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的书籍生产与思想转变再思考

18世纪是书籍出版趋向繁荣的时代,包括小册子在内的大量印刷读物进入法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在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术史中,长期以来一直普遍认为,启蒙书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转换历史观察的视角,从社会政治面相角度透视18世纪中期的法国,此时启蒙大潮方兴,而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可能的实情是,启蒙时代理性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成长,并非启蒙书籍流播教化的产物,而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文明史一种持续性发展趋势的结果。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乃至启蒙运动,只是这一进程中一个个突出而显见的节点而已。18世纪来临的书籍时代与启蒙大潮,只能说是在广度上扩展、在高度上提升了该趋势。由于革命主角们从此前时代的著作及其倡导的思想原则中寻找话语来源,让人感觉是启蒙制造了革命,但实际上,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近代法兰西国家建构中留下的政治性和制度性的积弊。

常备军兴起对近代早期法国历史的影响

法国从15世纪中期开始走上发展常备军之路,历经两个多世纪,最终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建成了一支规模庞大且门类齐全的常备军,并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学习的样板。大规模常备军的出现给法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但也促使欧洲列强联合起来对抗法国。供养常备军的压力迫使法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扩大财政收入,进而导致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作为后盾,法国君主成功压制了一切企图限制王权的努力,确立了法国版的绝对君主制。

19世纪法国定居者殖民活动中关于美国“西部”的跨国想象

19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是英语世界“定居者革命”的重要一环,其影响是跨国性的,对当时法国的殖民活动也有所影响。这两个国家都是雄心勃勃的殖民帝国,它们的领导人都致力于将扩张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复兴的一种手段。不仅如此,法兰西殖民帝国还“借用”了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形象画面,将其纳入北非的定居者殖民活动中。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作家们将北美印第安人的衰亡视为白人在北非殖民的后果的前车之鉴,以此来论证应该更仁慈地对待北非原住民。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就试图通过划出阿拉伯部落土地来防止出现与美国屠戮印第安人相似的情况。然而,到了第三共和国早期,法国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呼吁通过土地私有化来同化北非原住民,他们称赞美国的《宅地法》可以促进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平等分配,从而在法属北非建立一个法国的“西部”。

英国报刊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转变探究(1789—1815)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当时的英国产生巨大影响,不仅促进了激进主义的发展,更导致英国政治进入一段长时间的保守时期。在国内外局势的影响下,从1789年到1815年,英国报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两次转变,由开始的欢迎到后来的反对,再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转变。在两次态度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报刊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直接影响国内舆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另一方面,报刊作为舆论的风向标,更体现了英国对于法国大革命态度转变的过程。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论述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法国的地理学家,他在普法战争结束后,围绕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维达尔通过阐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所属区域在自然环境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以及历史上该地区与法国的联系,论证其归属于法国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他论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阿尔萨斯地区和洛林地区对共和理念的认同,并将法德两国治理边境的情形进行对比,分析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恢复世界地位与影响力的可能性,从而证明法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合理性。维达尔还阐述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所属区域的独特性,并强调该区域和国内其他区域之间的密切联系,表达对法国发展成为一个由多元区域有机结合而成的共同体的希冀。

变革时代历史遗产的意义再造——试论亚历山大·勒努瓦的法兰西古迹博物馆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系列的财产转移、对历史古迹的批判性看法和激进民众的破坏行为,是亚历山大·勒努瓦创建法兰西古迹博物馆的背景条件。他收集众多法国中世纪和旧制度时代的历史和艺术遗迹,以独具特色的年代学排列方式揭示中世纪以来法国艺术的发展历程,并尝试再现每个世纪的特有风貌。这种对法兰西民族历史和艺术进程的视觉呈现,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启迪了下一代浪漫主义史家和学者对法国历史和艺术成就的重塑和重估,并成为欧洲博物馆发展史和近代文化思潮中的重要篇章。法兰西古迹博物馆的这些影响和效应,既是参观者在新的精神氛围中对勒努瓦及其博物馆的创造性再解读,也是勒努瓦本人思想和实践中某些带有过渡性的混杂情形造成的结果。

从保卫《教务专约》到反对《教务专约》——1814年至1870年法国世俗化思想的转变

法国世俗化在西方各国中实现得最为彻底,这与法国独特的世俗化进程密切相关。在革命时期尝试了几种不成功的政教体制后,拿破仑《教务专约》的签订确立了政府占优的体制,被视作法国世俗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在1848年前,由于反动的政治氛围,法国世俗化思想表现为保卫《教务专约》。在拿破仑三世时期,由于天主教会支持专制政权,并且牵制了第二帝国的意大利政策,《教务专约》体制的弊端被暴露出来,法国的世俗化思想因而转向反对《教务专约》,强烈否认天主教在世俗国家公共政治中的地位,主张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1870年后,在温和共和派与激进共和派的先后推动下,法国以政教分离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世俗性。法国世俗化进程的特点在于以彻底的体制否定取代了妥协的体制,这是法国独特的世俗性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

十八世纪后期法国的政治变革与科学理性

启蒙时代的科学与理性精神为18世纪后期法国知识界处理社会与政治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改革派精英期待将科学理性运用于人类事务中,并且认为科学理性及其内在的普遍适用性高于历史传统和个人意见,从而可以克服旧制度的等级特权制,实现国家治理的合理化;依据自然和理性拟定的标准就本质而言应成为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准则。这种在旧制度后期形成的政治与科学理性的互动关系既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也给随后的法国政治文化打上了烙印。

