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例结直肠癌KRAS/NRAS/BRAF/PIK3CA基因突变与临床病理的关系分析

目的分析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肿瘤组织中KRAS/NRAS/BRAF/PIK3CA基因突变与临床病理的关系。方法选取2014年7月-2019年5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行手术切除的423例原发性CRC患者肿瘤组织标本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扩增阻滞突变系统与Taqman探针相结合的方法检测KRAS/NRAS/BRAF/PIK3CA基因的体细胞突变热点,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423例CRC中,4种基因(KRAS/NRAS/BRAF/PIK3CA)总突变率为58.87%(249/423),其中KRAS突变率为44.68%(189/423),NRAS突变率为4.73%(20/423),BRAF突变率为3.78%(16/423),PIK3CA突变率为5.67%(24/423)。此外还发现KRAS和PIK3CA共同突变率为3.07%(13/423);BRAF和PIK3CA共同突变率为0.95%(4/423)。KRAS基因在脉管内癌栓[OR:0.351,P=0.003]和淋巴结转移[OR:0.583,P=0.006]病例中突变率明显降低;NRAS基因在肿瘤高分化组(OR:5.984,P=0.026)中突变率明显升高。BRAF基因在右半结肠肿瘤中突变频率明显升高[OR:4.286,P=0.005]。KRAS、NRAS、BRAF和PIK3CA基因突变与性别、年龄、肿瘤大小、大体分型、神经侵犯、肝转移和临床分期等因素无关(P均>0.05)。结论本组结直肠癌患者中KRAS、NRAS、BRAF和PIK3CA这4个基因突变与大部分临床病理指标无关,但是KRAS突变较少出现在脉管内癌栓和淋巴结转移患者中,BRAF突变更多地出现在右半结肠。

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结直肠癌的临床疗效及术后并发症的比较

目的分析比较采用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结直肠癌的临床效果及术后并发症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进行手术治疗的120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60例腹腔镜手术患者作为治疗组,60例行传统的开腹手术患者作为对照组。对比分析2组患者的手术情况、术后恢复情况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与开腹手术患者相比,腹腔镜患者的手术时间更长,手术切口长度明显更短,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腹腔镜患者术中出血量、输血患者、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术后止痛药应用次数均少于开腹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在清扫淋巴结总数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腹腔镜组总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0.00%,明显低于开腹组(36.67%)(P<0.05)。与开腹组相比,腹腔镜组术后的切口感染、肺部感染、肠梗阻发生率明显更低,2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吻合口出血、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在2组间的差异不明显,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结直肠癌患者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创伤小、疗效佳,且并发症少,安全性高,值得广泛应用。

凋亡诱导因子的作用机制及在结肠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凋亡诱导因子(apoptosis inducing factor,AIF)作为一种氧化还原酶类,不仅参与线粒体的能量代谢,还能诱导不依赖天冬半胱氨酸蛋白激酶(caspase)的细胞凋亡。细胞凋亡异常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和治疗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AIF可能参与了肿瘤形成的不同阶段。通过AIF诱导癌变细胞凋亡可能是肿瘤治疗的有效途径之一。本综述通过总结归纳AIF在结肠癌细胞中的表达、作用机制及其在结肠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以期更深入的了解AIF的功能,为结肠癌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启发。

低位结肠癌伴急性梗阻一期切除吻合35例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低位结肠癌伴急性梗阻一期切除吻合临床疗效。方法:对35例低住结肠癌伴急性梗阻采取传统的根治术式,严格术中无菌操作;彻底肠道减压;一层套入式吻合。结果:临床观察显示,35例一期切除吻合术均未发生漏,一期愈合。结论:本术式一期进行根治,一层吻合,符合早期根治原则,5年生存率明显提高,是治疗低位结肠癌伴急性梗阻有效措施。

转录因子NFAT表达与大肠癌侵袭转移的关系

目的:研究活化T细胞核因子(NFAT)的表达与大肠癌侵袭及转移的关系。方法:以30例结直肠癌手术标本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荧光实时定量PCR和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肿瘤和切端组织中活化T细胞核因子基因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并结合相关临床病理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癌组织NFAT mRNA转录水平显著高于切端组织(P<0.01),NFAT mRNA转录水平与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情况和Dukes分期相关(P<0.05);癌组织NFAT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远癌切端组织(P<0.01),NFAT蛋白表达水平与淋巴结转移情况(P<0.01)和Dukes分期显著相关(P<0.05);并且在肿瘤组织中NFAT 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P<0.01)。结论:NFAT在结直肠癌的恶性生物学行为中起重要作用,其高表达者肿瘤易于侵袭、转移,可作为判断肿瘤恶性程度、浸润转移的生物学指标;针对NFAT的干预有可能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肛门乳头状汗腺瘤8例临床病理分析

