氍毹的传播路径及唐代氍毹图像的流行

氍毹是中亚及其西部地区游牧民族铺垫在地面的一种毛毯,用羊毛编织而成,并有精美的图案。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国始从大秦了解到氍毹这种物品。魏晋时期,粟特人将氍毹作为珍贵的贡品进献给中国,但氍毹图像尚未流行。南北朝至隋代,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来华经商并定居长安、洛阳、邺城等地,氍毹作为重要商品输入长安和中原地区,来华粟特人及其后裔的石葬具上的图像中出现了氍毹。唐玄宗时期,氍毹图像在西安地区的贵族墓室壁画中较为流行,主要原因是唐玄宗个人喜爱异域文化,同时借助胡化的手段笼络异族人心,促进了胡旋舞在宫廷的盛行并以图像的形式被引入墓室之中。

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全球行动——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国际共同倡议会议综述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国际共同倡议研讨会”讨论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自然、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经验。本文综合会议议程及形成的三份白皮书,从会议关注的三个关键方面阐述:其一,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的系统联系。不同主体在气候行动中开展保护文化遗产的实践,形成多元的知识系统,在气候应对行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文化遗产作为连接不同政府间的桥梁,需通过共同的努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二,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国际组织和政府的相关机构已经开展了对气候变化影响下文化遗产的监测工作,通过系统地收集与保护相关的信息进而开展评估和预测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程度,同时影响评估也将逐渐量化。其三,文化遗产保护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主要体现在适应和缓解两方面。本文基于对上述综述的分析和研究,提出我国文化遗产应对气候行动建议,旨在完善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保护方法和体系。

数字文化遗产的文明互鉴潜质与文化拾遗功能

现代信息技术持续加剧着人类知识的离心运动和人类记忆的遗忘过程,在此之际,数字文化遗产发挥着整合人类知识、守护人类记忆的重要枢纽作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性和数字载体共同具有普适、关联、承载、耐时四种效应,是不同文化主体实现深层交流和持久互鉴的保障因素。剖析文化遗产的艺术性及其与数字语言的关系,有助于揭示数字文化遗产蕴含的文明互鉴潜质和文化拾遗功能。

中美洲三大古文明地域出土玉器的玉料利用综述

玉器是中美洲三大古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祭祀、礼仪和装饰等多重功能。通过引入科技考古视野,首先经眼学和谱学方法(如显微镜、红外光谱、拉曼光谱等)的分析结果可知,中美洲所用玉材至少有20种且以翡翠为主,进而分析了中美洲先民的玉材利用特点:体现在治玉方面,古典时代玛雅人在雕琢、钻孔、磨抛并标准化加工翡翠的过程中展现了高效而精湛的技艺;体现在性别方面,高等级男性贵族用玉以绿色翡翠器为尊,女性贵族使用各色且种类多样的玉器而很少拥有翡翠器;体现在等级方面,贵族常用大量象征性玉器,平民使用单件玉质工具;体现在历时性方面,翡翠受资源、文化等因素影响,阿兹特克古文明的先民们对翡翠的利用率下降。本文丰富了对中美洲独特且多元的玉器发展史和玉文化的认识。

埃及萨卡拉新出土彩绘人形木棺解读

本研究对埃及萨卡拉新出土的十具有代表性的彩绘人形木棺进行铭文解读、样式和装饰图案的分析,以期为古埃及木棺的类型学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作为迄今为止埃及出土的最大规模的窖藏墓,其中埋葬的上千个保存完好的彩绘木棺的陆续整理发表,将对以往以底比斯木棺样本为核心建立的类型学研究提出重大的挑战。2024年7月19日,上海博物馆策划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开幕,展览的一大亮点是首次系统公布埃及考古队近十年在萨卡拉地区自主考古取得的重大发现,这也是这批文物的全球首展。本研究将对其中尚未发表的十具彩绘人形木棺进行解读和分析。2020年以来,埃及国家文物局考古队在萨卡拉地区(埃及古代都城孟菲斯墓区)北区陆续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墓葬和神庙遗址,其中包括一座罕见的巴斯泰特神庙遗址。在该神庙东部发现了两座深12 m石灰岩悬崖竖井墓,编号为64号、65号,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地下墓室里存储有近千具完整的彩绘木棺。此外,还发现了古埃及最大的动物木乃伊墓地和最完整的制作木乃伊的作坊,并出土了大量朱鹭、鹰、狒狒和圣母牛的木乃伊,特别是首次发现了蛇、蜣螂、幼狮等稀有的动物木乃伊。这批新出土的文物为研究古埃及墓葬习俗、来世信仰及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世界遗产超越边界

