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比亚A部族文化与古埃及国家的兴起

A部族文化是公元前四千纪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以南到尼罗河第二瀑布区之间出现的新石器文化。A部族地处交通要道,是非洲东北部各新石器文化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必经之地。其中,靠近阿斯旺的A部族社会与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密切来往,逐渐埃及化;第二瀑布区库斯图尔的A部族社会与涅伽达文化存在直接的贸易关系,以矿产等原材料与南部非洲稀有资源换取涅伽达社会的手工业产品。贸易促进了经济的发展,A部族文化末期产生了王权观念,在撒亚拉与库斯图尔两地都发现了A部族文化的大型墓葬和带有古埃及王权标志的器物,说明A部族文化已经发展到酋邦阶段。手工业的发展促进涅伽达文化向文明迈进。最终,生产力占优势的涅伽达文化发展成为古埃及国家,征服了库斯图尔酋邦。

从教谕文献看古代埃及伦理教育的传统内容

教谕文献是阐释作为伦理思想核心内容的"玛阿特"(正义)观念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其中所涉及的传统伦理教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关于言行的教导、关于身心的教导以及关于品性的教导。贯穿这几方面教导的共同原则都是以自控、约束和沉默为特征的,古代埃及人的这种内敛的性格在教谕文献中体现得特别明显。通过对教谕文献中的伦理教育侧重点的探讨,我们可以更为深刻而精确地了解古代埃及人的伦理道德准则以及社会价值取向。

埃及前王朝时代的埋葬习俗

埋葬习俗是研究埃及前王朝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埃及人的思想意识。根据埃及考古发掘材料,埃及前王朝时代已出现成人葬和幼儿葬、随葬品以及埋葬方向等习俗。这些埋葬习俗清楚地反映了前王朝时代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埃及原始宗教的主要特点。

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

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是古代近东文明的两个重要部分,在近东文明发展的整个历程中两地通过西奈半岛或海上交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构成了整个近东世界各种族部族间相互联系的主线,同时也为中世纪以及近现代两地的关系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渊源。埃及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埃及的史前文化时期,但只有当历史进入到新王国时期的时候,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才达到质的变化,密集的战事和频繁的外交活动改变了两地间往昔的平和氛围,从而迎来了了整个近东世界国际时代的到来。

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中的物品及其学术价值

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中的物品清单是我们研究新王国时期埃及和西亚关系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年鉴中的物品有三类,它们分别揭示了埃及与物品来源国的三种不同的关系,即埃及的殖民地;与埃及地位相当的国家以及因远离埃及而使埃及无法控制的地区。

托勒密埃及官僚制度探微

托勒密埃及的官僚制度较为完善,中央和地方各部门都有一大批官僚。这一时期的官僚制度具有某些特点,如官僚体系庞大,官僚任命、升迁具有条件性,官僚之间的权力界限很模糊,以及官僚之间是严格的隶属关系等。

爱琴文明与同期的古埃及文明关系初探

爱琴文明与古埃及之间交往密切,堪称东西文化交流的源头。适宜的地理环境和两者对对方资源的需求是两者交往的客、主观条件。两者之间主要是商业、贸易往来,辅以外交、军事往来。两个文明之间的交往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两者交往的方式不同;交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爱琴文明;在交往中,埃及文明占据主导地位,但交往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

古埃及王衔与神

埃及法老的王衔分五部分,即荷鲁斯、两女神、金荷鲁斯、登基名和姓。其中,荷鲁斯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宫廷礼仪的象形文字中。古埃及人认为有两个世界同时存在,现世是短暂易逝的人的世界,死后的世界是永恒不变的神所主宰的世界。法老是这两个世界的桥梁,代表神进行统治。在法老的王衔中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神的名字,这些神在王衔中的升沉表明了国家政权的演变。我们能够通过对埃及王衔的研究,勾勒出古代埃及政治历史的主线。

论古代埃及文明和爱琴文明的关系

由于埃及与爱琴文明隔海相望,因此两地之间的联系集中表现在海上贸易和外交往来上。按时间顺序埃及和爱琴文明之间的海上贸易和外交往来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席克索斯王朝时期埃及通过塞浦路斯这一中间人与爱琴文明中的米诺埃文明的联系;第二阶段是新王国时期埃及与爱琴文明中的迈锡尼文明的直接联系。埃及与迈锡尼的联盟是松散的经济贸易合作,它绝不是那种相对稳固的政治联盟。埃及与爱琴文明的贸易往来是单纯的官方行为,并与爱琴文明中的米诺埃文明的衰落和迈锡尼文明的兴起有着内在的联系。

