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与局限:近代英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形成

1705年《破产法》是近代英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建立的标志。该法规定破产者只要符合法律的要求,就可以免除继续清偿债务责任。16世纪以来没有免责制度的个人破产制度有许多缺陷与不足,因而17世纪以来社会思潮与议会实践活动之间的互动中,缔造了破产免责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影响深远,首先,它有利于实现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利益;其次,免除诚实且不幸破产者未能清偿的余债,有利于其获得重生,提高债务人再次创造生产价值的积极性;最后,激励破产者主动公开财产,促进了英国信用社会的形成。免责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近代英国个人破产制度的转型。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马戛尔尼使华

1793—1794年马戛尔尼使华是中西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事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与垄断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则具有直接关系。但东印度公司领导层对遣使一事,态度消极,认为使团的最重要目标,是不对现状造成削弱和损害。这是因为他们对英国政府实施“抵代法”后中英贸易的发展趋势,以及以茶叶贸易为纽带与中国行商之间形成的合作关系,均感到相当满意。他们认为,与维持这种现状所带来的利益相比,长期以来广州口岸中西贸易中累积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不必急于解决。针对马戛尔尼提出的有关计划,东印度公司领导层加以抵制,经过双方的妥协,才达成合作的协议。在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期间,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秘密与监督委员会进行了若干方面的合作和支持。马戛尔尼在华期间,特别是在离开北京南下和在广州短期逗留期间,为争取改善英商的贸易条件与中国官员交涉,符合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但这种努力最终并未得到具体结果。

马修·帕里斯的行程地图与中世纪地图制作者世界观的转变

13世纪中后期,英格兰本笃修士马修·帕里斯及其后继者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创作了一系列行程地图。这些地图原是编年史抄本序章中的一部分,不仅包括自伦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亚的分段路线图,还包含作为此行程出发地与目的地——不列颠与巴勒斯坦的区域地图。长期以来,研究者多以传统的宗教进路来解读这些行程地图,视其为一种精神的朝圣之旅,认为作者旨在为那些不能亲临圣地的修士开启一次通往天上耶路撒冷的富有想象力的旅程。然而,以抄本古文字学与古抄本学方法考察这些行程地图可发现,它们不仅在外观上呈现出与传统基督教地图迥然不同的特征,还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金雀花王朝统治者扩张领土以建立帝国的野心与欲求。不仅如此,基于新近复兴的古典地理学知识,这些行程地图的实用性、精确性与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

海湾局势变化与英国的撤离(1961-1968)

英国曾长期在海湾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其海湾政策的转变与其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利益密切相关。二战后,英国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利益转变为以石油为中心的经济利益。保护经济利益成为英国在海湾地区政治、军事存在的首要目标。60年代初期海湾地区的不稳定状态要求英国增强其政治、军事存在,但1963年后的海湾局势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海湾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英国的海湾利益不再依赖其政治、军事力量提供保护。英军继续留在海湾不仅不能增进本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反而成为其政府的政治和财政负担。此外,国防支出紧缩、从亚丁撤军、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因素也不利于英国政治、军事力量继续留在海湾。经过多次成本—收益分析,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撤出海湾。此举对海湾地区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国际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乡绅之治: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地方社会治理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并未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强大的常备军力量,在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时,不得不仰赖乡绅等社会精英力量的合作。乡绅往往通过出任治安法官而获得一身二任的角色,他们不仅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官员”,又是地方社会的“家长”。治安法官的职权在近代早期急剧膨胀,成为地方政府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中枢,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连接枢纽。治安法官虽由国王任命,但不领薪俸,因此治安法官在治理地方社会时,会在综合考量中央政令与地方实情的基础上,制定地方社会政策与行使“自由裁量权”。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与地方官民的支持下,治安法官有力地维护地方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治安法官治理地方社会的实践型塑了英国的司法治理模式,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协商,实现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达成追求秩序与善治的施政目的,为英国社会稳定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英国对美国的“反向租借”援助及清偿(1941-194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同时向美国提供“反向租借”援助,是同盟成员国向美国提供“反向租借”援助的典型个案。依据《英美互助协定》,英国向美国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物品、服务、设备和情报,美国则承诺在清算对英“租借”援助时以此作为冲抵。在未包括净价值160亿美元已消耗、损毁或散失援助物资的情况下,英国以信贷方式支付6.5亿美元清偿了价值60.3亿美元的美国“租借”援助。然而,战时美英谈判互助和战后谈判清偿都充分暴露了美国通过“租借”援助谋求长远利益的意图,英国虽尽力抵制,但为了战时生存和战后重建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政策意志。

