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域重构——《法雍之书》与“消失的‘迷宫’”

对于古典作家而言,“东方”几乎是一个无可或缺的镜像,而埃及则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整个东方想象的核心,亦是其重要的异例。在他们笔下,一座“消失的‘迷宫’”便颇为引人注目,甚至一度令古老的金字塔都相形见绌。伴随着19世纪旨在重寻克诺索斯迷宫的克里特考古勃兴,对于这座埃及典范的探索热情亦高涨起来。然而,即使皮特里等埃及学家皆相继宣称在哈瓦拉发现了这座“迷宫”,但可资确证的古埃及文献寥寥无几,在被视为古代埃及“地图”的《法雍之书》中,更似乎是全然不见这一庞大建筑群之踪影。但事实上,“迷宫”恰恰就是物质化了的《法雍之书》,而《法雍之书》也即是文本化乃至“正典化”了的“迷宫”,共同体现出中王国末期古埃及人围绕法雍地区所构建的神圣景观与世界想象,是同一理念的不同载体。由此,神圣王权、法雍地区的索贝克崇拜与整个埃及世界遂得以融为一体,重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法雍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索贝克是统御一切信仰的信仰,不仅在世俗和现实的意义上整合着埃及各处,而且还通过法雍这一载体,将关乎世界的想象首次具象化、实体化、正典化,从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

1976年索韦托惨案与英国对南非外交政策的调整

1976年南非“索韦托惨案”爆发,国际社会纷纷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对南非采取各种制裁措施。然而,英国政府仍坚持过去姑息纵容南非种族隔离的政策,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反对制裁南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内部“人权”意识加强、政府挽回国际声誉、国际社会共同制裁南非的巨大压力等因素,从内外两面促使英国政府调整对南非政策。英国在1977年下半年转向疏离南非:提高英资跨国公司有色人种员工的待遇,并加入制裁南非阵营。从整个冷战时期英国对南非政策来看,这一阶段英国对南非政策不过是被动调整,并非其本意,但客观上有利于当时国际社会对南非制裁的顺利实施。一旦国际压力不再强大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重新回归了继续包庇南非的老路。

古埃及神谕研究(公元前3000年至前1550年)——基于原始文献与文化记忆理论的双重考略

神谕仪式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文明的宗教活动。然而,直至古埃及文明诞生约1500年后的新王国时期才出现有关神谕仪式的直接记录。新王国的神谕仪式所呈现出的高度完善化且制度化特征,引发了学术界对古埃及神谕起源的争论。新王国以前的文献史料能够反映神谕实践的部分表征,但不能作为证明神谕存在的直接证据,须辩证看待。早期神权与王权观念决定了神谕在当时属于“隐性文化”,故未被主流叙事所记录。阿蒙神崇拜的兴起、仪式时空单元的构建以及神权与王权观念的演变最终导致神谕由“隐性文化”转变成为“显性文化”。

努比亚A部族文化与古埃及国家的兴起

A部族文化是公元前四千纪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以南到尼罗河第二瀑布区之间出现的新石器文化。A部族地处交通要道,是非洲东北部各新石器文化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必经之地。其中,靠近阿斯旺的A部族社会与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密切来往,逐渐埃及化;第二瀑布区库斯图尔的A部族社会与涅伽达文化存在直接的贸易关系,以矿产等原材料与南部非洲稀有资源换取涅伽达社会的手工业产品。贸易促进了经济的发展,A部族文化末期产生了王权观念,在撒亚拉与库斯图尔两地都发现了A部族文化的大型墓葬和带有古埃及王权标志的器物,说明A部族文化已经发展到酋邦阶段。手工业的发展促进涅伽达文化向文明迈进。最终,生产力占优势的涅伽达文化发展成为古埃及国家,征服了库斯图尔酋邦。

刚果(金)内战(1996—2003)的背景及发展演变

刚果(金)东部的跨界民族问题有深刻的历史渊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刚果(金)内部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升级,是引起刚果(金)内战的主要原因。周边卢旺达、乌干达、安哥拉、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动机介入冲突,导致刚果(金)内战扩大化和持久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态度的变化,也与这场内战的走势密切相关。期间,冲突各方分化重组,转换阵营,进一步增加了刚内战的复杂性和破坏性。

