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建国前后的恐怖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恐怖活动由来已久,在以色列建国前后达到高潮。犹太恐怖主义活动,动摇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加快了以色列的建国过程。然而,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活动,伤及无辜,破坏了巴勒斯坦的社会秩序,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安全和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犹太人为建立以色列国而实施的恐怖活动,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在阿以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利用暴力恐怖手段来实现自身政治、经济目的的传统,加剧了中东地区"以暴制暴""以怨报怨"思维的盛行,使中东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为中东和平和世界安全留下了巨大隐患。

当代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矛盾之发展演变——以色列政党政治框架下的探析

以色列国家内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经历了由隐性存在到公开发展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是阿拉伯人民族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政治自觉进程的发展。历史上阿、犹两民族的矛盾是以色列国家内部阿、犹两族群矛盾的潜在因素,两大族群之间明显的社会不平等是两者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多党政治制度为阿、犹矛盾提供了舒缓的通道。在巴以冲突时有发生的环境下,不断强化的犹太国家特性使得阿拉伯人二等公民的地位始终未得改变,主流犹太社会对阿拉伯人的歧视、排斥政策成为制约以色列民主政治制度健康发展的瓶颈。

以色列对本国阿拉伯公民政策思想之评析

为了深入理解阿拉伯人在以色列二等公民的身份地位,探讨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十分必要的。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以色列是一个高度关注安全的国家构成了其对阿拉伯人政策的三大指导思想。这三大指导思想在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同时,也显露出其内部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如得不到解决,必将给以色列的未来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论美国对以色列的迁就与支配问题

迁就与支配是美国对以政策中的常见现象,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美以关系的实质和美国对以政策的规律,就需要对迁就与支配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具体来讲,这种迁就与支配现象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战略合作问题和援助问题。导致这种迁就与支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美以在国家实力上的极其悬殊;两国特殊关系模式与国家利益导向的基本趋同;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良性互动。透过现象,不难发现一些规律:美国对以色列的迁就与支配行为有其最后底线;迁就与支配往往相互交织;以色列的国家实力是影响美国对其迁就与支配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迁就与支配仍将是美国对以政策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阿哈德·哈姆与《贝尔福宣言》的出台及其文化影响

阿哈德·哈姆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其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贝尔福宣言》的出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推动了《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而且从更深层面上对宣言内容进行了解读。他指出了《贝尔福宣言》的局限之处,并以前瞻性的眼光警告犹太人不要过于乐观和对英国期望过高,要谨慎处理好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阿哈德·哈姆对《贝尔福宣言》的解读和认识与其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息息相关,彰显了其思想的务实性和前瞻性。他对《贝尔福宣言》的解读和认识被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要领导人所吸收,丰富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理论并指导了其实践活动。其对阿犹民族关系的认识为后人处理巴勒斯坦阿犹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托管时期巴勒斯坦伊休夫的犹太文化建设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将持续影响着当今和未来的以色列社会。

犹太社会活动家莫尔杰哈伊·奥尔默特述评

莫尔杰哈伊·奥尔默特是著名的犹太社会活动家、哈尔滨"贝塔"运动先驱。1927年曾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并在就读期间积极参加了哈尔滨"贝塔"青年组织的活动,为了筹集回国路费,赴双城堡中学执教一年。1933年回归以色列,为以色列建国做出了卓越贡献,并创建了阿米卡姆莫沙夫。奥尔默特作为原居哈尔滨犹太人,是中犹友谊发展的历史见证人。

论犹太人铭记大屠杀的方式

“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场浩劫。这两场浩劫程度之惨烈、手段之残忍、后果之空前应该说几乎没有二致,惟一的差别恐怕是,“纳粹屠犹”的对象是犹太人,发生在欧洲,而“南京大屠杀”针对的是中国人,发生在亚洲。然而,二战结束50年(截止1995年)后,不仅每一个犹太人都牢记住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且对“纳粹屠犹”的记念渗透到德国和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为全世界所熟知的同时,像“纳粹屠犹”、“奥斯威辛”一类与这一历史浩劫联系在一起的词汇早就超越了字面的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种族灭绝主义的象征,成为人类暴行的代名词。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学、文学等诸多人文学科中,它们不仅仅是学术名词,更意味着人类对暴行、历史苦难和人性的重新认识。然而,“南京大屠杀”当时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却几乎鲜为人知。这样一种结果的出现应该说与犹太人在浩劫之后采取的铭记大屠杀的方式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本文将从这一思考出发,通过对犹太人在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铭记大屠杀方式的论述,以期借鉴,使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铭记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要分为五大议题: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幕;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从研究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依据当事人回忆录、期刊报纸和政府公报;从方法论来看,学者们多采用史学方法。此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成果几乎被西方学者垄断,使学术偏见难以避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尝试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美国、俄罗斯、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等相关外交档案与政策文件逐步解密,重新审视该议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代审视