19世纪中期英格兰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转变——以公共健康为视角

自中世纪起,英格兰就确立了地方自治传统,地方一直抗拒中央对其管辖。19世纪30年代随着公共健康运动的发展,英格兰涌现大量关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讨论,既有支持地方自治的呼声,也有支持中央集权的号召,当然也有希望双方合作的倡议。1858年的《公共健康法》和《地方政府法》对地方做出让步,但由于地方缺乏改善公共健康措施的资金和专业知识、1866年《卫生法》规定民众可以直接向中央投诉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以及现实的压力等原因,到1875年地方逐渐有限度地接受中央的介入。英格兰公共健康的发展促进了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改变,推动了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

自东徂西:章遹骏赴英办理禁烟与民国初年中英民间禁毒外交的尝试

民国初年,全国禁烟联合会会长章遹骏一行三人赴英办理禁烟,试图通过游说英国政客和向英国公众演说等活动,终止《中英禁烟条件》并移去沪上印土,其愿望最终落空。这主要因为英国外交部既面临印度事务部和英国鸦片商的压力,又希望用禁烟作为与中国交涉其他事务的筹码,并且章遹骏一行是民间而非官方代表,因此未接受章遹骏的请求。从中国方面来看,全国禁烟联合会实力微弱,缺乏全国性的号召力,也难以形成舆论压力。且民国初年政局不稳,政府财政紧张,不仅禁政难以实施,更在外事上仰列强之鼻息。章遹骏一行赴英办理禁烟,折射出民国初年政府禁政无力,民间禁毒外交处境艰难。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章遹骏赴英办理禁烟一案,徒为袁世凯粉饰个人形象的工具。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帝国意识与舆论宣传(1763—1775)

美国独立革命可以上溯到18世纪上半叶英法在北美争夺殖民地时期。特别是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美英矛盾激发,并逐渐向反大英帝国革命的方向演进。在1775年独立战争开始前,为了突破基于代表权、自然法或宪法争取殖民地身份与利益的困境与局限,殖民地精英通过舆论宣传,将帝国胁迫和无代表权征税所带来的危机,与奴隶叙事话语、帝国腐败与堕落话语、家庭政治话语相联系,从而将法律、政治权利争取问题转化为更广泛的文化领域问题。定居殖民者通过系统建构反父权制的暴政修辞,解除帝国“核心—外围”关系,并以陷入殖民化的危机感来加强松散殖民地情感共同体的形成,为发动独立战争奠定了舆论基础。

自由还是保护:19、20世纪英国围绕关税与贸易问题的争论

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两次围绕关税与贸易问题的大争论,两次争论都围绕着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问题展开。争论中,双方各持己见,持贸易保护观点的一方认为,英国实行贸易保护、设置关税壁垒有利于保护本国经济不受外来经济的侵扰,进而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主张自由贸易的一方则认为,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对国际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实行自由贸易、减少甚至取消关税壁垒更能促进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两次争论的结果最终均以自由贸易的胜利而告终,由两次争论可见,一国贸易、关税政策的选择与该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国家利益集团、政党及大众舆论等密切相关。

论19世纪英国人应对华南海盗方式的变化

19世纪英国商船纷纷驶入中国海,不可避免地与华南海盗狭路相逢。他们最初遇到了张保仔那样声势浩大的海盗集团的劫掠和勒索,向中英两国政府求助的结果均不理想。鸦片战争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转变。英国人以中国香港作为皇家海军军事基地,迫使中国政府与其联合,对以十五仔为代表的中国海盗进行围剿。后来,他们甚至不惜动用警察部队,对19世纪70年代后小规模的兄弟会海盗组织和伪装乘客劫持客轮的新型海盗加以追捕。直至19世纪末,英国皇家海军才为了保护英国臣民的人身安全,不再关注华南海盗。19世纪英国人应对华南海盗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印证了其在中国殖民势力的扩张。

1976年索韦托惨案与英国对南非外交政策的调整

1976年南非“索韦托惨案”爆发,国际社会纷纷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对南非采取各种制裁措施。然而,英国政府仍坚持过去姑息纵容南非种族隔离的政策,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反对制裁南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内部“人权”意识加强、政府挽回国际声誉、国际社会共同制裁南非的巨大压力等因素,从内外两面促使英国政府调整对南非政策。英国在1977年下半年转向疏离南非:提高英资跨国公司有色人种员工的待遇,并加入制裁南非阵营。从整个冷战时期英国对南非政策来看,这一阶段英国对南非政策不过是被动调整,并非其本意,但客观上有利于当时国际社会对南非制裁的顺利实施。一旦国际压力不再强大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重新回归了继续包庇南非的老路。