殖民时期德国在东非的森林政策及影响

19世纪末,德国逐渐在东非扩张其殖民统治。为实施所谓的科学森林政策和获得经济利益,德国殖民者基于自身经验最早在东非实施一系列森林管理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破坏了当地原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对当地的生态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引发非洲人的反抗。德国对东非殖民地森林管理的失败经历表明,生态治理必须尊重当地原本的人地关系、历史与文化。

曼德拉民族和解思想及其世界意义

曼德拉是20世纪非洲著名政治家、南非国父,他在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统治以及新南非建立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南非当时的斗争形势,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南非的政治转型,民族和解思想是其重要的政治思想。该思想萌发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式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并且一直贯穿于他执政始终。曼德拉民族和解思想的主要内涵有:南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不向白人进行报复,而是采取宽恕与让步。该思想根植于非洲传统文化,即乌班图精神,包含共同体意识,和平、平等、宽容、责任等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着许多契合点和共通之处。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背景下,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弘扬曼德拉民族和解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古瓷视角下的斯瓦希里文明嬗变

自9世纪起,中国陶瓷就通过印度洋贸易网络流通到东非,随后在斯瓦希里海岸出现了一种中国物质文化与阿拉伯宗教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采借现象。11—15世纪,以中国陶瓷为代表的进口器物被广泛地运用在东非沿海城市的核心建筑——柱墓、清真寺和石屋中,用来连接过去和现在、本土与海外,并成为精英贵族“大传统”的一部分,表现出了同中有异的跨文化特征,反映了前现代的亚非联系。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移民群体的更迭使东非地区对中国陶瓷作为建筑装饰的使用呈现出时代性变化,同时斯瓦希里人发挥非洲主动性,形成了将珊瑚石建筑、城市与文明挂钩的生活方式和象征体系。以中国古瓷来解释斯瓦希里文明的发展变化成为学界外来起源和本土起源争论的一部分,而借助跨学科的视角能更为全面地认识这段东非历史。

法老时代埃及奴隶研究

法老时代埃及奴隶广泛存在于王室、神庙和家庭中,是当时劳动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来源主要是战俘、家生奴隶和债务奴隶。在生活中,他们可持有并继承父辈的地产,由于缺乏明确针对奴隶的法律和习俗,他们不仅能在法庭上作为目击证人,甚至还能通过同自由民结婚的方式改变身份。法老时代埃及的奴隶因其享有法律权力和向上流动的渠道而不同于其他古代世界的奴隶。这表明从社会形态而言,法老时代的埃及不是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始终处于奴隶制的初级阶段。

非洲历史文化与文明进程

人们对非洲了解甚少,除了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非洲的古代历史常常被忽视。人们错误地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缺乏文化和历史,其实,非洲拥有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2019年,我与我的研究生梁潇月、陈茗钰合译了《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这部作品由34篇趣味盎然的散文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唐代军官杜环的《经行记》和明朝朱棣时代郑和下西洋的记述。

从“玛阿特”看古埃及人的正义观

讨论古埃及的“正义”问题避不开“玛阿特”一词。“玛阿特”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内涵是多重的,可以从宇宙观、宗教学和伦理学三个角度来理解。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说,玛阿特是一种创世时的宇宙法则,是神圣秩序;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玛阿特是代表秩序、公正与平衡的女神;从伦理学角度来说,玛阿特是古埃及人在日常行为中应该遵循和体现的一种伦理道德准则。古埃及人的正义观可以通过玛阿特的内涵来体现。从宇宙观角度看,古埃及人的“正义”是通过打击外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从宗教学角度来看,古埃及人的“正义”是国王践行玛阿特,使社会稳定、远离混乱;从伦理学角度看,古埃及人的“正义”是不说假话、不作恶,死后问心无愧地接受奥西里斯审判。

质疑古埃及新王国的帝国性质

主持人语(金寿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学界逐渐重视对帝国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称“帝国学”(imperiology)。把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出现的帝国进行比较研究,则被称为“比较帝国学”(comparative imperiology)。然而,长期从事文明史的著名社会学家阿纳森(Johann P.Arnason)在《剑桥世界史》第5卷中曾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所面对的帝国种类繁多,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尚未确立,甚至在如何定义“帝国”这个概念上还不能达成一致。近年来对于帝国的研究成果可谓非常丰厚.

