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轮回与帝国情结——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与“阿拉伯之春”

奥斯曼帝国晚期曾先后出现过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即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抛弃了上述三种思潮。但在二战后,土耳其开始逐步背离凯末尔主义,其外交先后出现了三次重大转折:从中立转向加入西方联盟,从偏重西方转向向中亚拓展,从偏重中亚转向向阿拉伯邻国拓展。土耳其外交及内政的变化预示了"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

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复兴及其原因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土耳其人民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后，建立了共和国，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改革。这些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一时成为中东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典型模式，宗教似乎从此在土耳其失去了政治作用，而完全成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但自战后土耳其实行民主化以来，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却日益走向复兴，９０年代中期，这股复兴潮流因繁荣党执政达到高潮。土耳其伊斯兰教复兴有历史、政治、经济、文化。

库尔德民族主义反抗土耳其民族主义:1925年谢赫塞义德叛乱

1925年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爆发了谢赫塞义德领导的叛乱,此次叛乱深刻影响了土耳其内政和外交,该叛乱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库尔德人反叛的标准模板。谢赫塞义德反叛具有传统对抗现代、外围反抗中央的性质,更具有库尔德民族主义反抗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性质。受制于现实条件和战略战术的需要,叛乱方和共和国分别塑造了两套政治话语体系:一套以宗教为核心,另一套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叛乱方的两套话语体系是,推翻现有具有反宗教性的共和国,恢复素丹—哈里发制度的宗教性话语;库尔德人要反对土耳其人压迫,建立库尔德人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治话语。共和国发明的宗教性话语为,这是由无知、落后的部落和宗教首领发动的带有宗教性质的复古叛乱,并受到外部的煽动,该叛乱的目标是推翻年轻的共和国,重建素丹—哈里发制度,必须对此进行武力镇压。共和国发明的民族主义政治性话语为,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性质的反叛,目的在于挑战共和国的土耳其特性和领土完整,必须将其根除。这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的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间的对决,它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帽子法和头巾法来看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改革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及其跟随者强烈想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该理想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西方文明植根于其特殊的文化实践,土耳其要想达到同等的文明水平必须改变其传统文化,因此,文化改革对土耳其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帽子法和头巾法即其文化改革重要举措之一。

土耳其军队权力下降的原因及影响

土耳其军队在历史上通过多次干预政治,权力逐渐膨胀起来。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后,军队直接干预政治的渠道受到了明显的限制。这是正义与发展党政治合法性增强、军队自我调适、土耳其新社会阶层壮大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军队政治权力的缩小会造成军队政治地位下降,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统治基础,提高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水平。土耳其军政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哪一方能够得到社会的长久支持,以及执政党是否有能力通过对军队进行明确的权责划分来实现军队的专业化发展。

论土耳其软实力在中东的运用及其影响

自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软实力日趋增强。文化、"土耳其模式"以及外交政策是土耳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对中东国家使用软实力及运用软实力参与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不但使中东民众改变了对土耳其的态度,而且使"土耳其模式"成为供变革国家参考的发展模式,它还影响地区格局的重塑,有助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发挥影响力的过程中存在着制约因素,能否克服这些困难是土耳其进一步提升软实力,以及成为中东首屈一指的强国并占据地区主导地位的关键。

20世纪末期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外交关系的影响

土耳其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库尔德问题就成为影响其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土耳其历届政府对库尔德人均采取否认和打击的态度。厄扎尔上台执政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强硬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温和"手段,试图缓和与库尔德人和存在库尔德民族的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去世后,新一届土耳其政府结束了对库尔德人的"宽松政策",又回到了实行凯末尔的民族政策的老路上来,造成了土耳其外交关系的恶化。

简析1939年9月-1940年11月期间的土耳其外交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土耳其为避免卷入战争之中,宣布保持中立,回避参战问题。土耳其为了远离战争,在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不同阶段的战事背景下审时度势,斡旋于英、法、苏、德之间,在保持中立外交政策不变的前提下采用灵活的外交手腕,捍卫着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土耳其虽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但最终依靠外交手段保证了本国的和平与发展。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妇女的地位变化

晚期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中虽然也有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但土耳其妇女地位真正的改变是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凯末尔的改革,不仅使土耳其整个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也改变了土耳其妇女的命运,为土耳其妇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妇女的觉醒。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妇女的政治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远不及西方国家,但在中东地区世俗化最为彻底,土耳其妇女地位的变化成为其他伊斯兰国家研究和模仿的对象。

厄贾兰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建立及早期活动

库尔德工人党(以下简称"库工党")是土耳其库尔德人政治族裔权利的"代言人"之一,其领导人厄贾兰对该组织的诞生和成长均密切相关。库工党从非武装组织到暴力组织的转变除了国内政治生态空间因素外,还受制于厄贾兰个人成长经历和选择的影响。厄贾兰个人成长记忆和在西部城市生活、监狱经历都侧面对该组织的走向起到了促进"升温"作用。

