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哥尔查科夫的外交实践

哥尔查科夫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著名的外交家。他执掌外交部25年,通过改组外交部、制定“养精蓄锐”的政策、废除黑海中立化等一系列提高俄罗斯国际地位的外交实践,扭转了俄罗斯的不利局面,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声望,在俄罗斯外交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16—19世纪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移民进程与地位变迁

在16—18世纪,俄国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以后采取鼓励和吸引外来移民政策,加之贸易需求的驱动促使布哈拉人成为移民西伯利亚的主体,同时后者凭借商业优势和宗教文化不断谋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跨入19世纪,随着中亚地缘政治环境及其与俄国关系发生“剧烈震荡”,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移民进程呈现出抛物线式的下滑轨迹,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下降,而相较之下其社会地位相对稳定。这一变迁过程一则反映出布哈拉人为推动西伯利亚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二则勾勒出俄国与中亚交往互动的质变轨迹,三则映射出近代欧亚区域贸易格局的演进趋势。

论俄国贵族等级形成及贵族的“自由和解放”

18世纪初彼得一世将俄国各类贵族整合为统一的贵族等级,并强制他们终身为国服役。此后俄国贵族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要求摆脱强制服役义务。"宫廷政变"时期(1725—1762年)贵族对王权的威胁和七年战争时期(1756—1763年)国家的财政困难为贵族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了契机和前提。1762年彼得三世颁布的《贵族自由宣言》承认贵族享有自由选择服役的权利。178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的《贵族特权诏书》把贵族的自由与贵族参与地方行政管理和贵族等级自治结合起来,从而在贵族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俄国贵族的自由和解放使俄国的农奴制度得以强化,但同时也开启了俄国社会各等级解放的先河。

17～18世纪世界整体发展中的俄国:压力与对策

17～ 18世纪世界整体发展给俄国带来了多方面的压力。近代俄国政府始终坚持“欧化”改革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到 18世纪末 ,终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帝俄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俄国在莫斯科国家时期不存在等级 ,1 649年法典是俄国等级制度发展的分界线 ,1 8世纪末俄国等级制度基本形成。 1 9世纪 60年代改革后 ,逐渐失去特权的各个等级在法律上相互接近 ,并向阶级和职业集团演化 ,但到 1 91 7年前 ,等级尚未彻底变成阶级。在整个帝俄时期人口的社会结构变化异常缓慢 ,除城市等级外 ,其他主要等级的绝对人数增长而相对人数下降。 1 861年前等级间的社会流动规模不大 ,每代人中约有 1 /1 0的人参加社会流动 。

彼得一世改革特质与俄国现代化方向

彼得一世改革特质与俄国现代化方向李朋，谢景芳彼得一世的改革，被认为是俄国“现代化”的肇始开篇。在俄国的发展史乃至世界发展史上，无不留下彼得一世及其改革的痕迹。自然，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与彼得个人意志及其所推行的各项改造俄国的计划、方案...

俄国封建晚期城市人口的社会转移

城市诸等级间均存在着社会转移， 但其开放度大相径庭。农民、市民和军人等级间的纵向和等级际转移主要归结为农民转入市民， 农民和市民转入军人； 而由市民转为农民、由军人转为市民和农民、由纳税等级转入非纳税等级均相当少， 由非纳税等级转入纳税等级更少； 农民是补充市民和城市人口的基本来源， 农民占城市人口比重相当高， 左右着俄国城市化进程和性质； 贵族和官僚与军人等级只入不出， 因不断从其它等级吸收 “新鲜血液” 而强化了专制制度； 僧侣等级因人才大量流失和禁止他人加入而萎缩。城市不同等级集团社会转移的程度反映出了城市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

十八世纪俄罗斯词典文化发展概述

十八世纪是俄罗斯词典编纂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重大社会变革的文化背景为词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词典的名称、功能、类型、结构、编者与用户等,与前几个世纪相比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词典文化的演进与变革使俄罗斯词典史在十八世纪末顺利迈入发展的成熟阶段。文章对十八世纪俄罗斯的词典文化背景进行简要介绍,着重探究词典文化在这一阶段所发生的演进与变革,以期对俄罗斯词典史研究做出有益补充。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国观

18世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肯定中国传统道德与思想的普世价值,认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典范意义;但她不清王朝在对俄关系中表现出的"傲慢"态度,试图发动对华战争,占领黑龙江流域;她同时又迷恋中国风物,模仿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以满足其奢华生活的欲望。叶卡捷琳娜二世复杂而矛盾的中国观实际上也是当时许多俄国贵族和部分文人中国认识的集中写照。然而,对于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言,无论欧洲有多少有关中国的动人传说,无论圣彼得堡建造了多少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园林,都未能动摇其征服中国的野心。