论中世纪英国体育的特征

体育与社会存在密切联系,是研究特定区域社会文化的重要切入点。作为传统体育的重要阶段,中世纪英国体育在发展中受自然环境、历史经历、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及思想观念等影响,呈现出源头的多样化、运动的军事化、消费的等级化及群体的性别化等特征。体育活动客观上丰富了英国民众生活,释放了人们的生活压力,在调适社会关系和稳固封建等级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5—18世纪英法葡萄酒贸易的博弈

15—18世纪,葡萄酒贸易是英法之间最主要的大宗贸易,深受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成为观察两国关系变化的晴雨表。英国是法国葡萄酒的主要消费国,为打击法国经济,赢得对法外交博弈的主导权,英国时常上调法国葡萄酒的进口关税,从而导致两国间频频发生葡萄酒贸易危机,并引发法国的报复,也间接影响到英国自身。英法围绕葡萄酒贸易展开的关税战,根源在于双方都奉行传统重商主义政策。这种充斥着排他敌对色彩的重商主义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中古晚期至近代早期英法关系的样貌与格局。

欧洲现代化的多重性及其走向

欧洲作为世界现代化的策源地,通过一系列变革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欧洲本质上是工业的欧洲。然而,欧洲现代化具有多重性:为欧洲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把世界其他地区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态;通过聚集全球的人才和经济资源,建立并维系着自身的现代国家福利制度,而这一制度正反噬着已经过度现代化的欧洲,并使其陷入了自毁性的危机。

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精英与基层执法

在近代早期英格兰,警役作为负责收税与治安的基层官员,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主要由一批在财产、年龄、男性家长和老住户身份等方面占有优势的乡村精英担任。受制于王室官员与村民代表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警役认同国家权威,积极执行国家法律;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当地社区的一员,又会考虑邻居的意见,有时为照顾周围村民利益,不惜违抗上级命令。从17世纪后期开始,警役人员的具体构成发生了变化,大量一般村民出任此职,而众多乡村精英则逐渐退出,这使得警役的官方属性逐渐超越社会属性。从基层执法看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形成,需要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乡村精英参与基层执法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

近代英国零售业的社会认同

地理大发现后,英国商人的整体地位不断提高,中上层商人的社会地位尤其显著,而小批发商、零售商则仍被看作“社会末流”,似乎于国家财富积累无益。经过近代早期漫长的发展历史,零售商及零售业才逐渐获得社会认同。人们愈加认可零售业,认为无论是在生产端还是在消费端,它都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零售业的发展满足了英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产品交换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消费市场的扩张,迎合了早期工业化、城市化,助力英国走在欧洲同行前面,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

18世纪英格兰的家庭养老模式及其性别差异

18世纪被史学家誉为英格兰老人的黄金时代,是家庭养老、教区养老和济贫机构养老模式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家庭养老模式更受老人欢迎,主要由老人、配偶、子女、亲属或亲近者提供衣食住行、医疗和精神抚慰等养老资源,更适于有居家意愿,对家庭有依赖,并具一定经济来源的老人。这一模式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转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老年群体在财富、资源有限情况下的习惯约定与暂时满足,它除了具有通常意义上的阶层差异外,还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老年男性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他们更容易获得养老资源,依赖配偶和未婚子女照料。而老年女性则依赖丈夫收入,更倾向子女的家庭照料。以上差异反映了18世纪英格兰社会养老资源的覆盖程度、家庭养老的承受能力以及老年女性的社会地位。

中世纪英格兰妇女陪审团与父权制司法

以男性为主导的中世纪英格兰司法制度存在对女性的怜悯,这主要体现在女性犯罪者享有“怀孕抗辩”的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妇女陪审团。以往学者认为,妇女陪审团会协助女性罪犯逃避死刑的惩罚,它显示女性具有相对于父权制司法的独立性;然而,司法档案显示,女性罪犯提出怀孕抗辩的几率并不高,且她们提出的怀孕抗辩请求有时也会被妇女陪审团驳回。中世纪有限的医学水平使得妇女陪审团的检查鉴定工作粗糙且存在困难,判断的具体标准随着时间变化。整体来看,妇女陪审团的作用存在局限性,始终受控于由男性操纵的司法之下。

18～19世纪英国“友谊会”运动述论

在英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18、19世纪是“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对“友谊会”运动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通过对18、19世纪英国“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兴盛与衰落过程的历史考察表明,“友谊会”运动的出现,是此时社会上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和救助需求与英国国家职能尚未完全扩及到社会保障领域、很好地满足人们对社会福利需求的结果,“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的出现与迅速发展是对18、19世纪英国国家职能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缺位的重要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