2023年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召开,这是自2019年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后,时隔4年第一次在线下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这4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冠疫情造成的空间阻隔影响了人类各种交流对话的进行,地区、国家及族群间的各种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世界遗产大会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文明间相互尊重、对话及交流的重要机制,呈现出其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随着2023年图瓦卢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的缔约国增至195个国家和地区。这种广泛的参与性反映出世界遗产的影响和意义已远不止遗产保护自身,同时也促使世界遗产在更多方面发挥出它潜在的作用。

丝绸之路上的早期琉特类乐器(下)

(接上期)二、非洲地区琉特类乐器非洲地区的琉特类乐器主要以北非地区为主,撒哈拉以南的音乐文化以打击类乐器为主,琉特类乐器在此分布较少。发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更是早期人类文明的摇篮。在大量古埃及的考古发现,如早期雕塑、生活器具、墓葬壁画以及实物遗存中,都可以找到多种形制琉特的影子。

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历程、研究方法和展望——以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为例

如今,中国的科技考古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对国内外科技考古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对现阶段科技考古的特点、科技考古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也缺乏深入探讨。为此,本文以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为主线,在回顾国内外科技考古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现阶段科技考古的特点以及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最后对今后如何开展科技考古研究进行了思考。

中外“遗址公园”管理模式对比研究

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遗址公园”管理模式各具特色,但同时也存在共性。各国中央政府均通过高层次的立法对遗址公园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并通过中央财政拨款进行基础建设,政府在公园管理中拥有最大的主导权。我国须从行政体制和遗址所在地实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模式。在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考古遗址公园的地位,重点解决用地保障、保护补偿等难点问题,提升依法保护水平;要因地制宜,一园一策,按遗址所在区位分类进行建设;要持续加大和深化考古研究和阐释工作,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力争推出更多成果;要以考古遗址公园为抓手,通过考古实地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增加公众对考古的认识,以考古过程带动考古遗址公园的活态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城市遗产的“复写本”隐喻与再写方法探究

“复写本”与“再写”概念激发了如何以新的视角审视、保护和干预城市遗产的讨论。通过“复写本”与“悔改”艺术创作的隐喻,城市遗产得以被赋予了分层结构与文本属性。文章据此探讨了城市遗产“再写”的方法论,以及解决“痕迹与潜在结构”“历史不在场与空白”“旧文本累积叠压”三种不同遗产问题的“再写”实践案例。旨在通过以上概念、理论及实例的介绍与研究,为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的城市遗产干预与设计问题提供启示。

日本北海道、北东北的绳纹遗址群遗产化路径研究

考古学与遗产研究关系密切,尤其在对考古遗址的价值挖掘和阐释传播中体现得最为复杂和交织。在考古遗址作为考古遗产申请世界遗产的热潮下,重新从学理层面反思考古遗址、考古遗产与世界遗产等基本概念及其转化机理和实践路径,有助于在习以为常中洞见新的收获。文章以202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日本北海道、北东北的绳纹遗址群这一普遍又不普通的案例为对象,分析其从考古遗址到考古遗产、最后成为世界遗产的历程,讨论考古遗址遗产化过程的3个必要步骤,以及考古遗产申遗过程中的2个关键问题,为揭示考古学与遗产研究更深层次的关联提供支撑。

泰国帕代岩画与中国左江花山岩画的比较研究

泰国东北地区乌汶府帕代岩画系泰国代表性史前岩画之一,中国境内对其仅有零星介绍,泰国岩画与中国岩画对比性研究也不多。根据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了解泰国帕代岩画群各岩画点所处环境、题材、技法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将其与中国左江花山岩画作系统性对比后发现,两者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考古信息集锦

《让石头说话:中国史前石器研究》;陈胜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本书通过对具体石器材料的研究,以点带面,一方面,把石器考古的理论、方法与材料结合起来,进而讨论史前人类社会的文化适应变迁,建立成功的范例;另一方面,试图以石器为视角,透视中国史前史。统合不同石器研究的是作者提炼出来的一套“分层一关联的方法论”,研究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论是行之有效的。

资讯·国际

墨西哥:新莱昂洞穴遗址墨西哥东北部新莱昂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2500年前的2名青少年和1名婴儿的墓葬。遗骸可能是以捆绑方式埋葬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由淡水贝壳制成的珠子、矛头和植物遗存。法国:洞穴岩画研究团队在法国西南部的Font-de-Gaume洞穴中发现了黑色的碳基图画,描绘了马、鹿和野牛的形象。

