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哥尔查科夫的外交实践

哥尔查科夫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著名的外交家。他执掌外交部25年,通过改组外交部、制定“养精蓄锐”的政策、废除黑海中立化等一系列提高俄罗斯国际地位的外交实践,扭转了俄罗斯的不利局面,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声望,在俄罗斯外交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苏联氢弹研制科学理论基础的奠定——核聚变理论工作(1946—1953)

1946—1953年间,苏联4个科研团队的核聚变理论工作,既是苏联氢弹研制的首要工作,也是苏联核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氢弹研制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库尔恰托夫团队负责分析情报信息并向政府提供建议,对其他小组的工作进行管理并开展了少许的理论研究工作;泽利多维奇小组是苏联最早对轻核聚变可行性进行研究的团队,开展了与“管式构型”氢弹相关的核聚变理论工作;朗道小组从工作伊始就探索核聚变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就两种构型的氢弹开展了重要的理论计算工作;塔姆小组提出并完善了“层式构型”氢弹的设计构想,并开展了与此相关的核聚变理论工作,在苏联首枚氢弹的研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开展的核聚变理论工作为苏联氢弹研制的设计理论、技术理论等理论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热核装药的选择、引爆问题、爆炸过程、能量释放以及试爆工作等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核聚变理论工作不仅为苏联氢弹研制的成功提供了理论保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加深了核裂变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而构建并强化了苏联核武体系的科学理论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改进了对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工作,大大增强了苏联的国防力量。

近代俄国政权与医疗社会组织的互动与博弈——以皮罗戈夫全俄医生协会为中心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社会组织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在此背景下,俄国的医疗社会组织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皮罗戈夫全俄医生协会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该协会最大限度地汇聚了俄国的医生群体,并通过组织救民运动、创办机关杂志、召开全俄医生代表大会等活动不断提高自身影响力。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协会已成为俄国医生交流工作经验、维护职业权益、参与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为俄国医学的发展及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重创、国内政治形势不断恶化、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政府愈加担心社会力量增强会对专制制度构成威胁,便加大了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监督和审查力度,不断削弱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肆意干预其内部事务,俄国医疗社会组织的发展由此陷入了政府多维掣肘的泥淖。

俄国现代化的赶超型特征探究(1861—1917)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因急于摆脱经济落后的窘境,重塑外交强国地位,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赶超型特征十分明显。俄国的赶超型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本国经济落后、克里米亚战争后外交强国地位丧失、西欧各国工业化成效显著,以及18世纪对西方传统和思想文化的学习都是其催化剂。俄国现代化的成就显著,但因特殊的国情,加上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其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社会冲突逐步加剧和对农民剥削过重等落后性特征也一览无遗。

一战前俄国城市中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及其作用探析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俄国城市中等教育体系逐步确立。在地方自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双重推动下,城市普通中学及其学生的数量明显增加,课程设置日渐完善,女子中学也备受瞩目。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俄国政府开始重视中等职业教育,师范、铁路、商业和农业等职业学校纷纷建立,培育了大量应用型人才,解决了人才不足的困境。俄国城市中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不但提高了居民的文化水平,还直接推动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较之西欧国家,俄国城市中等教育机构数量、学校分布和教学水平等方面都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和落后性。

日俄战争期间中立港扣押俄国军舰的过程及其影响

日俄战争期间,由于军港特殊的地缘环境、海军作战指挥体系混乱以及海军官兵备战训练不足,俄国在海战中接连失利。黄海海战和对马海战的失败,导致俄国参战军舰除被击沉和俘获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军舰被迫前往中立港口寻求庇护。这些军舰依照《海牙公约》被解除武装,扣押在中立港口。从开战初期、黄海海战、旅顺投降到对马海战,中国、德国、法国、美国以及荷兰相继扣押俄国军舰,俄国海军作战舰艇数量大幅减少。这种非战斗性减员对日俄海军实力对比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加速了俄国战败的进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的农业政策

