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艾伦·埃弗里特的史学思想

艾伦·埃弗里特把其他学科"共同体"的概念运用于17世纪英国地方史研究当中,并进一步提出"郡社会"的新概念。他通过这个新概念分析地方郡人们忠诚于地方和忠诚于中央之间的冲突问题。同时,他开创了研究地方郡乡绅阶层的研究方法。他在研究中还建立起地方史的"区域分析模式",他的区域分析是以景观为依据,对英国进行经济类型的划分。这是一种可以使地方社会与整体国家社会相联系的方法。

“格拉布街文人”:近代早期伦敦下层报人群体探究

"格拉布街文人"是17、18世纪英国伦敦的一个下层文人群体,包括受雇记者、报刊的撰稿人以及文学苦力,亦包括一些出身低微的出版印刷商以及某些成名之前的作家等。社会转型时期的格拉布街文人被看成雇佣文人的象征,生活困顿、煮字疗饥、声誉极低,为世人所嘲讽。但是,格拉布街文人的生存境遇、社会地位以及精神状态等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为英国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斗争以及对于社会的批判,亦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社会转型。

“庄园档案”与中世纪英格兰农民土地权利状况评析

"庄园档案"是指与庄园领地有关的以法庭卷宗、土地登记册、庄园账薄等为载体的各种文本资料,它形成于12世纪,虽领主类型和庄园位置不尽相同,但当时的庄园档案大都有着一个基本的模式。"庄园档案"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当时庄园上各种资源的描绘;一类是关于庄园资源及权利的实施行为,以及它在某一段时期内的财政收支状况的描述。"庄园档案"是了解中世纪时期英格兰农民土地权利的重要原始资料之一,通过对"庄园档案"的研究显示,中世纪英格兰农民的土地权利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保障。

英国方志的编撰与乡绅阶层的兴起

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出现乡绅修方志的热潮。方志记载了本地区自然与地理、历史与人情、名人与名胜等内容,这涉及到土地勘查、地形学、土地与土壤的研究以及对生命和疾病的认知。乡绅阶层对自然知识的关注与书写,表明他们不仅经营庄园、参与政治,同时也追求知识,试图科学认识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编撰方志的同时,乡绅阶层形成了新的认知范式,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延续和发展。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绅修志”现象

英格兰地方志的编撰始于16世纪70年代,以威廉·兰巴德的《肯特郡志》为标志,后又有约翰·斯托的《伦敦城志》、托马斯·纳什的《雅茅斯城志》、威廉·伯顿的《莱斯特郡志》、威廉·达格代尔的《沃里克郡志》等一批优秀的作品问世,由此,地方志特别是郡志的编撰进入繁荣期。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地方志的撰写增加了"自然史"的内容。这一时期编撰地方志的主体是乡绅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是法律学者,或是纹章官,或是古物研究者。作为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一员的地方志史家,修志行为既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也体现了乡绅强烈的地方认同感,由此形成"乡绅修志"现象。产生"乡绅修志"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十六七世纪既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也是地方认同和郡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乡绅修志"即是地方认同和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的文化体现。

《维多利亚郡史》的纂修群体研究

《维多利亚郡史》是19世纪末以来英国最著名的大型地方史丛书。其纂修群体经历了从业余史家到职业史家的转变,这与英国现当代史学整体发展进程及英国地方史的成长进度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英国史学尚处于专业化进程之中,地方史还缺乏现代史学意识与学科独立能力,故丛书的纂修主要由业余史家负责;到20世纪30年代,地方史处于现代转型阶段,但随着以传统史学为主体的职业史学的确立,转入伦敦大学的丛书饱受职业史家鄙夷;二战后,伴随西方史学的革故鼎新,英国地方史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丛书纂修进而由职业史家全面掌舵。

英国方志:既是史料也是理论

传统的英国史研究强调政府档案文献,侧重于政治史,研究的视角是“自上而下”,忽略了英国方志文献的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英国方志包括地志、族谱、庄园史、社会生活史、自然志、瘟疫与疾病史等内容。近代英国方志编修的兴起体现了新的历史书写范式,并有助于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视角,辩证地看待英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方志传统视角下,重新认识与评价英国方志,有助于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话语权,体现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

从《防烟》看17世纪伦敦空气污染及其当代启示

英国著名日记作家、皇家学会会员约翰·伊芙琳的《防烟》(1661)是第一部反映现代城市空气污染的纪实作品。以往关于《防烟》的解读大都停留在其政治含义上,作品中表现的空气污染现实状况却被忽视。本文结合17世纪英国社会政治背景及环境史资料对《防烟》进行分析,以期展现《防烟》中所呈现的17世纪伦敦空气污染状况。在当今全球气候变化、雾霾频发的现实下,《防烟》所讨论的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