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门罗主义”两百周年的再思考:缘起、发展和反思

2023年是美国《门罗宣言》问世两百周年。以《门罗宣言》为基础的“门罗主义”是美国自独立以来对拉美政策的重要遵循。尽管“门罗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各有不同,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其不变的主题。自诞生以来,“门罗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先后经历了“初步酝酿、自发生长”“快速发展、急剧扩张”“回归平静、暗藏波涛”三个发展阶段。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门罗色彩表面上虽有所淡化,但实质上却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中国因素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拉政策的重要考量。与此同时,随着拉美左翼东山再起,拉美一体化进程再度提速,拉共体的建设也进入加速轨道,拉美地区联合自强、团结对外的趋势逐渐增强,“门罗主义”对拉美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中拉新型合作模式和伙伴关系深入人心。

墨西哥尤卡坦社会主义运动始末及其成因(1917—1924)

1917—1924年,在墨西哥尤卡坦州发生了一场社会主义运动,其所建立的政权被宣布为“美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运动的领导人费利佩·卡里略·普埃尔托被称为墨西哥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推动者。这场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墨西哥得到了传播,玛雅人的村社传统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安家,大革命后尤卡坦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潜藏着革命要求,阿尔瓦拉多将军的前期改革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政党和“抵抗联盟”组织发挥了先锋作用,费利佩·卡里略·普埃尔托的个人因素至关重要。这场革命虽然为时不长,最终失败,但其促进了当时尤卡坦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并对卡德纳斯时期的全国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的遗产,它对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仍产生着不朽的影响。

软实力视阈下华人饮食文化在秘鲁的播迁及影响

“软实力”既可以是传统西方理论视阈下“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实力比拼,也可以是基于“和谐”“兼容并蓄”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透过具体历史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得以展现,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软实力”概念的应有之义。在秘鲁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华人饮食扮演了众多角色,由最初满足秘鲁一部分民众的基本需求和了解中国风俗文化的窗口,到慢慢融入秘鲁大众的日常生活后逐渐成为一种烹饪、社交乃至生活方式上的新风尚。以秘鲁华人饮食文化为切入点,不仅可以见微知著,窥探秘鲁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的变迁,探明秘鲁华人作为“非国家参与者”的经济软实力、社会—语言软实力和作为整体的族群软实力,使得超越现有西方语境下的视野与概念窠臼、构建中国特色软实力概念成为可能,而且也能更好把握中秘“民心相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为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定的启发。

族裔特征视角下的拉美民族认同发展

拉丁美洲族裔的混合性和多元性使拉美国家民族认同构建路径整体趋同。拉美国家的民族认同构建普遍通过以下三个路径实现:创造“混血儿”身份、“白化”“深色”族裔和构建多元文化认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拉美各国已基本实现了族裔融合和民族认同构建,虽然仍存在潜在的族裔间不平等、“浅色”与“深色”族裔二元对立等问题,但族裔融合在提高拉美社会包容度、推进拉美现代化进程、促进拉美国家间团结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世纪下半叶白俄罗斯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现代化改革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激发了白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白俄罗斯知识分子通过书写本民族历史、发展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来印证白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发展的独立性。但是早期的白俄罗斯民族意识因为历史发展、宗教文化和“俄罗斯化”政策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兼容性、脆弱性与不足。直到一战结束后,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建立,白俄罗斯民族意识才真正形成。

试论拉丁美洲现代化步履维艰的文化根源

天主教伦理是拉丁美洲文化体系的主要基础 ,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征服和殖民化过程中所留下的遗产。这套伦理观对拉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成为具有伊比利亚传统的拉丁美洲经济长期难以走出不发达的主要根源之一。拉美地区走出不发达的状态首先在于走出文化精神上的“不发达”。

挑战与对策:谈我国拉美史研究

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这种反思不但是一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和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是该学科的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表现。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却明显地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有的拉美史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兴?这些不仅仅是这门年轻的学科本身所必须思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刊特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主持了本期“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笔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就上述问题各自阐述了其真知灼见,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这组文章能否对改变目前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状况有所裨益,我们将俟诸读者的评析。

对国内拉美史研究现状的几点想法

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这种反思不但是一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和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是该学科的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表现。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却明显地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有的拉美史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兴?这些不仅仅是这门年轻的学科本身所必须思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刊特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主持了本期“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笔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就上述问题各自阐述了其真知灼见,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这组文章能否对改变目前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状况有所裨益,我们将俟诸读者的评析。

未竟的工业化——对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考察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研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状况,必须着重考察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启动,促成了拉美国家工业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也推动了社会的初步转型。这一工业化模式在拉美的出现,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引发的危机与部分拉美国家启动自主工业化的条件基本具备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延续到1982年结束,其经历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受到国内市场规模和外贸失衡两大因素的制约,拉美国家在1973年之后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终结,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外向工业化”模式。拉美国家1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表明,造成工业化进程曲折和反复的根本原因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即发展模式在“内向”和“外向”之间的来回摆动。

