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危机及前景

叙利亚是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长期高举反以、反美旗帜,与伊朗结为战略同盟,与埃及、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有宿怨,致力于争夺阿拉伯世界领袖地位,在中东地区发挥着独特作用。目前的叙利亚危机构成西亚北非动荡的组成部分,并将对中东格局、力量对比、阿拉伯世界发展前景、域外大国角逐态势等产生重要影响。推翻巴沙尔政权是美国既定目标,可能实现,但叙利亚的动荡将长期化。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历程中,殖民主义政治影响、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军人干预政治、复兴党理论与实践,以及阿萨德个人权威及其政治合法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因素或前后相继、或相互作用,主导了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方向,并最终确立起复兴党一党执政党政合一的总统共和制体制。

艾森豪威尔主义与1957年叙利亚危机

1957年的叙利亚危机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在冷战中所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通过重建与分析叙利亚危机的整个过程,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并不能实现美国的基本战略目标,相反,叙利亚危机使保守阿拉伯政权的可靠性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对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转而把目光放在了以色列身上。

中外学界关于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述评

国内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现有成果主要涉及古叙利亚城邦研究及叙利亚与古埃及、腓尼基、希腊、丝绸之路上东方国家的文明交往互动。西方学界19世纪末基于对古叙利亚地区的科学考古,展开了对该地区史前史及专题史的研究。20世纪后相关研究逐步深入,从考古学扩展到语言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社会学领域。专题性研究主要包括外族统治下的叙利亚史、宗教史、制度史和通史研究及其对“叙利亚文明”概念的探讨等。21世纪以来对古叙利亚文明史的研究日益细化,更加注重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探究古代叙利亚文明的内部运行规律、与外部文明的交流等内容,突出表现为对古叙利亚文明的某些专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学理透视,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国内外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通常将古叙利亚地区的历史作为古代大帝国的一部分和中心文明的边缘地带进行论述,或作为腓尼基人或古犹太人历史的背景论述;二、研究多集中于英文、法文、德文文献;三、虽然缺乏系统性、专门性论著,但是现有研究文献涵盖了古叙利亚考古、古代通史、断代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科技史、文明交往史等多方面,为系统梳理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知识谱系。

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能力评析

1970年代阿萨德重建政治权威,推进经济改革扩大政治基础,整合社会力量增强政治认同,使叙利亚摆脱了自1946年独立以来的政治权威衰朽与国家动荡,实现了政治稳定。1980年代在经历了经济困顿、政教冲突和权力斗争后,叙利亚重新实现稳定。1990年代,叙利亚面临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双重压力,阿拉维少数派专权,阿萨德健康状况恶化及其长子意外身亡,政治继承问题凸显,国家治理能力急剧衰减。

论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支持的原因及影响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基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战略需要,对"阿拉伯之春"与叙利亚内战区别对待,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竭力持久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这不仅增强了巴沙尔政权的军事和经济能力,对其能够支撑至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避免了巴沙尔政权在中东地区的完全孤立,也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以色列在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上有所顾及。伊叙联盟颇具新建构主义的康德文化特征,联盟互为依存,巩固稳定。伊朗会继续竭力支持巴沙尔政权,巴沙尔政权也会继续坚定地站在伊朗一边。

从民俗事象到生活实践--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的知识社会史

当前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并非是传统民俗学研究范式难以解读新的社会和生活经验,而是在社会剧烈转型中未能探索出独特的知识生产机制和表述方式。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并非当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贯穿学科发展历程的“历史遗留问题”。对此,不仅需要对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进行呼吁和研究,而且需要对中国民俗学学科进行知识社会史梳理,并且需要将当前相关讨论纳入长时段学科发展史中讨论。新时期,在民俗学者共同努力下,经过10多年酝酿与探索,最终形成实践民俗学概念。尽管目前此概念的内涵外延尚未达成深度共识,但就民俗学学科建设来说,应将其视为民俗学学科危机中的一次转机。

蛮族中的文明人:5—6世纪拜占庭人对波斯人的认识——以拜占庭与萨珊波斯两次托孤事件为考察中心

408年拜占庭皇帝阿卡第临终之际把未来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托孤给萨珊波斯帝国国王耶兹迪格德一世是两国关系史上的美谈。但是525年波斯国王科巴德希望把幼子科斯劳托付给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一世却未能成行。两次托孤事件有着复杂的背景,是各自国内问题和两国关系各种因素的集中表现。选择彼此的对手作为托孤对象更反映出在古代晚期拜占庭人眼中波斯人是“蛮族”中的“文明人”,突显出两国关系中相对平等的认知心理。

叙利亚阿萨德时期威权主义与政治稳定探析

1970年后叙利亚在阿萨德领导下,重树政治威权及其政治合法性,重建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借助意识形态控制以及务实的内外政策,实现了长达30年的政治稳定。但是,在阿萨德威权主义统治下,由于政治民主缺失,经济发展迟缓,阿拉维宗派主义专权以及地缘政治环境险恶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叙利亚又成为一个稳中有忧的国家。

叙利亚政治危机与中国中东政策的调整

叙利亚政治危机源于其社会制度无法容纳社会的变化。巴沙尔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非但没能解决深刻的社会矛盾,反而加剧贫富分化,导致社会发展滞后和政治合法性缺失。叙利亚复兴党一直奉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因此破产。而阿拉伯政治认同和严重的旱灾最终引爆了叙利亚政治危机。巴沙尔政权仍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军事实力,从短期来看叙利亚局势仍将处于相持阶段,其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外部因素。中国在坚持"不干涉原则"和"多边机制"的基础上"创造性介入"叙利亚问题,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是中国扩大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增强软实力,实现和平崛起的契机。

