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府经敦煌与且末间的交流交往

且末是与西汉交往最早的西域诸国之一,因其地处西汉出敦煌通西域的南道之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尽管且末国小民少兵弱,西汉政府仍然非常重视同且末的交往和对且末的经营.但《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且末都很少,特别是与且末的交流交往记载的就更少,这些珍贵的资料就保存在敦煌悬泉汉简中,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考证分析研究,基本上恢复了西汉同且末交往交流的原貌.

中国古代西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移民与中国古代西北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是紧密相连的,人本身就是生产力,源源不断的移民的迁入,慢慢实现了边地的发展和繁荣。在移民实边的同时,屯田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同时增强了边塞的力量,简而言之,移民与屯田是历代王朝开发经营边疆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而随着移民、屯田的深入,贸易交换必然成为常态,无论是朝贡贸易,还是民间交易,都展现出了边疆与中原的互动,而互动的结果是交融。西北地区是历史时期诸宗教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场所,宗教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开放的、包容的,宗教从来不是呆板的、守旧的、顽固不化的,不同时期的宗教需要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风俗、伦理观念等相适应。

敦煌本法成讲授《瑜伽师地论》笔记的文献学考察

敦煌本法成讲授的《瑜伽师地论》笔记文献主要包括《瑜伽论手记》和《瑜伽论分门记》两部分,以此为题的写本约65个卷号,分藏于国内外等多机构。通过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写本形制、抄写形式以及文字特征等方面的梳理,概括出写本的基本面貌。因听讲人不同,就有了不同版本的笔记形式,将各写本进行比对分析,以期进一步展现讲经笔记的理论特色和价值意义。

敦煌文化遗产的智慧启示

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遗产是中国精神的重要标识和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坚毅刚强的开拓精神、文明开放的共生精神和济世安民的人文精神,不仅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交流融合、文明互鉴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更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吐蕃时期古藏文占卜文书的存量调查及其分类

吐蕃时期遗留的古藏文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就占卜类文书而言,目前存有72件,其中出自敦煌藏经洞的61件,出自吐鲁番、麻扎塔格等西域的11件,均为手抄本.以文献的载体而言,写在纸上的69件,简牍上的2件,羊肩胛骨上的1件,多为首尾残缺,内容完整的较少.按照文书的藏地而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27件,均为敦煌藏经洞出品;英国国家图书馆藏35件,其中敦煌文献33件,西域简牍2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5件,均为吐鲁番出土品;俄罗斯圣彼得堡藏2件,均为西域出土品;日本藏2件,即龙谷大学藏吐鲁番写卷1件和杏雨书屋藏敦煌写卷1件;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西域出土品1件.按照占卜的方法,可分为八大类,即鸦鸣占、十二铜子占、四面骰子占、占星术、解梦术、羊胛骨占、未记载或残缺卜法的文书和其他类.

敦煌历序中的时日宜忌申论

敦煌具注历日中,历序不仅是历日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历日的总则和纲领,总体上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历序要强调历法学“敬授民时”的性质,历日的编纂要遵行天道自然规律,反映四时节气推移,感知物候变化,体味阴阳纲纪和万物造化根源;从形而下的层面来看,历序又始终基于本年神煞活动的时间和方位规律,“检吉定凶”,提醒人们谨慎行事,远避神煞,防范各种时日杂忌,为民众准确理解历日的时间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安排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提供指南和依据。总括言之,历序既为历日之总则和锁钥,对于解读历日的社会文化意涵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敦煌论坛:敦煌学研究弘扬的世界意义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9月5日-8日,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物局主办,敦煌研究院承办的“敦煌论坛:‘敦煌学研究弘扬的世界意义’学术研讨会”在敦煌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土耳其、韩国、伊朗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相聚敦煌,共同探讨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与敦煌文化艺术传承发展。

