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陈嘉庚研究概览——基于国外发表的中英文文献

陈嘉庚是一位世界级伟人,嘉庚精神也跨越国界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基于国外发表的中英文文献对国外陈嘉庚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国外陈嘉庚研究的主要阵地在新加坡、主要学者为海外华人学者、主要视角为历史视角。当前,国外陈嘉庚研究多聚焦于陈嘉庚作为华侨领袖的政治活动、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对陈嘉庚“倾资兴学”“领导抗日救亡”等国内研究热门话题少有关注。基于此,国内学者未来可以联合其他语种研究者,扩大国外文献搜索范围,深入探讨陈嘉庚思想行为背后的历史语境和原因,并进一步拓宽国外陈嘉庚研究领域。

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皖西党史和皖西学院红色校史人物乐天宇教授钩沉四题

皖西党史和皖西学院“三农”时期著名红色校史人物乐天宇,是著名农林科学家、教育家、革命家,命运多舛而革命斗志弥坚。他是毛泽东友人,《七律·答友人》有其踪迹;是李大钊同志战友,与皖西及皖西学院结缘,皆受李大钊同志政治安排;是南泥湾的科学发现者,长期深耕农林战线;是“九嶷山学院”的创始人,教育家情怀直至生命最后时刻。经考,1925—1927年间乐天宇三赴六安任教:1925年10月—1926年1月、1926年12月先后两次受李大钊同志派遣,边任教边做皖西大刀会的调查争取工作;1927年7月短暂停留六安3天即被捕。

近代变局与庆宽的仕宦人生

庆宽是晚清民初的“奇人”,以民籍混入内务府旗籍,借助绘画的特长和办皇差的机会,在晚清拥堵的官场上,逐级升迁至候选内务府三院卿,积累了大量财富,也引发了官场侧目,遭到光绪帝下旨抄家的惩罚。戊戌之后,庆宽利用往日的关系网成为访日特使,又因为辛丑议约的劳绩,获得保举,恢复了原有旗籍和职衔。晚清最后十年,庆宽在仕途上做最后一搏,但最终止步于四品道台,遂决心离开官场。在民初的十年,庆宽以平民视角观察政局,时而以旗人身份筹划旗人生计,时而作为普通市民关注城市自治,逐渐淡出了时代舞台。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今年正值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100周年。这次合作开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之先河。孙中山当时作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与发展,都作出了极大贡献。

西藏著名爱国人士邦达养壁生平研究——以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视角

文章以西藏地方著名爱国人士邦达养壁在抗日战争、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道路选择和思想转变为个案,证以相关史料,探讨近现代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从中管窥以“邦达昌”为代表的康藏人民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历程。

独臂将军彭清云:白求恩大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90年在北京的一次书画展上,一位年过七旬的独臂老将军满怀深情地与白求恩画像合影,弥补了半个世纪来自己没有与白求恩大夫合影的憾事。他说:“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位老将军就是开国少将彭清云,也是白求恩亲自输血救人故事的主角。

浅议谢子长在陕北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探索

历史不是过去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陕北革命时期,谢子长的廉政建设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打倒土豪劣绅,为廉政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组织制定《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等文件,使政治清廉有了保障;创建宣讲会等团体,解放了陕北地区农民群众思想,使农民意识到自身拥有自主能动性,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左翼国际主义运动与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关系钩沉——以1922年巴比塞致陈独秀的信为线索

1920年法国作家巴比塞联合进步知识分子在巴黎成立光明社,标志着一战后欧洲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关注文艺领域,以宣扬反战、人类平等和人道主义为宗旨,有别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光明社的刊物和沙龙等活动聚焦于文学革命本身,却为第三国际的宣传提供了载体,扩大了国际共运和苏俄革命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的影响。在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中,巴比塞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1922年巴比塞致信陈独秀试图在中国建立光明社分社,但无果而终。彼时中国的左翼文化尚不成气候,新生的中共也缺乏引领左翼文化建设的意识。就巴比塞组建左翼知识分子“国际”的理想而言,欧洲和中国的“时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宋孝宗戒惧心理钩沉

宋孝宗对朝臣持强烈的戒备心理,是更换宰相最为频繁的宋代皇帝,他将持不同政见的重臣流贬边地,同时倚重潜邸旧臣为亲信,即使遭群臣激烈反对也不为所动。为避免专制皇权受到削弱,宋孝宗始终在平衡党争,从未倾心并长久信任任何一方,只是因时制宜地培养自己的阵营。养子继统的孝宗对养父高宗倾力表现忠诚孝顺以彰显自己支子继统的合法性,支持理学并借重其政治宣传,心存感恩的同时亦应可能心存戒惧。无论对臣下染指皇权的“戒”还是对养父高宗的“惧”都与孝宗以养子继统存在密切联系,养在宫中三十年,立与不立全凭高宗决定,内禅二十多年的养父高宗依然构成孝宗难以摆脱的压力。皇位及权力具有一定脆弱性,缺少亲情和可以依赖的对象使孝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压力下难以避免地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皇帝的戒惧心理。