试析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与特征

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法国委任统治阶段(1920—1946年)、独立的探索阶段(1946—1963年)与复兴党统治阶段(1963年至今)。其构建过程有三大特征:其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中东的民族思潮及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相联;其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族群、部落、区域冲突等问题错综复杂;复兴党的统治为其民族国家构建带来了极大的独特性。

叙利亚国家危机产生的三层内因探析

叙利亚危机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现象,其影响源于国内范畴的叙利亚国家危机。叙利亚国家危机的产生有着深刻且层次化的内部诱因。其中,国家身份认同涣散的族群宗派结构以及少数教派垄断政治资源的国家权力结构是危机产生的深层内因;威权体制的日渐衰朽及其引发的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危机产生的中层内因;被弱威权体制缺陷放大的严重国内干旱气候灾害及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是危机产生的直接内因。在叙利亚国家危机生成的整个过程中,三层次内因并非各自独立发挥作用,而是交互影响,联动共振,其综合效应而非单一效应最终促成了危机的爆发。

叙利亚土地改革初探

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落与私人地产的急剧膨胀,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乡村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叙利亚推行土地改革举措的重要根源。叙利亚土地改革在保护私人财产的原则上,通过限制私人地产占有规模,征购超过限额的土地并以固定份额出售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削弱了在外地主的传统势力,缓解了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确立了国家在农业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却未明显改善贫困农民的经济境况,以致严重制约了叙利亚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世纪阿萨辛派在叙利亚地区活动特点初探

中世纪活动于叙利亚地区的阿萨辛派有着独特的构成,其活动具有诸多特点:一是树立宗教首领的绝对权威,参与政治斗争;二是训练"菲达伊",专事暗杀或恐怖活动;三是"占山为王",夺取城堡作为活动的基地;四是政治倾向与活动策略的灵活多变性。阿萨辛派在蒙古军的西征和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拜伯尔斯的打击下最后覆灭。

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困境与启示:基于冲突治理的分析

冲突治理视角下后发多族群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叙利亚作为典型的后发多族群国家,无法应对政治冲突、族群和宗教教派冲突以及对外自主性问题。其国家治理低效直接迟滞了民族国家建构步伐。社会多元冲突是造成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因素。在叙利亚民族国家从威权到弱威权的演变中,国内族群冲突与教派分裂、弱威权政权解体、域外力量介入与博弈等,加剧了叙利亚的内部冲突。叙利亚民族建构的进程与困境,对类似国家的冲突治理提供了参考:完善协商型国家制度设计,建构认同型族群与教派关系,塑造自主型国家治理权威。

浅论民国时期宁夏的慈善事业——以《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为例

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给慈善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地处西北一隅的宁夏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在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近代社会慈善事业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从恢复生产、施医给药、改良风气等方面对宁夏的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了规划。

古叙利亚埃卜拉城的考古发掘与埃卜拉学研究

埃卜拉是叙利亚最古老的文明,也是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同东地中海世界沟通的重要中转站和贸易枢纽。20世纪60年代至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以意大利人为主的考古队在埃卜拉古城持续开展了47年的发掘工作,出土了包括埃卜拉卫城在内的许多城市和大型宫殿遗址,以及在G王宫出土了上万余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揭开了埃卜拉学研究的序幕。通过梳理与分析这些泥板文献的数量、类别和内容,关于埃卜拉语言文字、社会结构、外交关系、长途贸易等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近年来,研究方法的进步和新证据的不断出现,不仅为埃卜拉学的发展拓宽了新的空间,也为古代叙利亚文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Khumdan”与“Serag”考析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Khumdan"与"Serag"是学界长期关注的学术疑难问题。通过对古叙利亚文的深入研读及对中外文献记载的认真比对,可以确证"Khumdan"为唐长安的外来译名,而Σηρα(Sera)则是古代西方尤其是叙利亚地区对洛阳的具体称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出现的古叙利亚文"Serag"则是承继这一传统称谓的结果,其所指就是洛阳。

拜占庭伊琳娜女皇称帝原因新探--以拜占庭与东方地区的文明交流为视角

经历了6-8世纪的内忧外患,拜占庭帝国与西部地区日渐疏远,与东方地区的关系则不断升温。717年,出身于东方叙利亚地区的利奥三世(LeoⅢ,717—741年在位)登基,建立叙利亚王朝(Syrian Dynasty,717—802年),标志着拜占庭与东方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本文以此为背景,在以该王朝伊琳娜(Irene,797—802年在位)称帝事件为中心的考察后,认为拜占庭在与东方地区互动中东西方双重因素对伊琳娜称帝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影响,拜占庭文明的形成并非只吸收了西方文明元素,还融入了大量的东方文化因素。

19世纪30年代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研究

19世纪初，埃及经过穆罕默德·阿里的西方化改革后成为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面对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宗主国，埃及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状态并逐步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的西式改革也伴随其扩张脚步延伸到了其他地区，对当地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叙利亚地区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随着第一次土埃战争的结束与《屈塔希亚和约》的签订，埃及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十年统治。在这十年间，叙利亚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人民思想受到启蒙，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开始在叙利亚渗透。这十年的统治开创了叙利亚历史的新纪元．叙利亚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一方面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也在埃及统治者开放的政策和大力倡导下逐渐在叙利亚萌芽。另一方面，埃及对叙利亚的入侵使得欧洲列强在这一区域的争夺斗争“愈演愈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政治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