1906-1908年法国探险家多伦在中国西部的科学考察

20世纪上半叶法国探险家多伦对中国西部的考察活动为法国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科学信息。本文通过整理多伦的书信、探险报告、有关多伦活动的探险报道,论述了多伦探险队于1906年至1908年的中国西部科学考察活动,梳理出探险队在中国云南、四川、甘肃、宁夏等地的具体考察路线。

从《开蒙要训》看敦煌地区的农业

《开蒙要训》是现今敦煌文献中所发现较为完整的一篇有关幼童启蒙的文章,其中包括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涉及诸多农业生产、手工业以及牲畜养殖的基本知识,对敦煌地区农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有助于培养敦煌地区农业的生力军以及贯彻以农为本的思想。因此,《开蒙要训》除在研究隋唐时期敦煌地区启蒙教育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外,其在研究敦煌地区的农业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敦煌文物保护与传播中数字虚拟人应用的新路径研究

目的:敦煌石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展示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变迁,还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具有极高的文物保护与传播价值。文章探讨“人文+科技”背景下敦煌文物保护与传播的新方向,研究未来的虚拟空间及先进技术、平台发展下,人类对文化的可视化想象。方法:借助数字虚拟人技术、新媒体运营等手段,用科技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敦煌文化虚拟形象的应用场景,以跨媒体叙事赋能敦煌文化数字产品的IP运营,拓展敦煌文化传播的广度和宽度。结果:目前已有数字虚拟人形象敦煌仙子伽瑶及其朋友乐乐大王、供养鹿小呦等形象,未来将逐步扩展并打造敦煌文物与保护相关的数字虚拟人IP群,构建以敦煌文物保护与敦煌文化传播为中心的元宇宙,改变单方面输出的展览体验,以互动性更强的方式,吸引更多人群沉浸式体验敦煌文化的深厚底蕴,为促进文化遗产数字可视化、数字化保护及传承创新创造更多可能。结论:利用虚拟人技术,构建具有独特敦煌文化内涵的元宇宙,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数字化进程,发掘具有敦煌文化价值内核的数字化产品,实现文物保护的多方位共进,与大众共享文物保护成果,在使公众了解敦煌石窟艺术的同时使石窟保护与现有研究成果以更加普世化的方式在当今时代绽放光彩。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是一篇比较重要的碑铭类抄本,文中主要记述功德主尚起律心儿修建圣光寺的缘由始末、其家族世系及父祖履历、尚起律心儿的重要功绩等,为我们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历史、唐蕃关系史提供可靠的文献支撑。关于这篇文献,前人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研究空间。我们运用汉藏文文献、出土碑志等材料,从文书录文、没卢氏家族、尚赞磨事迹、圣光寺等几个方面再作探讨,以期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美国敦煌基金会的历史

21世纪初,在游客数量快速增长、气候变化、城市发展造成污染加剧的情况下,莫高窟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敦煌基金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2010年,在樊院长的要求下,倪密·盖茨和李培德一起在美国特拉华州正式成立非营利组织敦煌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敦煌基金会就与敦煌研究院不断发展的需求密切相关,以支持敦煌研究院建立游客中心、举办针对中国保护学者的培训项目、举办相关展览等多种方式助力敦煌文化艺术的研究与弘扬。

谈《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在文献研究中的作用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是目前收录敦煌文献词语最丰富、考释最精当的词典。该词典不仅对敦煌研究有重要价值,在传世文献的训诂、校勘及图像文献的研究中也有很大作用。通过该词典,可对传世文献中的疑难字词做出正确的释义,可辨明文献异文的是非及异文产生的原因,可对图像中的名物给出符合当时语言习惯的定名。

敦煌印本历日的编辑刊印特点及媒介功能拓展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历日中有数件唐代印本,以及依据宋初印本而来的抄本.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作为家居日用类杂书,敦煌印本历日在内容传播上更具有民间语境特征,体现出引用摘录、图文互补和广告宣传的鲜明特点.除满足日常生活外,敦煌民众还将印本历日当作增进人际关系的"媒介物",如馈礼、收藏与借用,以及用于专业知识学习、抄写及临摹的范本.印本历日在敦煌的流通,反映了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大众文化传播的社会需要,与用作宗教信仰的印本佛经、雕版佛画一起,共同推动了唐宋雕版印刷业的兴起.

