美国是伊朗的可靠盟友”“美国是伊朗成为波斯湾地区霸主的阻碍”以及“美国是巴列维政权的仇敌”。巴列维国王对美国认知的这一流变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推动,主要有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自身身份的双重性以及美伊官方对两国关系的非对称关注。最后,巴列维作为伊朗君主,其美国观对伊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朗左翼知识分子马莱基及其“第三条道路”

马莱基是巴列维时代著名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因反巴列维王朝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前后三次被捕入狱;他对左翼运动阵营内盛行的马列教条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一条"既要苏联的经济民主,又要美国的政治民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先驱者,他是伊朗国内最早倡导政治对话、议会民主、妇女权益、土地改革、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等主张,并对当时国际上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探索的著名政治理论家之一。

从“理论批判”到“武器批判”——论伊朗“8·19”政变和“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伊斯兰革命有两支主力军,一支是以霍梅尼为核心的宗教势力,另一支是伊朗左翼知识分子和它领导的左翼运动。如果说,1953年的"8.19"政变导致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愤怒主要限于国王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无耻依赖,出卖国家尊严的卖国行径,从而使知识分子开始放弃对巴列维王朝的忠诚的话,那么,1963年的"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是使大批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疏离感进一步加深,特别是青年学生进一步向"左"转,进一步激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巴列维王朝敌对情绪,加速他们走上武装反抗巴列维王朝的革命道路。

阿里·沙里亚蒂的“乌玛”思想简析

同历史上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样,当代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阿里.沙里亚蒂对伊斯兰教传统概念"乌玛"进行了一番解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乌玛"思想,其主要内容为:肯定和强调伊斯兰教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突出"启蒙知识分子"在"乌玛"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以社会主义作为"乌玛"的思想基础。

礼萨汗时期伊朗军营文化研究

20世纪初,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并推行军事改革,组建起伊朗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在礼萨汗改革举措的推进下,伊朗军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军营文化,在制度、政治、战斗、物质四个方面体现出近现代伊朗军队的时代特征。在现代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起步期,伊朗的这种独特军营文化体现了伊朗传统的军事制度、军事理念与现代化军事制度和理念的冲突和碰撞,同时这种军营文化具有过渡性、镶嵌性和融合性特点。

伊朗在印巴战争中的政策及其影响

20世纪爆发的三次印巴战争是冷战背景下围绕领土主权归属进行的局部战争,紧邻南亚地区的伊朗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巴基斯坦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渴望获得伊朗的支持以对抗印度,故伊朗在三次印巴战争中不遗余力地支持巴基斯坦。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美苏两极势力的消长,伊朗也相应地调整了在印巴战争中的政策,但由于伊朗强烈的亲巴立场限制了本国在南亚地区的角色,违反了其在印巴之间维持平衡的原则,加之缺乏灵活实用的地区外交策略,因此伊朗在印巴战争时期实行的政策并未使本国获取太大的实际利益。

国家认同建构视域下的伊朗文化民族主义研究

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深层的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培育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一方面积极探寻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学习先进文化技术,为本民族国家和发展服务。礼萨·汗统治时期,以波斯文化为核心,建构有着共同文化背景和国家认同的“伊朗民族”。具体做法是:(一)恢复伊朗主权;(二)恢复波斯历史文化;(三)强化波斯语地位;(四)进行服饰改革;(五)教育制度改革;(六)国家行政体制改革。

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文化整合与民族建构

在推翻了卡扎尔王朝之后,新建立起来的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一直尝试在各个方面进行文化整合,目的是塑造国民对于新国家及民族的认同感。为此,巴列维王朝在改革中推广波斯语,重新阐释伊朗历史,发展教育,改革文化风俗。由于巴列维王朝试图通过强化波斯人的共同记忆来完成文化整合,这种不顾其他少数民族情感的政策反而让族际关系更为紧张起来,并对后来的伊斯兰共和国产生了影响。

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阿舒拉节的社会动员功能——基于政治仪式分析的视角

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的阿舒拉节仪式作为反对派的重要政治工具,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思想源泉为卡尔巴拉范式,它被以什叶派为国教的萨法维王朝用来获取合法性。在巴列维王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世俗民族主义政策,卡尔巴拉范式被宗教人士用于反对国王。在1978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中,阿舒拉节被反对派从宗教仪式转换成政治抗议仪式,并在革命过程中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在阿舒拉节游行过程中,反对派充分利用了其中的象征符号,模糊了历史与当下,使得革命现场成为卡尔巴拉战役的现实隐喻;反对派通过阿舒拉节政治仪式,动员并团结了各派力量,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也为革命后伊斯兰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宗教合法性。阿舒拉节的政治化运用不仅使得这场革命具有了强烈的宗教色彩,也决定了革命胜利后伊朗内政外交伊斯兰化的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