考古信息集锦

穷物理知理。人类的尾巴如何消失的?与其他灵长类物种不同,人科猿类——包括人类、黑猩猩、大猩猩、红毛猩猩和长臂猿都没有尾巴。尾巴的消失是人类和其他猿类演化中最显著的身体变化之一。演化掉尾巴的遗传学机制一直有待阐明。《自然》2月28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报道了人类和猿类演化掉尾巴的遗传学基础。

北非地区天河石考古

通过对北非地区出土天河石的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发现在北非地区存在3个古老的天河石矿藏,即位于利比亚东南部的祖马矿、埃及东部沙漠的杰贝尔米吉夫(Jebel Migif)的北侧和杰贝尔哈法菲特(Jebel Hafafit)的西侧的两个矿区。北非地区的天河石最早于苏丹中部喀士穆地区的Shaheinab遗址被发现,随后在其他的考古挖掘中,如苏丹塞莱姆盆地R12墓地、利比亚的Fewet绿洲和埃及王朝时期都出土了天河石制品。在埃及王朝时期出土的天河石制品,大多是在贵族墓中发现的,说明它主要为贵族所使用,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同时,部分出土天河石制品的相关实验表明,有的天河石制品并不来源自上述3个古矿藏,而是其他地区的矿藏。这表示在一定的时期,北非地区存在着关于天河石的交换贸易路线,这对研究和构建北非地区贸易网络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考古学视域下希腊艺术的亚非基础

古希腊与亚非文明的关系研究历来是学界的焦点,以往的研究侧重从语言、宗教、文化视角来凸显希腊文明的兼容并蓄。本文以考古发现的物质材料和跨地域艺术交流为线索,对希腊艺术的亚非基础及所遵循的历史传统展开讨论,证明希腊艺术不是文明的突变,它是古代亚非艺术传统脉络下的延续和创新;提出希腊奇迹不是美学乌托邦,而是归因于不同文化碰撞下对传统规则的发展,且以自身特色化的结论,追溯古代亚非文化对希腊艺术精神的影响。

关于远古时期中国人工冶铜技术“西来说”

近些年来,南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考古发掘,支撑了远古中国人工冶铜技术来自西亚的“西来说”。公元前30世纪之前中国已经有了零星的人工冶铜技术,到公元前20世纪中国的人工冶铜技术逐渐普及,至铁器时代之前中国经历了繁荣发达的铜器时代,且并不存在西方社会那种因铜矿资源和高温技术的局限而导致的铜器使用量明显下降,进而不得不在很长时期内重新增加石器使用量的铜石并用时代。与西亚地区相比,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广大地区的铜矿资源分布更广泛、用于人工冶铜的烧窑温度更高(普遍达到高温冶铜所需的1000°C),因此不存在人工冶铜技术需要来自西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公元前20世纪之前北高加索及西伯利亚寒冷地带形成了气候屏障,而喜马拉雅山脉的剧烈隆升导致了由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等连接而成的地理阻拦,并存在多个沙漠地带构成的地质隔绝,这些虽未能杜绝西亚与南西伯利亚东部以及中国内地之间有限的人员和物品交流,但会阻碍人类大规模的跨越迁移及系统性技术的传播。公元前20世纪以前,并不存在把西亚的铜矿石运到南西伯利亚东部的可能,当时两地铜器化学成分的相似性或源于两地铜矿石成分较相近,或源于铜器异地重熔。在南西伯利亚东部所发现早期铜器的位置均处于与西亚之间的气候屏障和地理阻隔的东南侧,该区域更容易与中国新疆乃至中原地区,而并非与西亚地区发生密切的交流和联系。因此,远古中国人工冶铜技术“西来说”尚难成立。

金属的使用与演变至今的人类古代文明

生产力达到温饱有余的水平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前提和基础,人工冶铜技术和铜器的使用是萌生文明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而玉器的大量制作和使用则可以证明生产力水平已经实现了温饱有余。在全世界范围可确认出远古苏美尔、远古埃及、远古印度、远古中华等四大远古文明;其他文明均出现于随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所有历史上已知的文明分属于“泛环地中海文明区”和“泛东方文明区”两大范围,在公元纪年之前各种文明的演变分别在所处的大文明区内交互影响,但很难、且很少跨越两大文明区的边界。“泛东方文明区”最重要、借助发达铜器崛起的中华文明源自公元前30世纪,而“泛环地中海文明区”内具有重要影响、借助发达的铁器崛起的西方文明源自公元前13世纪的古希腊文明。

中国染缬图案的时代化发展与应用研究

通过对东亚地区出土的古代印染遗存的研究,探析东亚不同区域手工印染图案的特点。比较研究现当代染缬艺术与传统手工印染技艺,探讨现代染缬的发展趋势及可应用的方向。重点研究现代染缬艺术中图案的创新性及适用性,为染缬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和发展探索新途径和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