《韩擒虎话本》文本性质试探——写本原生态视角的观察

S.2144《韩擒虎话本》的文本书写和用字情况显示出,这是一个传抄本,而其祖本可能是一个听写本;文本的改字情况还显示出,写本在抄完后至少经历过一次校改.这种写本原生态的后期变异现象,在敦煌写本中具有普遍性.写本原生态视角的考察,有助于明确文本性质、厘清文本层次,有利于还原写本生成与流布的动态过程,推动变文研究的深入开展.

敦煌藏文文书IOL Tib J 731中的"血亲复仇"情节分析

IOL Tib J731号敦煌藏文文书是一份非佛教化色彩的苯教丧葬仪轨文献.为确保殡葬仪轨的有效性,在举行葬礼时需要讲述先例故事.在"rta rkyang dbye ba'i rabs la家马与野马分化的历史"的先例故事中,"血亲复仇"情节包含有丰富的内容,是"人马盟誓"的前提,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和起落."血亲复仇"虽然发生在马之间,然故事的创造者则是活生生的人,因而也是吐蕃早期历史的反映."血亲复仇"情节中并列、前后呼应等表现形式的运用,增添了仪轨故事的生动性,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殡葬仪轨作用.IOL Tib J731号仪轨文书中所出现的"血亲复仇"与丧葬仪式中马匹驮载死者去往亡地有关.此外,也可将其置于吐蕃死后世界"不死",相信杀死仇敌或可使亲人重生的背景下理解.

敦煌莫高窟洞窟内容调查研究——基于敦煌研究院早期档案资料的整理

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莫高窟洞窟内容调查工作正式启动。截至1976年,文物研究所初步摸清了莫高窟洞窟的数量和内容,完成了492个洞窟的编号,并开展了石窟档案记录工作。1995年,敦煌研究院完成了北区735个洞窟的编号及洞窟调查工作。通过对1976年之前的洞窟调查档案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莫高窟洞窟内容调查频次很高。莫高窟洞窟内容调查是一个不断完善、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最初的洞窟编号,之后的考古分期断代、造像和壁画研究,直至形成最后调查成果——《莫高窟石窟档案》。这一成果是对几十年来莫高窟洞窟调查工作的总结,也是落实文物科学保护的重要措施。

区块链技术结合数字文化资源研究——以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为例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区块链技术为文化产业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项目面对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资源开发的双重挑战,融合区块链技术为敦煌遗产保护与文化推广探索出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通过以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项目为研究对象,可以探讨区块链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面对的问题与发展方向,为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古僧侣应对疫疠策略初探——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瘟疫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社会群体性重大事件,其迅速蔓延的态势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也往往会造成心理恐慌.中古时期朝局分合,连年的战争与瘟疫使得人们更充分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暂,内心对疾疫消散、国泰民安的渴望愈发强烈.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的兴盛,让人们在面对瘟疫时有了更多精神上的选择.佛教僧侣面对疾疫时的医疗手段丰富了人们治疗疫病的实际方法,而针对疫病的佛事活动又疗愈了人心的不安.本文聚焦中古时期的僧人群体,以传世文献结合敦煌写卷等出土文献作为核心材料,考察僧侣们面对疫病时的现实方法和宗教策略,他们不仅通过咒术治愈患者所患之疫疠,还通过瞻病、施药、设立病坊等方式照顾患者,更通过宗教仪式的方式安顿人心.

从敦煌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唐五代“马文化”为中心

敦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活区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滋养了畜牧文化,马文化成为该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通过壁画呈现、文献书写、文学叙述等方式,以马文化为中心构建了唐五代特定区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