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干预1941年日美谈判始末

1941年5月,在得知日美谈判一事后,为阻止日美妥协,避免德国单独对抗美国的局面,希特勒授意里宾特洛甫干涉日美谈判,以确保日本继续与德国站在同一阵线。因此,德国选择其盟友日本为干涉对象,企图通过日本向美国提出一系列条件来破坏日美谈判。德国的这一尝试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德国过高估计了自身对于日本的影响力,德国缺乏向日本施压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因德日两国在各自对美国的战略上存在重大分歧。

国旗争议与魏玛共和国的覆灭

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是德国建立现代国家体制过程中的重大挫折。1918年11月,魏玛共和国在一战战败的阴影中成立。1919年魏玛国民议会上,由于历史传统和政治利益的矛盾,各政党在国旗等基本问题上冲突严重,后虽达成妥协以黑红金为国旗,但未能消除矛盾。魏玛共和国时期关于黑红金、黑白红与红旗的争议,是各政党各阶层政治理念冲突的体现,这种冲突的加剧,也加速了共和国的灭亡。魏玛共和国的悲剧证明了国旗作为国家标志在国家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国民对国旗的认同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德国魏玛时期的通货膨胀与货币购买力

1871年德国统一后,金马克成为唯一官方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财政赤字不断飚升,德国大量发行纸币马克,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至魏玛共和国时期,通货膨胀仍然无法遏制,货币先后经历了金马克、纸币马克、紧急状态币、地产抵押马克到帝国马克的演变。1923年底,魏玛政府进行货币改革,逐渐扭转了纸币疯涨的局面,使货币体系逐步回归正轨。1924年后,德国经济逐步复苏,物价较为稳定,货币购买力在提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失业率急剧攀升,民众收入缩水,市场需求萎缩,商品价格一路走低。随着物价的逐年下降,同一货币单位的购买力略有提高,但在民众收入不断缩水的情况下,实际购买力却在下降。

兰克与利奥之争:如何书写历史?

1828年,利奥波德·兰克的第一本著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遭到黑格尔的学生海因里希·利奥的猛烈攻击。利奥认为,兰克的著作充满着语言文字、外文翻译与资料引用等方面的错误,而且兰克对如何书写历史缺乏深刻的理论思考,他叙述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趣闻轶事以及彼此没有关联的历史细节,含有许多主观想象,并非真实的历史,而历史书写的真实只在于在所发生的事实中展示生活与精神的过程,不在于微观细节的真实。兰克对利奥的具体指责作出了辩解,同时坚持自己通过特殊性体现普遍性的历史书写方法。由于兰克著作确实存在的缺点以及利奥的雄辩,兰克在这场一个半回合的学术争论中处于劣势。但在争论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兰克学派则占据了德国史学界的统治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兰克学派在此后的发展中克服了其初期的低级错误,而以理论为导向的历史研究则一直未能克服脱离史实、自说自话的致命弱点。总体来看,兰克与利奥之争的正解应该是,历史研究与书写需要理论指导,而理论的有效性则必须接受史实的检验,只有在史实与理论的持久博弈中历史研究与书写才能蓬勃而健康地发展。

德国工业化时代工人住房从工厂“福利”迈向社会福利的历史考察

工人住房问题是德意志帝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一些大型工矿企业从19世纪中叶起就在新兴工业地区兴建被称为“工人住房”的员工定居点,分为自有产权住房和租赁房两种类型。企业主试图以住房为媒介,将劳动分工与工人家庭生活相结合,为本企业创造稳定的劳动力队伍,以此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收益。与此同时,解决工厂住房问题也间接成为践行社会改革者的理念,将工人纳入由企业所编织的社会控制网络,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因此,工厂住房的生产与控制的属性远大于它的福利属性,再加上工厂住房建设和应用的局限性,使得它并未在全德范围内铺开,最终被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政策所取代。

“市民社会”史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更新——以于尔根·科卡为中心

“市民社会”在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构想,也反映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现实。于尔根·科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将市民社会引入社会史研究,对市民社会作了“理想类型”式的定义,同时又在市民社会的视角下重释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的德国近现代历史。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卡引入市民社会延续了他此前的阶级史研究,而从联邦德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争论来看,“市民社会”则是科卡对“日常生活史”等文化史派别挑战的回应。通过市民社会史研究,科卡既延续了批判社会史学派对结构与社会的重视,又将文化因素容纳进来,并且保持对历史认知的批判性。与此同时,作为批判社会史学派核心观点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论”,也通过引入市民社会史得到了修正。总之,在两德统一之际的德国国家认同受到挑战的背景之下,市民社会史成为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史学研究再次获得现实相关性的工具。

从德国传统与补充医学史看中医药国际化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医学界在现代生物医学的强势主导下,依旧存在种类繁多的传统与补充医学,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经历了从“替代”到“补充”再到“整合”的过程。这个历史的变迁受到过16世纪科学革命的重塑,也曾因1933—1945年的德国产生过民粹主义的转向和反噬,也被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影响。当前新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必将深刻影响新的医学范式,本文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医药应如何应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

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全景式描述了“三月前期”(1848年3月13日维也纳起义前期)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传入德国的曲折过程~(1)。施泰因通过《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最早将法国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无产阶级概念介绍到德国,向德国人告发了法国社会主义,这成为哲学运动派对社会主义进行温和评价和评论的最初催化剂。布伦奇利通过《关于瑞士的共产党人》小册子向政府告发了德国社会主义;弗吕贝尔表现出坚定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勇气;马克思恩格斯则以德国哲学培育的全部精神力量去争取社会主义。法国的运动始于政治斗争,德国的运动始于宗教斗争;法国的社会主义植根于实践,德国的人类主义植根于理论。随着《德法年鉴》在巴黎出版,德国理论与法国实践相结合的运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背后捅刀传说”在魏玛德国的传播:基于群体心理视角的分析