论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职业转型

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职业发展实现了法兰西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转型,并与法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达成高度契合,犹太人成为法国企业家的重要代表。首先,犹太人在大革命之后即融入法国工业化进程中,其突出表现是犹太人群体的城市化,这是近代法国犹太人融入法兰西民族并实现职业转型的开端和条件;其次,犹太人企业家的经营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高利贷及旧货交易经营模式拓展到近代法国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尤其在金融、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具有独特的地位,树立起成功的犹太人企业家群体形象;再次,犹太人企业家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却因为他们的族裔背景受到了类似于“原罪”一般的否定,被作为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象征而备受攻讦,甚至连法国都被种族主义者污蔑为“犹太法国”。

浅析巴黎公社的人民主体地位保障基于对《法兰西内战》的文本解读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真正保障了广大人民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中“人民”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进行了分析,对巴黎公社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措施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巴黎公社对人民主体地位的保障,对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9世纪法国家族企业传承模式探析——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莫艾·香东家族为例

家族企业是历史悠久而又普遍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营金融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香槟酒业的莫艾·香东家族在19世纪初实现了财富的迅速增值。这两个家族企业面对代际交接选择了不同的传承模式。在政治形势动荡的19世纪,历届法国政府落实了遗产平均分配的法律原则,同时为维护经济秩序的良性运作,完善了对股份公司制度的法律解释。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两大家族企业的族长顺应形势,选择了最有利于企业利益的传承模式,罗斯柴尔德家族选择排他性的家族男性成员合伙制,而莫艾·香东家族则倾向于较为开放的二元股份制。这两种传承模式决定了家族企业未来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道路。

现代国家的“雅努斯”:官僚制与民主制的共生和紧张--基于对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观察

官僚制与民主制的结合,构成了现代国家最为突出的特征。以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为观察窗口,可以发现:大革命之初,革命者试图借助一部成文宪法,依据权力划分和权利限制原则去控制官僚制。这一制度框架,伴随着无套裤汉运动的出现而被打破。凭借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制的正当性,无套裤汉得以侵夺官僚制的权力。受此压力逐渐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在吸纳了激进民主的力量和正当性,建立起专政统治的同时,也官僚化了。民主制与官僚制之间共生而又紧张的关系,促使我们去反思现代民主政治的困境。

从民族国家到现代移民国家——论法国的移民历史进程

19世纪以来,法国经历了四次大的移民输入的浪潮:第一次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主要来自与法国接壤国家的中欧、南欧和英国的移民潮;第二次是20世纪上半叶,以中东欧国家为主要来源地、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移民潮;第三次是从1945年到1973年,先是以中南欧移民为主体,后被来自马格里布等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移民所取代的移民潮;第四次是1974年至今,以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为特征的移民潮。经过这四次移民潮,法国从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演变成为非典型意义的现代移民国家。

法国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

法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体沿革体现了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政治间的冲突,此种冲突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国家行政权与立法权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中央集权的崇拜、对权威的渴求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在法国的政体沿革中,权威主义政治在较多时候居于主导地位。

从政体转型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性质

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但是,对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尚需深入研究。例如,多年来人们一直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结论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论证,似乎这是一个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不然。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革命的出现及其结果源于几十年以至百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还大有探索和研究的空间。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民主共和革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彭剑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君主制与共和制的较量;赵炎才则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观点。我想,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关注和深入讨论,完全有希望获得一些以前对辛亥革命未曾注意到的新的认识。

一个“非理性”制度的“存在理由”——论法国旧制度时期实行谷物管制的原因

谷物管制是法国旧制度时期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然而,它长期以来遭到学者们的误解和批判。其实它顺应了绝对君主制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迎合了重商主义的战略目标,与民众的"道德经济观"相应和,也和生计型经济相互依存。因此,谷物管制虽然在重农学派和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是一种"非理性"和"低效"的制度,却在法国旧制度时期有其存在的理由,发挥着特有的功能和作用。

强制委托代表制与独立自主代表制--试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代表制理念之争

在政治领域内,代表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近代代议制运行的枢纽。强制委托代表制和独立自主代表制作为两种重要的代表制,前者强调代表的言行须听从选民;后者强调代表的言行应自主决断,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强制委托代表制和独立自主代表制之间的冲突才得以充分展现,并一直纠结着法国革命人士,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难题。法国革命人士之间的代表制理念之争,不仅影响了《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文本的制定,而且影响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宪政制度的构建。

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启蒙运动大加鞭挞,指责它具有欧洲中心论、帝国主义、反女性主义等倾向,甚至声称它应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环境危机等问题负责。等到世纪之交,一批较为熟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学者开始反驳后现代主义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并试图建构启蒙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21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研究不仅回应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同时也与新的史学潮流相结合。研究者从殖民帝国、奴隶制、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等多个角度考察启蒙运动,大大拓展了启蒙运动史的研究视野。为了客观评价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哲人的指责,新的研究改变了社会文化史注重启蒙运动载体与底层文人的研究取向,重新关注启蒙大哲的思想文本。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了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民族万岁”──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万岁”──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李宏图１７８９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革命摧毁着旧的封建王朝国家，也引起了欧洲各国封建君主的恐慌，他们联合一致向法国进攻，妄图镇压革命，重新恢复旧的封建王朝。在这场民族危机之中，法兰西民族以英勇的革命精神，...

从绝对主义理论看法国旧制度末年君主制改革的困境

18世纪70年代初,法国的司法大臣莫普进行了一次打击高等法院、加强王权的改革。然而,这次改革终因缺乏社会支持、饱受抨击而走向失败。司法界著名人物马尔泽尔布从绝对君主制应反对专制主义、遵守根本法并保护臣民财产权等原则出发,大力批判了莫普的举措。马尔泽尔布与莫普之间的冲突正体现了法国绝对主义的内在张力,它既宣言王权之绝对性又规定了王权之限度。改革所引发的争论开启了关于根本法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专制主义的痛恶,并促成了超越绝对主义的自由君主制理念,这些都加剧了旧制度末年法国君主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