对我国拉美史研究现状与问题的若干思考

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这种反思不但是一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和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是该学科的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表现。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却明显地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有的拉美史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兴?这些不仅仅是这门年轻的学科本身所必须思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刊特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主持了本期“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笔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就上述问题各自阐述了其真知灼见,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这组文章能否对改变目前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状况有所裨益,我们将俟诸读者的评析。

拉美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

拉美民族主义经历了从殖民地时期克里奥尔人的本土意识,到独立战争的英雄们的美洲主义思想,再到19世纪末知识精英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以及二战后作为推动发展与变革力量的经济民族主义。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拉美民族主义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多元化的形式对拉美内政和外交产生了不同影响。

肝脏良恶性肿瘤超声造影前后血流灌注定量分析

探讨了肝脏良恶性肿瘤超声造影(CEUS)前后血流分级、血流平均密度(MFD)的变化,评价CEUS前后血流分级和定量指标MFD对判断肝脏良恶性肿瘤血流灌注的临床应用价值。

冷战与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1961—1969)

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地区的不断增强打破了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的国际格局,拉美游击运动登上了冷战的历史舞台,并成为当时第三世界最强劲的地区势力,但最终在双方冷战战略的调整和竞争地位的转换中以失败谢幕。因此,这一时期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是冷战对第三世界地区势力发展影响的典型案例,对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对拉美国家现代化几个阶段的认识

拉美国家从19世纪下半叶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来,先后经历了现代化的初始阶段、自主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调整阶段。探索这一现代化的演进过程,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拉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和发展脉络,从中吸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一些有益启示。

拉丁美洲“转型”艰难的深层原因

政治文明的主体性始终没有解决、先天不足的民主制度、域外霸权的长期控制干涉以及传统生存文化流失但新的发展观没有形成,使拉丁美洲"危机频发"。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之链,关键是在国家、社会和民众之间建立"持续转型"的包容性共识。

圣保罗论坛20周年与拉美左翼崛起

作为拉美左翼政党和组织的协调机构,圣保罗论坛已成立20周年。1990年圣保罗论坛成立时,拉美只有古巴是左翼政党(即古巴共产党)执政,如今拉美已有十多个国家由左翼掌权。圣保罗论坛的成立和发展对拉美左翼的崛起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使拉美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拉美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左翼政党和组织的论坛,其一年一度的年会已成为拉美和世界左翼政党的重要集会。

“拉美化”和中国“拉美化之忧”

“拉美化”的概念尽管不准确、不严格,但作为一个带有警示作用的主题词被用来提醒中国未来发展中需要警惕的问题未尝不可;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拉美化之忧”问题,从“拉美化”出现的时代特点和国情来看,中国与拉美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发生“拉美化”的可能性极小,但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和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又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不可否认两者之间的确出现一些类似现象,中国应该注意汲取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以拉美国家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有关拉美国家军人干政问题的研究述评

自５０、６０ 年代始， 国外学术界围绕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军人干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形成了几种颇有影响的理论： 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落后易于滋生政治独裁和军人干政； 何塞·努的中产阶级军人政变理论则认为拉美军人职业化导致军队成为中产阶级统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亨廷顿提出执政官主义理论， 认为军人政变是民众政治参与过快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的结果。此外， 还有奥唐奈的官僚独裁主义理论及斯蒂芬的军队新职业化理论等。

中国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认知——以《拉丁美洲研究》为例的学术史梳理

《拉丁美洲研究》是中国唯一一份研究拉美的专业刊物,该刊集中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拉美的认知水平。自1979年创刊以来,该刊发表了三千多篇文章,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学者研究和关心的拉美问题十分广泛,但总体上都与中国的发展和中拉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就该刊组织讨论的十个方面的问题而言,如拉丁美洲的社会性质、南北美洲发展道路的比较、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的比较、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评价、关于"拉美化"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争论、对拉美左派崛起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看法等等,学者们都提出了正反两方面的多种观点。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拉美问题,并力图认识一个真实的拉丁美洲。

论威权政体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生、演变及其历史作用——兼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体发展的螺旋规律

拉美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是社会安定,对新独立的国家进行政治整合势在必行,否则,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是无法进行的。一般来说,威权政体往往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最有效的手段。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智利从19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一进程正是通过威权政府的形式实现的。“大总统、小议会”是拉美政治体制的显著特点,也正是这种体制保证了拉美的许多国家在动乱中建立起了国家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秩序,从总趋势来说,政治的稳定给经济的发展创造机会是不争的事实。在拉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威权政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威权政体在立国时产生、又反复出现,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规律不但在拉美,而且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