上海孙中山故居藏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书籍考述

上海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宋庆龄婚后唯一的固定寓所,故居保留了孙宋婚姻生活的诸多见证物,尤以其卷帙浩繁的藏书最为珍贵。在5000余册故居藏书中有两本特别值得关注,即孙中山题赠给宋庆龄的《汉文大系》第二卷及《中国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汉文大系》赠送于孙宋重逢之际,孙中山选择传统典籍来鼓励宋庆龄研习中国文学;《中国的发展》一书则体现了两位伟人婚后共同为革命奋斗的历程中互相促进、共同进步的场景,从书籍的主要内容、题签信息上可管窥两位伟人的读书志趣,以及孙中山对宋庆龄阅读习惯和革命思想的影响。

“百炼成钢是此身”——吴玉章的探寻真理之路

吴玉章作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是德高望重的“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由衷地赞誉他:“心神俊逸绝飞尘,百炼成钢是此身。”这是吴玉章一生探寻真理的真实写照。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上。

信念坚定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纪念袁宝华同志逝世五周年

2024年5月9日是袁宝华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五年来,宝华同志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高度自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务实精神,一直鼓舞和鞭策我们砥砺前行。宝华同志在长达8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发展的非凡生涯中,一贯坚持信念坚定与实事求是辩证统一、人民为本与业务工作辩证统一。

张謇、凌文渊癸卯东游日本之比较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年),张謇和凌文渊利用大阪劝业博览会举办之机对日本进行了考察。他们努力探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业、教育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原因,并结合实际寻找国家富强救亡之策。因出游性质、年龄、个人经历、社会地位等差异,他们的考察对象各有侧重,得出的结论也见仁见智。对日本,凌文渊赞誉有加,而张謇则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对清政府的态度,凌文渊比较委婉含蓄,张謇激烈直白;关于向日本学习的内容,张謇考虑制度、体制等政治层面更多,凌文渊则重在工艺、技术层面。两人都希望清政府能采取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此外,张謇还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表现了勇于担当、付诸实践的实干精神。

佛道共生:试论南汉社会的佛道观——以碑刻和出土文献为中心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内的佛教和道教都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佛教寺庙和僧众的数量均明显多于道教,因此后世有南汉“佞佛”之说。然而,从两广现存碑刻和出土文献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此种说法值得商榷。在宗教活动和丧葬礼俗中,南汉统治者、地方官员以及基层民众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显然不是单一性、排他性的,南汉社会自上而下似乎都秉持着一种既崇佛又重道,佛道二教可以并存共生、融合并进的观念。

试论清代广西贺县的广东移民及其客籍学额问题

清代以降,中国人口迁徙日益频繁,地理位置的毗邻使广西成为广东等省移民的迁入之地。贺县位于广西东部,清代广东移民陆续迁入贺县境内,但因无法入籍而长期处于应试无门的困局,由此引发同治九年贺县客籍学额一案。通过广西巡抚苏凤文的奏折与地方志书等文献,展现了贺县广东移民的应试困境,反映出援引成案在客籍学额中的重要应用。此案既是清代移民大潮下的缩影,也是民众与官方共同推进解决移民学额问题的生动案例。

侯宝斋:一个“江湖大佬”的人生传奇

1911年,一场革命浪潮席卷中华大地,彻底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也是在这一年,四川新津县一个名叫侯宝斋的袍哥,迎来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随后又走向生命的终结。一、草根翻身,穷小子逆袭之路在清政府日益走向衰落的1851年,侯宝斋出生在新津花园乡罗家场(今新津区花源街道洪川村),早年家境贫寒。

孙波

孙波(1922-2002),原名锡波。1922年3月生于揭阳渔湖京冈。1937年考入揭阳县立一中,1938年11月在校(时学校搬迁到棉湖)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参加潮汕青抗会随军工作队,分配在保安二团二营当情报交通。后因病离队回校读书,为党支部宣委、支部书记。1940年春毕业,回乡积极活动,联系孙峰、孙德展、王逸之等10多位进步青年成立“书友会”,组织阅读进步书刊,交流学习心得,议论时事政局,编印《学习文汇》小报,传播革命思想。1941年任教潮阳沟头小学。1942年秋到搬迁揭阳古沟的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读高中。

制造刘伯温: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刍议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在民众心目中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才能不逊于张良、诸葛亮的高大形象。事实上,刘基只是朱元璋创业和开国时期众多幕僚之一,在世时宦海沉浮并不得志。刘基去世后,由于他是唯一未遭政治清算的开国伯爵,且具备天文知识,故成为史家拔高、吹捧朱元璋的最佳陪衬人选。基于此原因,明代史家对刘基的传记书写刻意模仿《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受三国文化影响,又融入了大量三国文化元素。此类历史书写模式,虽然使刘基迅速登上神坛,并为民众所接受,但却导致刘基的历史叙述严重失真。特别是在明清野史、民间传说穿凿附会、层累叠加下,经浙籍官员推波助澜,被官方有意制造的刘伯温形象通过小说、话本、戏剧等文学形式进行传播,使刘基历史地位陡升,但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的历史事迹却早已失去本来面貌。时至今日,民间只知制造出的刘伯温,而不知历史上真实的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