目的探讨肛门乳头状汗腺瘤的临床特点、病理形态、免疫组化及预后。方法收集8例肛门乳头状汗腺瘤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观察病理形态及免疫组化表型,通过随访了解预后。结果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43岁。肿物位于肛门齿状线附近,均行包块切除,随访1年无复发。肿块最大径0.5～1.5 cm不等,镜下瘤组织呈密集的不规则腺管状,部分腺管折叠形成迷路,部分向腔内形成乳头状结构,上皮均由内层分泌性柱状上皮细胞及外层肌上皮细胞构成。免疫组化：8例内层柱状上皮细胞ER、广谱CK和CK7（＋）,CK20、CEA和villin（-）;外层肌上皮细胞CK和p63（＋）。结论肛门乳头状汗腺瘤非常少见,诊断主要靠病理确诊,免疫组化标记协助诊断,局部肿物切除为首选。

西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治疗KRAS基因野生型晚期结直肠癌伴肝转移患者临床效果观察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观察西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治疗KRAS基因野生型晚期结直肠癌伴肝转移患者的临床效果,并对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自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收治的96例KRAS基因野生型晚期结直肠癌伴肝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治疗方案不同,将患者分入XELOX组(n=63)和联合组(n=33)。XELOX组采用XELOX化疗方案;联合组在XELOX组基础上加用西妥昔单抗。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生存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预后影响因素。结果联合组客观反应率、疾病控制率、皮疹发生率均高于XELOX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中位总生存期长于XELOX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结转移、肿瘤部位、乳酸脱氢酶是患者中位总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P<0.05)。结论西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治疗KRAS基因野生型晚期结直肠癌伴肝转移临床效果显著,可延长患者总生存期,淋巴结转移、肿瘤部位、乳酸脱氢酶是预后的有效预测因素。

2001—2018年广东省深圳市结直肠癌发病现状和趋势分析

[目的]探讨2001—2018年深圳市户籍居民结直肠癌发病趋势。[方法]根据深圳市2001—2018年肿瘤登记发病数据以及相应人口数据,分别计算结直肠癌的粗发病率、年龄别发病率、标化发病率(中国人口标化率和世界人口标化率)、累计发病率(0~74岁)、截缩发病率(35~64岁)。运用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对2001—2018年期间深圳市结直肠癌的发病变化趋势进行描述。[结果]深圳市户籍居民2001—2018年间结直肠癌新发病例共9 130例,粗发病率19.37/10万,中标率27.17/10万,世标率26.80/10万,累计发病率(0~74岁)为3.19%,截缩发病率(35~64岁)为39.68/10万。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男女发病性别比为1.43∶1。从时间趋势看,结直肠癌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世标率从2001年的22.87/10万升至2018年的29.99/10万,APC为1.86%(P<0.05)。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从50岁开始快速上升,于80~84岁时达到发病高峰。分发病部位看,结肠癌发病率高于直肠癌;2001—2018年间结肠癌和直肠癌的粗发病率呈持续增长态势,APC分别为3.99%、1.69%(P均<0.05)。[结论]深圳市2001—2018年间结直肠癌发病呈持续增长趋势,应积极探索结直肠癌发病相关危险因素,加强早期筛查和综合干预防控研究,以期降低居民结直肠癌发病风险。

Septin9基因甲基化在结直肠癌中的研究进展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世界范畴内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给人类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DNA甲基化被认为与CRC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血清Septin9基因甲基化检测技术已经被国内外众多医疗机构作为CRC筛查的一种有效手段,近年来有研究指出Septin9也可以在CRC的疗效检测和预后评价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可能与多种分子特征有关。本文将对Septin9基因甲基化在CRC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LncRNA HOTAIR与肿瘤耐药的研究进展

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该年中国恶性肿瘤致死约为281万人,新发恶性肿瘤约429万例111。肿瘤的药物治疗,包括靶向药物和化学药物治疗,被证实在联合治疗下能提高局限性肿瘤治愈率,并可改善中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2],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的抗肿瘤措施,然而肿瘤多药耐药性成为临床药物治疗的最大障碍[3]。近年来,诸多研究表明IncRNA广泛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及病理过程,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耐药密切相关[4]。研究表明HOTAIR 作为IncRNA —员,在肿瘤耐药中存在一定的广泛性,其可能是诸多肿瘤耐药的共同调节分子[5]。本文就近年来IncRNAHOTAIR 与肿瘤耐药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