浅析凯末尔的文化教育及社会习俗改革

凯末尔文教改革的重心是教育与宗教分离 ,用世俗的现代教育代替宗教的神学教育 ,社会习俗改革的重点是取缔迷信活动 ,改变历法 ,革除陋习 。

1923年《洛桑条约》与土耳其境内希腊裔问题的形成

《洛桑条约》划定了土耳其和希腊两国边界,使双方在相互制衡中实现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也成为了土希紧张局势的源头。一方面,自1923年《人口交换协议》在内的《洛桑条约》签订以来,两国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另一方面,土希人口交换和权利保障条款引发的土耳其境内普世牧首问题、希腊裔财产问题和其身份问题等导致了双边紧张关系。免于人口交换的希腊人便成了土耳其境内希腊裔问题的根源,即“希腊裔土耳其人”成为土希两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方堡垒和工具。尽管1930年《安卡拉公约》的签署使两国关系得以缓和,但事实上土耳其仍对境内希腊裔保持谨慎态度。土耳其政府的排他性政策并没有兑现政府保障公民平等权的承诺。

土耳其伊斯兰复兴与现代认同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开始复兴,这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对于凯末尔主义者来说,它不仅对建国之初的世俗主义原则构成了威胁,也必将对土耳其国家的现代认同产生巨大冲击。本文探讨了土耳其凯末尔主义者如何利用现代性普遍主义的话语把伊斯兰教"他者化"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复兴的背景和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利用差异政治话语对凯末尔主义者的现代认同进行重构与改造的问题。

“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

泛突厥主义是奥斯曼帝国末期产生的重要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民族主义者以凯末尔主义思想作为立国基础,反对泛突厥主义。但是在人员、组织和思想等方面,凯末尔主义仍与泛突厥主义保持了较多联系,客观上为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方便,并使土耳其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一定的泛突厥主义特征。凯末尔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由民族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认清这种联系,有利于加深对凯末尔主义以及当代土耳其内政、外交的了解与认识。

土耳其伊斯兰复兴与三次军人干政

后凯末尔时期,土耳其世俗化出现了倒退,伊斯兰势力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后的伊斯兰政党渐进推行伊斯兰化的政策,在试图改变世俗化发展道路,违背凯末尔主义。从1950至1980年的短短30年间,军方3次推翻政权,维护了世俗政治制度的发展,继续坚持国家世俗主义。回顾历史,土耳其之所以成为伊斯兰世界最为世俗化的国家,有其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的作用。军队最早接受西式教育,进行西化改革,形成世俗观念;军队坚持世俗主义,是政教分离的重要维护者,三次军事干政则是其具体体现。

土耳其世俗化的未来

现代土耳其自成立之后,凯末尔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世俗化改革,宗教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共和国历史上三次伊斯兰政党的复兴都被世俗化的军队所遏制。近年来葛兰运动的兴起以及21世纪初伊斯兰背景的正义发展党(正发党)执政,土耳其的世俗化面临挑战。始于2010年的中东巨变又为土国内伊斯兰复兴创造了适宜的周边环境,土耳其世俗化灭亡的观点被提出。土耳其世俗化的灭亡与否,主要取决于四大因素:军队,欧盟,国内中产阶级以及国家领导人埃尔多安的个人威权。

从东方政策到社会民主——土耳其的社会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土耳其近代以来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其兴起主要受苏联东方政策的影响,这也导致土耳其共产党的脆弱性和依赖性。1960—1980年是土耳其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另一个关键时期。这基于欧洲社会民主的影响、土耳其的城市化进程、共和人民党策略的调整等因素。虽然一直没能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时常受到压制和迫害,但该思潮却始终存在并不断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生命力和有效性。整体来看,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首先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的,而是社会经济的。这与很多后发展国家具有同期性和相似性。土耳其位于东西方之间的关键位置,则使其选择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凯末尔在中国媒介话语中的形象:1923~1938年

凯末尔是土耳其现代史上和中东民族解放运动中杰出的人物之一。土耳其人民在他的领导下摒弃了奥斯曼帝国遗留的陈规陋习,建立了共和国和议会民主。他对内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外奉行世界和平,把土耳其引上了欧洲现代化的道路。凯末尔的伟大人格和奋斗精神受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报刊的称赞与尊敬。他的革命思想和改革精神以及成功事业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中国人民即使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也在宣传凯末尔、赞美凯末尔,也没有忘记凯末尔其人其事。这是中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的重要见证。

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兴起的历史因由

土耳其的“民族观念运动”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政党运动。该运动的兴起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凯末尔时代,激进的世俗化改革严重削弱了宗教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地位。在伊诺努时代,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使得以往被压制的宗教获得了可以表达的政治空间。民众的宗教情绪在民主党时代有了广泛的释放。及至正义党时期,蛰伏在中右政党的伊斯兰主义者终于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崛起于土耳其政治舞台上。该运动是伊斯兰主义者提出的又一条“现代化道路”,与凯末尔的现代化道路共同构成了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