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场旨在推动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世俗运动,是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孕育下兴起的,因此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现代性。它试图塑造现代人格,培养"犹太新人",实现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并在世俗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的基础上建构犹太社会。

“被忘却的友谊”——苏联集团对以色列建国的军事援助问题再探讨

苏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由来已久。但是,从1947年5月开始,苏联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向中东地区扩张,突然转而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在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前后,苏联通过东欧国家给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帮助它打败了阿拉伯国家的进攻,赢得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为苏联插手中东事务铺平了道路。

谁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是各种因素聚合在一起的结果。无论阿拉伯国家还是以色列都不曾期待这场战争,尤其是叙利亚与埃及,虽然是它们的种种行动最终导致了战争。

我国近20年来纳粹屠犹研究综述

我国纳粹屠犹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研究成果还处于泛泛的介绍阶段,主要集中于探讨纳粹屠犹的原因及过程、反犹主义等个别问题。21世纪以来,"后大屠杀时代"的研究成为热点,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纳粹屠犹的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并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突破,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试对近20年来我国纳粹屠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尤其侧重于介绍学界关于此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对犹太学研究的新贡献。

以色列军火贸易的动因与特点

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拉动国民经济,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加之政治、外交方面的考量,以色列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军火贸易,并逐步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军火出口国之一。以色列军火贸易的特点是:出口的防务装备品种繁多,门类齐全;产品技术先进,竞争力强;贸易结构合理,销售地域覆盖广;军售中秘密交易比重大;军售受到盟国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与掣肘。

“戴维营协议”后的埃以“冷和平”

"戴维营协议"签订以后,埃及与以色列两国逐步走向关系正常化。然而,在这个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埃以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尤其是埃以之间的塔巴问题和巴勒斯坦自治问题成为障碍。埃以在这些问题上的谈判被拖延下来,阻碍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纵观20世纪80年代的埃以关系,两国之间并没有出现一个"蜜月期",而是始终保持一种"冷和平"。

以色列边防战略对我国边防的启示

虽然以色列是一个较有争议的国家,与我国远隔千山万水,且国情差异很大,但以色列在较为复杂而特殊的边防环境下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边防安全,则对我国边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新形势下,我国边防安全不仅面临传统安全威胁,而且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要更好地维护边防安全,就要发扬自身的优良传统,同时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以色列建国前移民的农业生产和开发

以色列是独特的移民国家。1948年建国前六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为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前提。建国前移民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险恶的生存条件下,以农为本,奋发努力,不屈不挠。他们成功地使以色列农业从无到有,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同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以色列农业发展的道路。

二战期间英犹双方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二战期间,英犹双方做出政策调整,即英国由原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调整为限制犹太移民入境,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由原来与英国完全合作调整为与英国既合作又对抗。英犹关系的调整不仅对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构成威胁,而且对犹太民族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犹太定居点问题浅析

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冲突及中东和平进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该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关系到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本文试从早期犹太定居点政策、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与扩张、犹太定居点的出路三个方面对该问题作一探讨。

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战略的原因探析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几乎一直处在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冲突之中;为了应对旷日持久且异常严峻的生存挑战,追求国家和国民绝对安全成为以色列国一直奉行的国家战略。具体来说,这种独特安全意识的形成有三大原因:以色列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格局、历届政府信奉的"国家安全例外论"以及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危机意识。正是在此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安全在以色列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意义,乃至成为最高的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

犹太女性的身份认同与话语建构——关于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性别解读

纳粹大屠杀为犹太民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战后初期,纳粹屠犹幸存者大多对其经历缄口不言,甚至刻意掩藏幸存者身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幸存者故事渐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建构起以犹太男性为主导的大屠杀认同与话语秩序。犹太女性则处于近乎失语的边缘状态,陷入女性与幸存者的双重身份认同焦虑中。伴随着文化女性主义的出现,犹太女性开始在历史中重新找寻认同定位,力求在后现代历史叙事中能够发声,通过书写大屠杀女性历史,形成两性对话互补的大屠杀叙事范式,以期在历史书写的性别话语场中不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