论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的兵役义务

18世纪初,俄国确立等级义务兵役制,农民的兵役义务由此产生。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而是由农村公社来实施。村社在选派新兵时力求遵循平均主义原则。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村社内部的富裕农民开始从实体人充实军队的义务中解脱出来,这是农村社会分化的标志。兵役义务不仅是地主进行农奴制统治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农奴主和村社惩罚"不顺从"农民、"纯洁"农村社会成分、"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手段。

“官方民族性”与19世纪初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以谢尔盖·乌瓦罗夫为例

"官方民族性"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于俄国的一种保守主义思潮,对彼时俄国的文学、历史等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因意识形态问题,这一思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引起学术界重视。乌瓦罗夫是俄国"官方民族性"的创始人,他在特定背景下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特性进行了总结。乌瓦罗夫认为,"官方民族性"以东正教信仰及沙皇专制制度为基础,与俄国民族主义崛起密切关联,是19世纪上半期俄国官方自我形象的一次塑造。

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彼得大帝改革的双重效应

彼得大帝的改革起始于西方工业世界的冲击。但由于与西方社会水平的巨大反差、极为特殊而又沉重的俄国历史传统的阻碍使改革的结果呈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是俄国成为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大帝国;另一方面,俄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富人和受教育者的欧洲文化外围地带,最终未能把俄国引向富强之路,而由他改革规定的俄国现代化发展轨迹使后来俄国现代化之路步履艰难、曲折反复。

普希金和《普加乔夫史》

1834年,普希金完成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向世人介绍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真实情况。该书为俄国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普加乔夫起义奠定了基础。普希金也因此被苏联科学院认为是苏联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

18世纪中后期俄国贵族等级的社会心理特征

18世纪改革的悖论性导致了俄国贵族等级社会心理的矛盾化:贵族个性的发展——君主、国家概念的混淆;与传统价值观的背离——绝对服从又怀疑否定;理想之路——嘲弄时政、离群索居;贵族对农奴制度的矛盾心理。这种病态的社会心理破坏了贵族等级的团结,延缓了俄国公民社会的形成,致使俄国现代化进程冲突迭起,步履艰难。

从封闭向开放的渐次拓展──析18世纪俄国贵族的行为文化

１８世纪，随着沙皇专制的加强，贵族的特权不断扩大。贵族等级的特权利益需要与其相适应的行为文化。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下，贵族的行为文化得以形成和统一，它对贵族的封闭性有所突破，但也产生了崇尚西方、追求奢华的弊端。

西西伯利亚筑垒线与沙俄在中亚的扩张

西西伯利亚筑垒线在沙俄向东扩张、征服中亚的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该筑垒线的构建,不仅使沙俄实现制定已久的由哈萨克草原南下征服中亚的扩张计划,而且便利了近代沙俄对中国西北领土的侵略。在发挥其侵城掠地作用的同时,西西伯利亚筑垒线还大大推动了19世纪沙俄东方贸易的发展。

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化运动及其历史影响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发生多元剧烈变动的关键历史时期。自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著名的《哲学书简》并引起俄国思想界的震惊时起,就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展开了针对俄罗斯命运与前途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表述。这种表述的大方向,是在短时期内充分学习西方的前提下,确立俄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独立文化身份和精神优势。其间,俄罗斯传统文化意识在俄国和欧洲两种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背景下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共同话题。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而展开。

俄国庄园研究状况综述

庄园作为世袭领地主的居住与经济的综合体,产生于莫斯科公国时期。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俄罗斯庄园兴起于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庄园成为几代俄国地主贵族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民族形式的文化中心和精神活动中心。“庄园史及庄园主”是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一方面可以表现17—20世纪初俄国社会体制的断面。许多贵族大半生都是在庄园里度过的,庄园主的日常生活及休闲,还有他们的文化及精神的需要等资料,可以极大补充有关俄国庄园的生活。

海兰泡的俄名释义

海兰泡原属中国,19世纪中叶《瑷珲条约》签订后被割让与俄国,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从俄语语源、历史事实和俄罗斯传统文化来看,该俄名实非占领黑龙江左岸土地后单纯地向沙皇"报喜"之意,而是来源于该地以东正教节日命名的教堂之名。

希瓦汗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关系

16世纪初,希瓦汗国建立后很快与俄罗斯帝国产生了关系。从16-17世纪,两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不断加强,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从18-19世纪,除了贸易之外,俄国逐步使希瓦汗国在政治上臣属于它,对希瓦汗国发动侵略。19世纪下半叶,希瓦汗国最终成为俄国的附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