1861年改革没能解决俄国农业问题,半封建土地关系、地主垄断土地,导致国内市场狭小,农业耕作水平低,农民因饥饿大量死亡。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土地短缺对俄国而言至关重要。19世纪80年代初,统治集团承认,农民缺地严重,设立农民土地银行、组织移民为对策之一,但成效不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农业危机迫使统治阶层重新审查农业政策,其中心议题为村社与农民法律地位,争论集中在维特领导的财政部和普列维挂帅的内务部,最终在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保守势力获胜。帝国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为村社不容侵犯、农民份地不可转让、保留农民等级制度。至1905年革命前,俄国农业问题尚未解决。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女性赴西欧留学的动因、进程与意义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瑞士、法国、德国的一些大学中,涌现出一批俄国女留学生,她们的人数远超其他国家,成为西欧女性高等教育的先锋军与主力军。此次留学潮存在较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西欧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俄国进步人士对平权思想的宣传,尤其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的女性教育观念;第三,俄国高校对女性的公开拒绝,迫使她们不得不赴西欧求学。本次留学潮在促进俄国女性意识觉醒、“新女性”诞生、女性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推动俄国女性社会化进程方面意义重大。

16—19世纪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移民进程与地位变迁

在16—18世纪,俄国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以后采取鼓励和吸引外来移民政策,加之贸易需求的驱动促使布哈拉人成为移民西伯利亚的主体,同时后者凭借商业优势和宗教文化不断谋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跨入19世纪,随着中亚地缘政治环境及其与俄国关系发生“剧烈震荡”,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移民进程呈现出抛物线式的下滑轨迹,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下降,而相较之下其社会地位相对稳定。这一变迁过程一则反映出布哈拉人为推动西伯利亚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二则勾勒出俄国与中亚交往互动的质变轨迹,三则映射出近代欧亚区域贸易格局的演进趋势。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文献补遗

《建筑史学刊》2023年第4期所载《风格·方法·体系: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3条路径》?一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由来、外在特点和内在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但关于什么是建筑中的现实主义以及1937年全苏建筑师代表大会的相关论述和重要决议,还有补充其他文献的必要。此外,该文提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城市规划和高层建筑等具体工程中的体现,但从“决议”及大会讨论中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涉及住宅建筑、建筑教育、建筑人才培养等问题。

卫国战争何以胜利——基于苏联视角的历史考察

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抵抗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侵略而进行的战争,其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从苏联视角看,有五个方面是主要原因。其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为苏联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德军的战斗力。其二,优秀军事将领的战略眼光和战术运用在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三,苏联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以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四,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社会主义体制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五,苏联军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信仰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

论列宁对党和国家权力监督体制的初步探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在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中实行最大限度的直接民主,以消亡原有国家机器的历史,以此彻底消灭政治领域以至经济领域中的腐败与剥削。十月革命后,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无法展开,列宁迅速调整,希望尽可能地扩大工农民主,最大范围地实现群众对国家政权的直接监督。在党内,除了基于对党代表大会、党的纲领、党员民主权利的尊重而设立的制度和惯例之外,为了实现对唯一执政党自身的监督,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列宁主导建立的关键性的制衡监督机构。列宁的政治遗嘱对这一问题提出制度设计构想——既强化监察委员会在党内制衡监督和政治稳定的体制性作用,又要以党的监督机构为核心,彻底改组工农检查院,最终统一党和国家权力监督机构,科学地建设一个全面覆盖、强有力的党政权力监督联合体制。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东西方兼顾外交战略的特点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由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的失败,俄罗斯帝国开始调整外交战略,调转方向向东方进军,外交战略上表现出明显的东西方兼顾的特征。这种东西方兼顾的特征在外交形态上表现为均势外交与优势外交并举,俄罗斯帝国努力在西方推进均势外交以恢复和维持大国地位,在东方则推行优势外交获取更多利益以弥补在西方的损失。这种双重外交形态并举的现状,成了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韬光养晦的主要外交内容。