“背后捅刀传说”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德国,它由德国国防军高层制造并在魏玛时期的大众层面广泛传播。该传说主要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核心内容是认为德国军队没有在战场上失败,而是在后方遭到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的背叛,并向敌国投降和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从群体心理视角来看,“背后捅刀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表了德国右翼势力对一战战败的权威解释模式,契合了魏玛时代以民族背叛和集体耻辱为主导的社会心理。该传说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许多右翼和保守政党宣传的核心形象,它严重削弱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为纳粹主义的兴起营造了重要的群体心理氛围。

制度转型的多样性因素及关系分析——魏玛共和国和联邦德国民主试验的经验比较

民主政治制度的稳定运行不仅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稳定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魏玛共和国民主试验的失败是其制度设计上的重大缺陷、经济上的失败及政治文化转型迟滞的复合性后果,而联邦德国民主制度的成功运作,则得益于它精致完备的制度安排、成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努力培育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因此,制度转型与文化转型具有内在的深层互动关系,政府效能和合法性与政治文化特质高度关联,而文化转型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长期过程。

德意志帝国时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考察

德意志帝国时期是德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人口形态方面,出现了非传统模式的高速人口增长和快速城市化;在生活状况方面,教育取得明显进步,收入增长,消费水平提高;在社会联系程度和福利状况方面,现代信息社会初露雏形,覆盖广泛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初步确立起来。

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

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是德国著名环境史学家。2002年笔者在美进行环境史学研究期间,专门就德国环境史学问题访问了纳得考教授。访谈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德国的环境变迁,尤其是对环境变迁的感知,如自然的思想、景观的概念、绿党的历史、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疾病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制度与环境的关系、自然保护与文化的关系等;二是从与美国比较的角度分析德国环境史学史,重点探讨环境史在德国的起源和发展、它与全球史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这个访谈为中国学者了解德国的环境史学提供了基本线索,有助于中国学者深入认识德国环境史的特性。

德国家庭政策的回顾与探析

自德国在世界上最早提出社会政策和实施社会保险制度以来,历届政府始终将家庭政策与社会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对德国自魏玛时代至东西德统一后的家庭政策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与梳理,指出家庭政策作为国家的福利措施,不仅为家庭提供了生活保障,而且也旨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使家庭政策成为服务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

德国“双元制”校企合作的成功因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独特的历史背最与社会传统，形成了德国企业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加上政府的重视与协调、企业有利可图，德国企业与学校自然而然地走向合作。借鉴其经验，我国政府要重视校企合作，加强立法，使约束与激励相结合；学校要主动配合，保障企业利益；社会应加强宣传，更新企业观念。

“融入”的现实困境与文化冲突——德国的移民政策和外来移民运动

德国在很长时间里自视为单一民族国家,直到进入21世纪,才正式承认自己为移民国家。德国目前的移民规模及结构组成与其移民历史传统、尤其是二战以来数十年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自二战以来,德国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随着移民从德国社会的临时现象转变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德国成为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移民国家,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成为公众关注的重要论题和政党竞争的焦点,而从法律意义上的转变则更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德国的移民政策处处可见民主共和国家理念和种族文化国家观念的冲突,这导致德国的移民政策更多是在矛盾和妥协之间摇摆。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奠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实行法西斯专制管理，另一方面仍有明显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曾出现福利国家的趋势。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紧密相连、相互适应，其发展道路呈现出明显的统一化，并受到国家干预理论的显著影响，在发展中始终遵循着共同责任的基本原则。

中世纪德意志人的民族自我意识

８世纪末之后，德意志人自认为不同于其他日耳曼人，从而形成德意志语族。德意志语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德意志人自我意识增长的过程。１５世纪以后，德意志民族没有实现民族国家的原因在于其民族自我意识仍然停留在中世纪。

德意志封建王权的历史道路

在世界政治史上 ,欧洲封建政治史是一个十分复杂艰深的研究领域。欧洲封建国家多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又因国家体制发展的不充分而实行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制 ,封建王权的发展演进比较滞后 ,封建政治割据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些似乎都构成了与东方特别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不同特征。此外 ,欧洲的各封建国家政治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治发展模式 ,这也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史学界在中西封建政治的比较中常常论及欧洲的情况 ,但实际上 ,我国学者对欧洲的封建政治研究却处于初始阶段 ,既存在着诸多需要填补的学术空白 ,也存在着不少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 ,本刊特约请国内有关的专家学者以“欧洲封建政治史研究”为题进行探讨。这一组笔谈文章 ,从各自的论旨出发 ,论及了国内学术界所不太熟悉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推动欧洲封建政治史的研究 ,深化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封建政治史的比较研究 。

社会转型时期德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调适及启示

转型时期德国积极从本国国情出发及时调整城市反贫困政策,使其实现了从补救模式的社会救济体制向预防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转变。自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借助工业化推动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城市反贫困制度,不仅缓解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危机,化解了由贫困问题引起的群体性社会风险,实现了社会平稳转型,也为德国快速崛起提供有利的国内环境。

“德国病”与“德国人的恐惧”

德国人一向是以“硬汉”的雄性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的。的确，德国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德国文化也表现出典型的“阳刚型文化”的特征。在跨文化研究权威霍夫斯泰德的调查当中，德国在“阳刚-阴柔”这个维度中亦名列前茅，在50个被调查国家中位居第九。其代表者，如《尼伯龙人之歌》里的齐格弗里德，《帕齐伐尔》中虽然单纯，但却执著的帕齐伐尔；19世纪让欧洲人胆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