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以附带声明的方式签署《阿尔式弥斯协定》

德国当地时间2023年9月14日晚、欧洲中部时间9月15日凌晨,德国宇航中心(DLR)理事会成员兼德国航天局局长Walther Pelzer在华盛顿代表德国签署了《阿尔忒弥斯协定》,德国成为第29个签署该协定的国家。德国驻美大使、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气候行动部德国航空航天事务联邦政府协调员,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局长、副局长和美国国家航天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出席了签字仪式。

古希腊文化杂交优势论

古希腊文化博大精深,奠定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创造该文化的主体在公元前3千纪迁徙到爱琴海和巴尔干地区时恰逢时机,不久便借助地中海的舟船之利与外部环境发生了广泛的交往。在类似遗传学生物杂交的方式下,古希腊人广泛接受了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影响,克服其不利因素,吸收其有利因素,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适应城邦国家和希腊民族发展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其文化杂交造成了文化发展的优势,促进了社会主体的成熟,促成了希腊文明的繁荣。

论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

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一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此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文章以雅典为例,述论了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其一,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城市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二,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雅典城市是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其三,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保障———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由此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没有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古代“希腊”的起源与流变——一项概念史考察

"希腊"(Hellas)意即希腊人所居之地。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古代巴尔干半岛南部断无"希腊"之名。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一批批希腊人移居该地区并与此前定居此地的皮拉斯基人相互融合,开启了历经千余年希腊的扩大与皮拉斯基亚的缩小的进程。大约至古风时代之初,希腊的地理、语言、族群、文化内涵基本成型;此后数百年直至近代,虽然随着希腊人移居范围扩大,出现"大希腊"和"希腊世界"的说法,但作为文化、族群和地理意义上的"希腊",其内涵和范围已经不是问题。希腊被称为"格里西亚"(Graecia)源自于罗马人的讹误。历史上希腊地区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1822年希腊宣布独立之前确实不存在一个被称为"希腊"的国家,但不容否认的是,以希腊半岛为核心区域的"希腊"历史文化,始终是真实存在的。

荷马史诗结构新论

关于荷马史诗结构的研究,国内学界比较统一的观点是:《伊利亚特》的结构是围绕阿基琉斯愤怒的起因、发展和消解来进行叙述,《奥德赛》的结构是围绕奥德修斯的回归和复仇展开。其实不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结构上是统一的,它们都是围绕怜悯来展开叙述。

希腊式哀哭:仪式化的哀歌抑或危险的声音

本文凭借古典文献及图像学的资料,通过对古代希腊式哀哭的种种仪式化规定的还原,试图对近十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将希腊妇女的哀哭笼统视为一种"危险的声音"提出不同意见。该观点将葬礼中的哀歌解释成一种强有力的语言方式,是有可能在民众中煽动起暴力行为或滋生某种危险情绪的。本文认为这是从性别史研究视角出发的一种解读思路,虽为我们开辟了理解古代社会的一个新角度,但恐怕也有脱离历史语境,以当下的学术关怀考量古代社会的嫌疑,更适当的作法应该是首先将哀歌视作希腊式哀悼中一项极具特色的仪式化行为,然后再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哀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加以分析。

古希腊妇女观的衍变

西方政治理论对于女性的论述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出自占主导地位的古希腊男性公民对妇女的看法。梳理和分析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妇女观,解读他们对于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的思考,可以看出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呈现出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对近现代西方妇女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古希腊的巴库斯秘仪

古希腊的巴库斯秘仪是与城邦的公民崇拜迥然相异的一种宗教形式,它以秘密团体为其组织形式,以疯狂和迷醉为其祭祀形式,以发展同狄奥尼索斯神的关系获得来世幸福的允诺为其宗教目的。这种宗教活动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弥补了公民崇拜的不足,为古希腊人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宗教体验,是古希腊宗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Phratry是“胞族”吗?