俄国对日安全认知的演变及竞争战略的调整——以迫日还辽政策出台为中心的考察

迫日还辽是关涉俄帝国核心利益且产生深远影响的复杂外交事件,俄国对日本安全认知的演变是迫日还辽政策出台的关键性变量。对俄国而言,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日本从“并不是理想的大陆邻居”升级为“危险的邻居”,最后成为“不得不十分关注的邻居”,俄国对日本安全认知的深化反映出日本对俄国威胁的不断加深,迫日还辽政策应运出台。俄国对日认知形塑其对日外交行为,意味着俄国从以大国竞争为主、地缘竞争为辅的战略框架转向以地缘竞争为主、大国竞争为辅。短期来看,迫日还辽缓解俄国的地缘压力,符合特定条件下的国家安全需要。从长期看,强势凌厉的战略布局背后体现俄国对霸权可能衰落的焦虑和维持霸权能力的不自信,暴露出地缘竞争的脆弱和战略调整的乏力。

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与发展刍议(1917-1930)

十月革命以后至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对社会组织采取临时应急管理的举措。新经济政策初期,苏维埃政权大体继承旧俄只规定社会组织“禁止做什么”的管理思路,社会组织具有在宪法与法律框架下以个人和群体关注为中心自治的特点。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苏联开始构建苏共主导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应该做什么”成为管理的基本思路,社会组织宗旨被定格在助推实施国家战略上。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组织的称谓、分类方法、社会组织成员及理事会成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帮助政权型社会组织的比例都相应发生变化。上述变化并非来自于党的主观构想或理论教条,而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敌视、包围、威胁中艰难求生存与发展的产物,也是苏俄赶超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对近代中国人留学史研究的推进与拓展——《留学生与近代中俄外交变演》评介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进世界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留学教育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始终承载着促进全球教育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突出作用。仅就中国而论,近代以来中国人留学教育活动的产生与演进,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深入研究近代中国人留学史,不仅能够深刻反映当时莘莘学子负笈海外、求学问道的艰辛历程,也有助于深刻探究留学教育和留学生在中国革故鼎新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达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目的。沈阳师范大学刘振宇副教授所著《留学生与近代中俄外交变演》(大象出版社2023年1月版),是一部详细论述近代中国人留俄教育活动的专著,较为全面地记述了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人赴俄国留学的发展历程,并揭示了留学教育与外交关系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综观全书,其特色与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苏联将领回忆录对日本陆军的评析

如何从纯军事学的角度来评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陆军,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如果从中日战争(1931—1945年)的战况来看,它在针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数十次战役中少有败绩,并且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似乎是一支在训练水平、作战思想和武器装备方面均占据明显优势的“现代化强军”。但若放眼世界,换之于更大的参照系,日本陆军在军事学术的诸多领域无疑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潮流,否则便难于解释它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东北战场上面对美军与苏军突击时遭遇的大溃败。揆诸曾亲自指挥对日作战,具体说是歼灭关东军之战的苏联高级将领的回忆录,或许能从中窥见一斑。由于立足点和自身军事水平的差异,他们的看法确与中国学界以往的战史论著有相当大的不同。

“东方革命转向”:在伊尔库茨克“发生”中国革命

伊尔库茨克位于西伯利亚中央和欧亚大陆枢纽地带,是典型意义上的具象“公共空间”,并且具有较为明显的抽象“空间政治”的特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共产国际东方革命浪潮之中,这个城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革命司令部”作用。这一城市与周边地区作为中国革命的特殊策源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前导式的准备和发动。

成败得失之间:苏德战争爆发前后苏联的应对举措及其经验教训

苏德战争是对斯大林确立的苏联体制的严峻考验。在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下,斯大林的个人决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战争前夕斯大林转变外交方针,为苏联争取“避战自保”的时空条件,但在临战部署上有重大失误,致使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受严重失利。斯大林动员全国转入战时体制,指挥苏军凭借国土纵深挫败希特勒的“闪击战”,并联合西方国家建立反法西斯同盟,最终使苏联取得战争的胜利。适应战争动员的苏联体制是其经受战争考验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和充分条件。苏联取得战争胜利是诸多因素发挥合力的结果。

近代俄国人对蒙古高原科学考察研究综述

作为蒙古高原一部分的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虽然在自然条件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无法割裂的血肉联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深刻认识中国和中国社会,必须充分重视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梳理了19世纪末以来,中外学者对于俄国在蒙古高原考察的研究历程,揭示了不同阶段研究范式的转变路径与不足,并倡导学界对近代俄国人在蒙古高原科学考察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万里茶道”“草原丝绸之路”,以及中国北部边疆史地研究等多领域,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和战略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