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因素与“新经济政策”

关于新经济政策 ,人们如今仍侧重于论证其自身的合理性 ,而对于它何以在 2 0世纪 2 0年代末的苏联被中止 ,却很少去作深入的探究。然而正是这一问题 ,最关系着人们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特性的理解。在 2 0世纪 2 0年代的苏联 ,新经济政策始终是一个政治性的命题 。

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

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新经济政策既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其在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变化。出于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苏维埃政权对部分反共反苏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整肃、司法镇压乃至驱逐出境的手段,这在当时曾在相当大的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遗留下了历史隐患。

“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研究综述

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最早由在西方的乌克兰流亡者提出,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在西方国家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个问题在乌克兰被公开提出。苏联解体至今,乌克兰和俄罗斯学界以及政界就因饥荒死亡人数、饥荒发生的原因、斯大林对饥荒应负的责任等问题展开争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自我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点

和谐社会由一个个和谐的人组成,个体自我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点,自我和谐是自我内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自我和谐,实现自我和谐方能社会和谐。促进自我和谐从个体内在方面来说,应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及应对心理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理性修养,合理调控情绪,积极主动地参加集体活动,增进人际交往。从外在环境方面来说,应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建立健全心理和谐机制,普及、提高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知识与服务。

苏联工业化的代价及原因分析

苏联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这在世界工业化史上是罕见的。但苏联为此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它使“三农”的利益受到了极度的损害。之所以如此,这主要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农民观以及发展观有关。

20世纪2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的利弊分析

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为了赢得国内少数民族的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本土化"政策。"本土化"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各少数民族亲身感受到了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的尊重,也增强了他们对当局的信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但"本土化"政策也导致了地方民族主义以及对民族地区非本土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利益的损害或忽视等问题。

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苏联政府通过推行特殊移民政策将600万人口强制迁往国家边远地区,人为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特殊移民。特殊移民政策历经了两个发展阶段:30年代的流放富农和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民族驱逐。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家新领导人颁布了一系列解放法令,特殊移民人数迅速减少。1965年,特殊移民基本停止存在。

苏联高层对马恩小农理论的发展与偏离

马克思、恩格斯著有经典的小农发展理论,并且专门对俄国小农经济发展提出了建议。苏联时期,列宁对经典作家的小农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但在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争论中,小农理论在苏联出现了分岔,最终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可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小农理论方面,苏联时期的政策并非良方,这些经验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

斯大林与苏联的富农问题

斯大林认为,富农是吸血鬼,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苏维埃的敌人,应当加以消灭。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推进,富农被剥夺了除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外的所有财产,并被驱逐流放到苏联荒凉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边远之地,这致使许多人悲惨地死去。苏联残酷无情地彻底地消灭富农,严重地挫伤了苏联人民劳动的积极性,破坏了苏联的经济,给无数人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和政权培育

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新经济政策时期既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调整时期,同时也是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时期,并且也是知识分子分化和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文化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创新者与传播者,在转型中的苏维埃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经历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他们不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更是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客体。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两点思考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它是列宁在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的一种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以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的创造性实验。

1926年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实质

1926年1月中苏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确就用人及利润分配等方面向中方作出了一些让步。但苏联的让步是在苏联主导下的有原则的让步,其实质是要保住中东路,维护在中东路的既得利益。

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对斯大林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责任的探讨

1932-1933年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几乎遍及所有产粮区的饥荒。饥荒发生的原因,乌克兰侨民以及西方研究者认为是苏共领导人有意制造的,目的是为了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如今,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证实,饥荒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故意制造饥荒,以及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对于这个问题,要根据历史事实来说话。

历史记忆与俄乌有关1932—1933年大饥荒的论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承认1932-1933年在苏联发生的大饥荒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大饥荒是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性事件,饥荒与"天灾人祸"紧密相关。乌克兰从政治认同出发,将大饥荒定性为"种族灭绝",而俄罗斯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俄乌国家认同与地缘政治利益的不同。

论苏联新经济政策失败的原因

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的指导,新经济政策失去了相应的理论支撑。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列宁去世后苏联缺乏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失去发展和创新的政治土壤,最终窒息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民的社会情绪

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苏俄农民总体上改变了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形成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极态度,社会情绪初步改善。然而,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税赋沉重、不合理的价格政策及对农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广大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发生逆转。到新经济政策末期,农民的不满情绪再度激化,在相当程度上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

联共(布)中央与1937年全苏人口普查

1937年全国人口普查,是苏联人口普查史上一次独特的事件。普查前,联共(布)中央对人口形势已做出乐观预测。为实现理想目标,中央积极干预普查准备工作,最终,反映20世纪30年代人口态势真相的普查结果令联共(布)中央颜面扫地,于是,逮捕普查负责人、封存统计资料和责令重新普查就成为"忤逆中央心愿"的必然结果。为论证1937年普查数据失真而于1939年再次进行的普查,仍未达到中央的预期,却印证了1937年统计资料的真实性。

试析20世纪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终止的思想理论根源

苏联新经济政策终止的思想理论原因包括五个方面：由于历史实践的局限，新经济政策本身具有稚嫩性和不完备性；复杂的党内思想状况制约了理论的后续发展；党内理论观点的分歧同政治斗争搅在一起，不同理论观点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就改变了原有决定；教条式地理解和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结论；急于加快发展的赶超思想以及民粹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这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增强理论创新能力，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试论1935至1937年苏联对德国和平共处的尝试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苏联对德政策除了采取集体安全政策之外，还尝试着与德国和平共处，建立正常的政治关系，当时独特的国际环境和苏联领导人矛盾的心理为后者的实行提供了条件。苏联对德国和平共处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这种尝试干扰和削弱了苏联长期追求集体安全的努力，而且为以后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拉开了序幕。

战后初年苏联农民的反集体农庄情绪及其产生原因

集体农庄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的新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但是随着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和国内环境的变化,苏联农民表现出了强烈的反集体农庄情绪。战后初年在苏联农民中出现反集体农庄情绪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农民目睹了更好的农业组织形式,进一步认识到了集体农庄制的弊端;其次是战后初年农民负担的进一步加重;第三就是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