古代两河流域的他者形象初探

古代两河流域人以建构他者的方式,界定了自我并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在古代两河流域人眼中,相貌、肤色等外在体质特征不是区分族群的标准,语言在区分族群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事实上,古代两河流域人对他者形象的建构,以是否从事农耕生产作为依据,把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视为自我与他者区分的基本标准。古代两河流域人把对他者的建构深深嵌入到两河流域的中心-边缘观念之中,把他者塑造成一种依附于自我的存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他者建构是对某种历史事实的想象甚至歪曲,体现了古代两河流域人认识世界的主观愿望。

摩西与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成败原因比较分析

通过对摩西成功创立犹太教和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比较可以看出,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定性为一场权力之争,而摩西创立一神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改革。从改革目的看,摩西创立犹太教是为了复兴民族传统,从而摆脱埃及宗教文化的影响;埃赫那吞的改革更多是为自己的权力考虑,很少涉及民众的利益。从改革的内容看,摩西创立一神教,不仅复兴了希伯来传统,巩固了民族信仰,而且大大深化了宗教信仰的内容,将希伯来的单一主神教转变为公认的一神教。所以,摩西的改革比埃赫那吞的改革彻底得多。从结果上看,摩西创立犹太教,凝聚了向心力,为希伯来民族复兴打下了基础,埃赫那吞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尼普尔银贷业商人档案研究(上)

古代两河流域银贷业商人的苏美尔文为dam-gàr，他们是从事借贷和买卖获利的专业人员。本文根据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原始经济档案研究了7个主要商人的借据档案，总结了有息和无息贷款、大麦借贷的基本高利率，大麦和其他物品的一般价格，以及银钱和大麦转换借贷形式等规律，并对散乱发表的出土借据中的7个主要商人的文件进行了档案重建，进而为理解古代两河经济领域中货币形式、银贷利率、商人职能等金融和商业规律提供第一手史料。

殖民时代坦桑尼亚的“依附性”发展:以剑麻产业为中心的考察

坦桑尼亚独立以前的大陆部分称坦噶尼喀,剑麻在其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坦噶尼喀剑麻产业在宗主国的主导下长期成为该国对外的支柱产品,一度发展到"黄金时期"。但是,殖民经济的"掠夺性"开发,使坦噶尼喀剑麻产业逐渐成为宗主国经济的依附性产业的同时,也使坦噶尼喀殖民地经济形成了高度的单一性。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坦噶尼喀剑麻产业的"依附性"和"单一性"等局限性日益显现。这种畸形的"殖民遗产"被独立后的坦桑尼亚所继承下来,并对坦桑尼亚经济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重庆大轰炸与国际法

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对发动侵华战争犯有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等罪行。日本作为发动战争的当事国对中国及其国民负有赔偿责任。从习惯国际法的角度审视,重庆大轰炸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还违反了二战前后已在国际上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规及准则。日本作为这些"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者,同样对中国及其受害者个人负有国际赔偿责任。

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

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是古代埃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王国时期,二者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平稳发展转向武装冲突,究其原因不外乎有四点:一是两地领土的接壤为利比亚渗透埃及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二是利比亚人游牧的生活方式;三是利比亚人口的增长和气候的变化促使他们向富庶的埃及移民;四是利比亚各部族内部的团结和军事上的强大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保障,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埃及内部政权的分裂以及对利比亚边境地区的重视不足,则是促成其对埃及不断进行渗透和入侵的内在原因。新王国时期利比亚人对埃及的渗透和入侵为他们最终夺取埃及政权,建立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王朝提供了先决条件。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经验及其启示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取得了群众的拥护,确保了苏维埃革命的开展,初步显示出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创造了党群关系密切和谐的典范。党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对当前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古嘉礼研究之一——礼书所见嘉礼内容的变迁与意义

梳理中古各类礼书对嘉礼的记载,便可发现它们存在着差异性,这一方面当与礼书本身编撰思想与方式有关,不同史书在记载嘉礼时,修撰者具有不同的考量,使得它们对于嘉礼的定义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五礼制度仅作为礼制的一种划分原则,本身就具有时代赓续性,中古五礼制度处于草创时期,人们对何种礼制当归入何种五礼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历代修撰者在根据自己对五礼认识的基础上,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这便成为礼书所见嘉礼内容不同的根本原因。对《开元礼》所载嘉礼的内容分析,发现唐代嘉礼多源自北朝,并夹杂对古礼的模仿,呈现出“虽师汉代,实承北朝、远肇周礼”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