法老第三王衔研究

埃及法老五个王衔中的第三个王衔Hr Nebw成为埃及学家们研究的课题至少已有一个世纪了。在该王衔诞生之前,金装饰已作为一种具有保护之意的概念植根于古埃及人的意识深处,而此概念在其演进过程中与荷鲁斯发生联系,因此,对该王衔的新的解释,即"金荷鲁斯"。它起源于古埃及人"金"的修饰保佑观念。

史前文化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关系

公元前四千年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按时间顺序大体可以分成通过中间人的贸易 ;双边直接贸易 ;大规模的团体贸易和埃及对巴勒斯坦地区实行的殖民活动等四个阶段。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联系 ,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殖民统治是其成为近东帝国的首要条件。然而在接下来的公元前三千年 ,埃及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南部的统治 ,于是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在埃及和青铜文化早期二期的巴勒斯坦之间建立了起来 ,这一新型关系就是较为平等的商业贸易关系。

埃及史前史与原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

埃及学研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史前史与原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梳理一下埃及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现状,仍然遗留的问题及考古的和方法的应用,对于埃及学史前史特别是由史前向历史演进的研究很有意义。该阶段研究的主要依据来自考古挖掘,上埃及、下埃及以及边境地区的遗址挖掘构成研究的主要根据。而该阶段研究的重大问题集中于古埃及文明是否起源于外来影响、中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过渡的持续性问题、三角洲早期定居问题、城市的出现问题以及王权与邦国出现诸问题上。

古埃及红海航路考

红海航路早在公元前2500年既已开通,据铭文文献和考古挖掘证实其起点在对着科普托斯东边的噶苏斯旱谷相对的红海岸边,终点则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的非洲一边。这条航路使我们重新审视对古埃及文化稳定内敛安于尼罗河谷的环境决定论,有益于我们对该问题做更加深入的思考。

论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和米坦尼王国的关系

埃及和米坦尼联系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军事战争和以联盟或政治联姻为手段的外交。而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外交活动,其本质和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在埃及与米坦尼的大约200年的交往史中,米坦尼总是试图获得与埃及平等的大国地位。虽然他们从与埃及的交往中似乎得到了这种地位,但最终却没有逃出灭亡的命运。

试论古埃及木乃伊与来世信仰

木乃伊是古埃及人特有的传统,也是古埃及文明留给后世的一份特殊的遗产。古埃及人木乃伊的制作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即古埃及人的来世永生信念。他们笃信万物有灵,认为死后灵魂能够复活直至永生。古埃及人木乃伊的制作及来世永生的追求在奥西里斯的神话中得到最淋漓尽致的表现。本文力图尝试从奥西里斯神话反映的古埃及来世观看木乃伊的制作。

古埃及的体育成就

古埃及人创造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体育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体育形式的最早体现,古埃及体育与现代体育有很大不同,主要包括皇室成员进行的皇室体育和普通的埃及人民进行的民众体育。其中皇室体育往往笼罩着王权和宗教崇拜的气氛,而普通埃及人的体育活动则产生于生活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实用功能。

仪式理论视野下的古埃及宗教仪式探究

有关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向来以人类学仪式理论为基础,主要突出宗教仪式的宗教意义,对其世俗内涵的发掘不够。通过对古埃及新年节的考察可以发现,古埃及宗教仪式具有很强的世俗意义,尤其对王权统治的运作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是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用于宣传王权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根源。将仪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史学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埃及宗教仪式和社会。

象形文字与圣书文字——兼谈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

"象形文字"是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东汉学者许慎将其定义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我国学界对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在术语方面的刻意区分,理解上的含混模糊,以及把圣书文字(hieroglyph)视为象形文字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误将"hieroglyph"译为"象形文字",从而与我国传统文字学术语"象形文字"相混同而导致的。象形文字只是人类文字的初级阶段,或者只是某文字体系的一种文字类型。因此,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

古代埃及国王沙桑克一世巴勒斯坦战争考

公元前926年,古代埃及国王沙桑克一世曾在巴勒斯坦作战。然而此次战争的影响并不广泛,相反,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本身也没有被完全摧毁。这就意味着在勘定公元前10世纪的巴勒斯坦考古地层上,考古学家们需要寻找其他依据。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对从前被勘定为沙桑克所毁坏的地层进行重新研究,进而找出真正的毁坏者。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毁坏地层或许是以色列内部纷争造成的。不管怎样,在公元前10世纪的巴勒斯坦考古地层的毁坏上,沙桑克战争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古埃及和早期希腊文明的交往——兼论古埃及墓壁画中的克弗悌乌(Keftiu)问题

作为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埃及和希腊很早就有了联系。特别是埃及18王朝贵族墓壁画中描绘的进贡使者———克弗悌乌人群,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爱琴民族,主要是克里特人。克弗悌乌问题表明18王朝时,埃及和克里特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日益频繁,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达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