Phratry是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的一个基层组织,过去我们常常译为“胞族”。西方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与古希腊社会组织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胞族”这个译名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而言是很恰当的。但是,古希腊的phratry是一个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组织,有些类似中国先秦的“乡”、“党”,译成“胞族”会引起中国学者对这个组织的误解。对phratry和它的中文译名的考辩,有利于认识古希腊社会的组织状况。

《历史》:求真与经世的统一

希罗多德广泛搜集史料、不拘一格批判史料,具有求真意识,从而开创了西方史学,他的著作也在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体现了巨大的经世作用。《历史》是“求真”与“经世”的统一,希罗多德无愧于“史学之父”的称号。

荷马史诗中关于政治领袖的术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荷马史诗中出现的关于政治领袖的术语 ,分析了它们、尤其是瓦那克斯和巴赛列斯在史诗中的意义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指出其在政治领袖术语的使用上相当模糊 ,其中不少并不是指真正的政治领袖。它们表明 ,迈锡尼时代的君主和官僚制度到荷马时代已经崩溃 ,并不强大的王权开始衰落、贵族政治逐渐兴起 ,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已经萌芽。因此 ,史诗的背景虽然被放在迈锡尼时代 ,真正描写的却是公元前 1 0 -前 8世纪、尤其是公元前

爱琴文明与同期的古埃及文明关系初探

爱琴文明与古埃及之间交往密切,堪称东西文化交流的源头。适宜的地理环境和两者对对方资源的需求是两者交往的客、主观条件。两者之间主要是商业、贸易往来,辅以外交、军事往来。两个文明之间的交往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两者交往的方式不同;交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爱琴文明;在交往中,埃及文明占据主导地位,但交往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

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经济活动

早期希腊王权的软弱性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虽然荷马竭力使人们相信巴赛列斯是富甲一方的人物 ,但对史诗深入的分析表明 ,他们实际的经济地位并不高 ,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赋税来源 ,所有的收入 ,或来自礼物 ,或来自战利品 ,但两者都不可靠。由于工商业的水平十分低下 ,巴赛列斯不可能从那里得到很多收入。所以 ,巴赛列斯的主要财富是他们的土地。可是 ,大地产只是诗人的想象 ,实际地产并不大 ,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和开支 ,无力供养随从或者收买公社成员 ,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贵族的攻击面前 ,王权显得软弱无力 ,先后衰落。

阿波罗起源述略——“东方说”与“北方说”

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为复杂、受崇拜最为广泛的神明。对阿波罗起源的探讨,"东方说"与"北方说"是两种重要观点。由于这两家学说相关证据的缺乏,兼顾阿波罗所体现的外来因素和希腊本土文明特征的"多起源说"的提法亦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但对于阿波罗这位深刻影响着希腊宗教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的重要神明起源的进一步研究,尚有待于更多文献与考古材料的释读与发掘。

古埃及和早期希腊文明的交往——兼论古埃及墓壁画中的克弗悌乌(Keftiu)问题

作为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埃及和希腊很早就有了联系。特别是埃及18王朝贵族墓壁画中描绘的进贡使者———克弗悌乌人群,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爱琴民族,主要是克里特人。克弗悌乌问题表明18王朝时,埃及和克里特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日益频繁,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达到了顶点。

浅析古代雅典的城市空间——兼论其与雅典人观念和行为的互动效应

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文明一向受国内学者关注。但是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出发,很少重视作为雅典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场所的雅典城市空间。以城市空间为视角,对古代雅典城市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古代雅典城市空间的特点及其与古代雅典人行为和观念的互动效应,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古希腊精神文化传统是很有益处的,同时也能为现代城市建设和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试论希腊城邦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差异——兼谈地理环境对国家经济结构及治理形式的影响

希腊城邦与中国早期国家在形成方式、经济结构、治理形式、观念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而不同的地理环境是这种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全球化的推进 ,世界各民族都有能力摆脱地理环境的约束 ,共同进步、共同繁荣。

梭伦代表谁?——对梭伦在改革中代表哪个阶级利益问题的再探讨

在改革前,梭伦的上台主要得益于贵族的支持,而改革也主要是维护了贵族的阶级利益。正是因为梭伦亲贵族的立场,才使得改革没有改变雅典政制的贵族性质。

浅析古希腊高等妓女阿斯帕西娅

阿斯帕西娅是古希腊赫赫有名的高等妓女,也是雅典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终身伴侣.美国约翰·亚当斯总统曾这样赞美她:"我真希望伟人都能娶阿斯帕西娅这样的人为妻."那么这位女性究竟在当时的社会上取得了何等成功,抑或她又赢得了怎么的名声,以及她对后世的影响又如何,本文将重点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